Skype对TOM查看用户信息一事道歉Soft.kuaiche.com
据路透社报道,Skype周三称Tom在线在Skype不知情的情况下监视并存储用户的文本信息.Skype是一家互联网通信公司,母公司是 eBay;Skype与Tom在线在中国设立了合营公司Tom-Skype,而Tom在线是这家合营公司的大股东.有报告披露Skype的网络通信服务对用户的聊天信息进行了监控,过滤敏感词汇,并将用户的聊天记录和用户信息存储在计算机上.这些记录很容易被第三方获取,包括中国政府.Skype随后做了道歉声明.
Skype的发言人Jennifer Caukin承认Tom在线的服务器侵犯了用户的隐私权,并声称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得到处理.
但是,这位发言人也说道Skype必须同Tom进行进一步的对话,因为Tom在Skype未同意或知情的情况下就擅自改变了隐私政策并存储了部分用户的信息.
Caukin在一封电子邮件声明中说道Skype已经在2006年公开承认,为了满足中国政府的规定,Tom设置了一些文本过滤,在不损害客户隐私权的情况下屏蔽一些Tom-Skype聊天内容.但是她说这个隐私政策已经被Tom给改变了.
Caukin说:“昨天晚上,我们得知在我们不知情或未同意的情况下,此项政策已被改变;我们对此表示极大关注”.
TOM集团是Tom-Skype大股东Tom在线的母公司.TOM集团在一封电子邮件声明中称该公司的举动符合中国政府的规定.声明说:“作为一家中国公司,我们必须遵从中国的规章制度.我们对此没有其他评论”.
多伦多公民实验室发表报告,声称Tom-Skype用户之间的文本信息以及Skype用户与 TOM-Skype用户之间的文本信息遭到监控.这些含有敏感词汇的文本以及相关信息,比如用户名称,被存储在一台网络服务器上.这个网络服务器可以被公开访问,而且只有一个加密密钥.
Skype首席执行官Josh Silverman在公司的博客上指出这份报告只涉及用户有使用TOM软件来进行文本通信的情况.他说:“如果双方都使用标准的Skype软件,那么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2008年10月8日星期三
成准强：亲历1291次列车绑死民工事件1楼 2008-10-07 16:01:01
成准强：亲历1291次列车绑死民工事件1楼 2008-10-07 16:01:01 我叫成准强，身份证号码为110221197405098334，联系方式为13250230619。我现在为2008年9月25日发生在广州至遵义的1291次列车该列车列车长致曹大和先生死亡事情做出如下情况说明。
我于2008年9月24日乘坐广州至遵义的1291次列车，列车当日晚点两个小时开始运行，于当日22点40分从广州开出。
我的车票是六车厢106号，上车后和原103号票主掉换了座位。列车开出后，我听到到我的左前方座位的一位男子大声说话，但说几句后就会安静下来。因此，我并没有在意。列车运行中，这名男子会突然站起来，大声喊几句，因为说的是地方话，所以听不明白他说什么。他站起来后，坐在他旁边的两个男子会用力将他摁下座位，但是并没有发生什么争吵或者强烈的冲突。列车运行一个小时左右，该男子又站起，做出要跳窗的姿态（注：该车为非空调车），一边大声喊叫。这时我过去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从该男子旁边两位男子了解到，他们是贵州遵义仁怀人。该男子两天前（指从9月24日推前）到广州后，晚上突然跑上高速公路，无法看管，于是他们按照他家人的要求，决定把他送回家。他姓曹，谈话的时候，曹先生只是旁若无人地坐着，并没有异常反应。
这时候，有乘客提议把曹先生绑起来。于是有人报告了乘警。
乘警过来后，大体查问了一下情况，然后通知了列车长
列车长和几个列车员过来，也询问了一下情况，就听到列车长决定要把曹先生绑起来。他们马上拿来了那种六厘米左右宽的那种封箱胶布，列车长和几个列车员手忙脚乱地把曹绑了起来。
对于列车长的决定，曹先生的同伴也是恭敬不如从命。当时绑的情况是：曹的上臂和胸部连上衣被缠绕了若干圈，膝盖以下以下缠绕了若干圈，缠的宽度大概为7-10厘米。
被捆绑以后，曹开始不断地挣扎，很快胶布开始松动，上臂的胶布松动后，曹差不多可以用手来解开这些胶布了。这个时候，列车长过来，看了情况后，于是在又在曹的手腕部位、脚踝部位缠上了胶布。这些关键部位被绑以后，曹就没有办法“自救”了。曹开始不断挣扎，不断地哀求周围的人松开他的捆绑。
他的同伴把他平放在三人的座位上，他的两个同伴坐在对面的座位看顾着曹先生，我也坐到了曹先生的对面，一边观察曹先生的实际病情，一边看能不能作些什么，一边和曹的同伴聊天了解情况。
整个晚上，曹都是不断要求解开缠的胶布，但是曹的生命还是活生生的。看他挣扎很痛苦，我不断地安抚他。这个时候，他会很温顺地顺从。
看到这样的情况，又想长时间的束缚，会很危险的。决定将此报告给列车相关人员，要求解决束缚。
到了第二天早上，即9月25日上午7点多，我去餐厅就餐，被告知7点半前没有早餐。我看到两位乘警和一位乘务员在餐车，就向乘警反映了情况，并和他们讨论了一下具体情况。
我说，解开胶布应该不会造成危害，因为曹不具有攻击性。但是乘警和乘务员都不同意我的说法，认为还是需要继续绑住。我无奈退出餐车，回到自己原先的座位上。也就是不再坐在曹的对面了。但这个时候，曹还是活泼的。
到了9点多的时候，列车长出现了——注明一下，6号车厢就靠近餐车，列车长看了看躺在凳子上的曹——再注明一下，前晚捆绑后，列车上的工作人员基本没有过问过曹先生的情况。然后说怎么松了，转身就去拿了一卷上述规格相同的黄色封箱胶过来。
我一看，顿时觉得不对劲了，马上站起来反对说，原来的捆绑已经很痛苦了，不要再绑了。列车长马上做了一番“有病推定”，他跳车怎么办？伤人怎么办？出了事，我——指笔者本人——该承担什么责任？
对此，我无言以对。马上我反问，如果捆住出了事情怎么办？列车长顿时表现很焦躁。对曹先生几个人说，好了好了，你们下一站下车。我一看他这阵势，我还真担心曹先生们被赶下车，于是我走开了，选择了可耻的沉默。
在一堆围观的乘客面前，列车长开始捆绑曹先生。这一次捆绑，列车长将曹的上躯干都绑起来了，而且因为曹的上衣已经散开，所以绑的时候，连皮带肉地绑了起来。
想起来，这是最致命的因素。在绑的时候，有位乘客说绑得太紧了，列车长骂道，你是坐着不知道腰疼！
上身绑完之后，列车长又把腿部绑了起来。我坐在座位上，觉得真是辛酸。列车长绑完之后就走了。
过了不到十分钟，我发现曹伸在凳子外面的脚不断地抽搐，接着有位女乘客说这样捆得太厉害了。我走过去就看到曹大和已经脸色苍白，浑身虚汗。于是马上跑到餐车，看到列车长和很多乘务员在一起吃饭，我很焦急地对列车长说，可能会出事啊。
列车长依然浑然不顾地说：“出了事，我负责！”我一听，立马指着该列车长说：“好，你负责，那我一定会作证！”
说完之后，我立即跑回车厢。这个时候，我已经不顾一切了。跑到曹身边的时候，我马上向周围的乘客借了小刀割开了胶布，但是这个时候，生命已经开始从曹的身上流逝，给他喂水，他已经不能吞咽了，舌头开始变色，眼睛也不转动了。
我摸他的脉搏和心跳，都已经没有了。这个时候，列车长才到现场。我说，你通知广播找医生吧。列车长通知了找医生。
我想，他已经知道出事了，只是并没有看到他有没有行动。我大声在曹的耳朵旁边喊：“兄弟，不能死啊。兄弟，回来啊！”——事实上我们素不相识。但是看到一条生活的生命在短短不到半个小时之内变成了死尸。我真恨真后悔，对于生命的离去，我会是悲哀的，但是对于在自己身边无法保留无法挽回的，真的是悔恨啊。
第一次碰到如此悲惨的事情，所有曾经以为是新闻中的事情，现在发生在我身边。我知道卷入这次事件，已经逃无可逃，避无可避了。
转者补记：我9月25日中午接到成先生电话，他情绪激动，甚至痛哭。头一天夜里，他一直在为这个被捆绑的曹先生祷告，而眼看一个生命被人不义剥夺，他无比痛苦，甚至有很深负罪感。因此下定决定，要与此不公义的行为对抗到底。
25日中午火车在广西莱宾停下，卸下尸体，成准强也同时下车到派出所报案。目前铁道方面已成立专案组处理此事。死者曹先生是贵州遵义人，家里极度贫困。目前难属估计已到达莱宾，并展开尸检。成弟兄呼吁律师朋友或者懂刑侦方面的专业人士的援助。
我于2008年9月24日乘坐广州至遵义的1291次列车，列车当日晚点两个小时开始运行，于当日22点40分从广州开出。
我的车票是六车厢106号，上车后和原103号票主掉换了座位。列车开出后，我听到到我的左前方座位的一位男子大声说话，但说几句后就会安静下来。因此，我并没有在意。列车运行中，这名男子会突然站起来，大声喊几句，因为说的是地方话，所以听不明白他说什么。他站起来后，坐在他旁边的两个男子会用力将他摁下座位，但是并没有发生什么争吵或者强烈的冲突。列车运行一个小时左右，该男子又站起，做出要跳窗的姿态（注：该车为非空调车），一边大声喊叫。这时我过去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从该男子旁边两位男子了解到，他们是贵州遵义仁怀人。该男子两天前（指从9月24日推前）到广州后，晚上突然跑上高速公路，无法看管，于是他们按照他家人的要求，决定把他送回家。他姓曹，谈话的时候，曹先生只是旁若无人地坐着，并没有异常反应。
这时候，有乘客提议把曹先生绑起来。于是有人报告了乘警。
乘警过来后，大体查问了一下情况，然后通知了列车长
列车长和几个列车员过来，也询问了一下情况，就听到列车长决定要把曹先生绑起来。他们马上拿来了那种六厘米左右宽的那种封箱胶布，列车长和几个列车员手忙脚乱地把曹绑了起来。
对于列车长的决定，曹先生的同伴也是恭敬不如从命。当时绑的情况是：曹的上臂和胸部连上衣被缠绕了若干圈，膝盖以下以下缠绕了若干圈，缠的宽度大概为7-10厘米。
被捆绑以后，曹开始不断地挣扎，很快胶布开始松动，上臂的胶布松动后，曹差不多可以用手来解开这些胶布了。这个时候，列车长过来，看了情况后，于是在又在曹的手腕部位、脚踝部位缠上了胶布。这些关键部位被绑以后，曹就没有办法“自救”了。曹开始不断挣扎，不断地哀求周围的人松开他的捆绑。
他的同伴把他平放在三人的座位上，他的两个同伴坐在对面的座位看顾着曹先生，我也坐到了曹先生的对面，一边观察曹先生的实际病情，一边看能不能作些什么，一边和曹的同伴聊天了解情况。
整个晚上，曹都是不断要求解开缠的胶布，但是曹的生命还是活生生的。看他挣扎很痛苦，我不断地安抚他。这个时候，他会很温顺地顺从。
看到这样的情况，又想长时间的束缚，会很危险的。决定将此报告给列车相关人员，要求解决束缚。
到了第二天早上，即9月25日上午7点多，我去餐厅就餐，被告知7点半前没有早餐。我看到两位乘警和一位乘务员在餐车，就向乘警反映了情况，并和他们讨论了一下具体情况。
我说，解开胶布应该不会造成危害，因为曹不具有攻击性。但是乘警和乘务员都不同意我的说法，认为还是需要继续绑住。我无奈退出餐车，回到自己原先的座位上。也就是不再坐在曹的对面了。但这个时候，曹还是活泼的。
到了9点多的时候，列车长出现了——注明一下，6号车厢就靠近餐车，列车长看了看躺在凳子上的曹——再注明一下，前晚捆绑后，列车上的工作人员基本没有过问过曹先生的情况。然后说怎么松了，转身就去拿了一卷上述规格相同的黄色封箱胶过来。
我一看，顿时觉得不对劲了，马上站起来反对说，原来的捆绑已经很痛苦了，不要再绑了。列车长马上做了一番“有病推定”，他跳车怎么办？伤人怎么办？出了事，我——指笔者本人——该承担什么责任？
对此，我无言以对。马上我反问，如果捆住出了事情怎么办？列车长顿时表现很焦躁。对曹先生几个人说，好了好了，你们下一站下车。我一看他这阵势，我还真担心曹先生们被赶下车，于是我走开了，选择了可耻的沉默。
在一堆围观的乘客面前，列车长开始捆绑曹先生。这一次捆绑，列车长将曹的上躯干都绑起来了，而且因为曹的上衣已经散开，所以绑的时候，连皮带肉地绑了起来。
想起来，这是最致命的因素。在绑的时候，有位乘客说绑得太紧了，列车长骂道，你是坐着不知道腰疼！
上身绑完之后，列车长又把腿部绑了起来。我坐在座位上，觉得真是辛酸。列车长绑完之后就走了。
过了不到十分钟，我发现曹伸在凳子外面的脚不断地抽搐，接着有位女乘客说这样捆得太厉害了。我走过去就看到曹大和已经脸色苍白，浑身虚汗。于是马上跑到餐车，看到列车长和很多乘务员在一起吃饭，我很焦急地对列车长说，可能会出事啊。
列车长依然浑然不顾地说：“出了事，我负责！”我一听，立马指着该列车长说：“好，你负责，那我一定会作证！”
说完之后，我立即跑回车厢。这个时候，我已经不顾一切了。跑到曹身边的时候，我马上向周围的乘客借了小刀割开了胶布，但是这个时候，生命已经开始从曹的身上流逝，给他喂水，他已经不能吞咽了，舌头开始变色，眼睛也不转动了。
我摸他的脉搏和心跳，都已经没有了。这个时候，列车长才到现场。我说，你通知广播找医生吧。列车长通知了找医生。
我想，他已经知道出事了，只是并没有看到他有没有行动。我大声在曹的耳朵旁边喊：“兄弟，不能死啊。兄弟，回来啊！”——事实上我们素不相识。但是看到一条生活的生命在短短不到半个小时之内变成了死尸。我真恨真后悔，对于生命的离去，我会是悲哀的，但是对于在自己身边无法保留无法挽回的，真的是悔恨啊。
第一次碰到如此悲惨的事情，所有曾经以为是新闻中的事情，现在发生在我身边。我知道卷入这次事件，已经逃无可逃，避无可避了。
转者补记：我9月25日中午接到成先生电话，他情绪激动，甚至痛哭。头一天夜里，他一直在为这个被捆绑的曹先生祷告，而眼看一个生命被人不义剥夺，他无比痛苦，甚至有很深负罪感。因此下定决定，要与此不公义的行为对抗到底。
25日中午火车在广西莱宾停下，卸下尸体，成准强也同时下车到派出所报案。目前铁道方面已成立专案组处理此事。死者曹先生是贵州遵义人，家里极度贫困。目前难属估计已到达莱宾，并展开尸检。成弟兄呼吁律师朋友或者懂刑侦方面的专业人士的援助。
前三季度基金业绩盘点 56只偏股基金被腰斩
前三季度基金业绩盘点 56只偏股基金被腰斩
“谁又会想到，去年基金上演赚钱神话，今年很多却已遭到腰斩。”面对前三季度的统计数据，基民小王颇多感慨和无奈。无可否认，伴随着大盘的持续调整，基金尤其是偏股型基金净值大幅缩水，基民损失严重。来自WIND资讯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9月30日，56只开放式偏股型基金皆被“腰斩”，这与去年动辄翻倍的收益率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两成基金被“腰斩”
上述统计数据表明，按照复权单位净值增长率计算，今年前三季度，286只开放式偏股型基金平均跌幅达到41.04%。其中，56只基金在前三季度已被“腰斩”，跌幅均超过50%，占总数比例达到19.5%。如果剔除成立时间不足三个月的次新基金，这一比例为20.4%。相比同期沪指58.69%的跌幅，这些基金的抗跌能力确实不敢恭维。
在跌幅较大的基金中，友邦华泰红利ETF排名居首，同期跌幅达到58.25%，而易方达深证100ETF、摩根士丹利华鑫基础排名紧随其后，两者的跌幅也在57%以上。此外，大成沪深300(2063.020,-39.43,-1.88%,吧)、嘉实沪深300、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长城久泰中标300、华安上证180ETF、博时裕富、中邮创业核心优选排名第四到第十位，同期跌幅也都在55.6%以上。
222只基金跌破面值
同样是来自WIND资讯的数据，在上述286只基金中，截至10月6日，其中222只基金跌破面值，占所统计基金总数的77.6%。换句话说，在目前的市场中，10只基金中已经有8只跌破面值，没有跌破面值的基金几乎成了“稀缺资源”。而就在去年，市场中的很多投资者都觉得1元基金最便宜，跌破面值根本无法想像。
从具体品种来看，“四毛区间”的基金已不在少数，粗略统计达到13只之多。其中，天治核心成长以0.4182元的单位净值，排名上述同类基金的倒数“第一”，而国泰沪深300、新世纪优选分红紧随其后，两者的单位净值均在0.43元左右徘徊。此外，海富通股票、天弘精选、华宝兴业多策略增长、大成财富管理2020、大成景阳领先、长城安心回报、广发聚丰、泰达荷银市值优选、万家和谐增长、摩根士丹利华鑫基础等基金单位净值均在0.5元以下。
与此相对应，除了华安上证180ETF外，“高价基金”阵营大幅缩减。其中，“两元基金”仅剩7只，而“三元基金”只有上投摩根阿尔法，单位净值为3.51元。同样，“四元基金”也仅剩下华夏大盘精选，净值仅为4.629元。
“另类基金”值得关注
与大多数偏股基金的萎靡相比，部分“另类基金”的表现值得关注。之所以说其“另类”，是因为其虽属偏股基金，但产品设计独具特色，尤其是抗跌性比较突出，这在第三季度的表现也比较明显。
上述基金第三季度平均跌幅达到14.15%，而汇丰晋信2016、兴业可转债、银河收益、泰达荷银风险预算表现抢眼，其中前三者的跌幅均在5%以下，泰达荷银风险预算更是获得0.41%的正收益。其实，从产品设计不难看出，兴业可转债、银河收益、泰达荷银风险预算都比较偏向债券，而汇丰晋信2016得益于生命周期特性，其股票仓位也控制的很低。
“谁又会想到，去年基金上演赚钱神话，今年很多却已遭到腰斩。”面对前三季度的统计数据，基民小王颇多感慨和无奈。无可否认，伴随着大盘的持续调整，基金尤其是偏股型基金净值大幅缩水，基民损失严重。来自WIND资讯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9月30日，56只开放式偏股型基金皆被“腰斩”，这与去年动辄翻倍的收益率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两成基金被“腰斩”
上述统计数据表明，按照复权单位净值增长率计算，今年前三季度，286只开放式偏股型基金平均跌幅达到41.04%。其中，56只基金在前三季度已被“腰斩”，跌幅均超过50%，占总数比例达到19.5%。如果剔除成立时间不足三个月的次新基金，这一比例为20.4%。相比同期沪指58.69%的跌幅，这些基金的抗跌能力确实不敢恭维。
在跌幅较大的基金中，友邦华泰红利ETF排名居首，同期跌幅达到58.25%，而易方达深证100ETF、摩根士丹利华鑫基础排名紧随其后，两者的跌幅也在57%以上。此外，大成沪深300(2063.020,-39.43,-1.88%,吧)、嘉实沪深300、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长城久泰中标300、华安上证180ETF、博时裕富、中邮创业核心优选排名第四到第十位，同期跌幅也都在55.6%以上。
222只基金跌破面值
同样是来自WIND资讯的数据，在上述286只基金中，截至10月6日，其中222只基金跌破面值，占所统计基金总数的77.6%。换句话说，在目前的市场中，10只基金中已经有8只跌破面值，没有跌破面值的基金几乎成了“稀缺资源”。而就在去年，市场中的很多投资者都觉得1元基金最便宜，跌破面值根本无法想像。
从具体品种来看，“四毛区间”的基金已不在少数，粗略统计达到13只之多。其中，天治核心成长以0.4182元的单位净值，排名上述同类基金的倒数“第一”，而国泰沪深300、新世纪优选分红紧随其后，两者的单位净值均在0.43元左右徘徊。此外，海富通股票、天弘精选、华宝兴业多策略增长、大成财富管理2020、大成景阳领先、长城安心回报、广发聚丰、泰达荷银市值优选、万家和谐增长、摩根士丹利华鑫基础等基金单位净值均在0.5元以下。
与此相对应，除了华安上证180ETF外，“高价基金”阵营大幅缩减。其中，“两元基金”仅剩7只，而“三元基金”只有上投摩根阿尔法，单位净值为3.51元。同样，“四元基金”也仅剩下华夏大盘精选，净值仅为4.629元。
“另类基金”值得关注
与大多数偏股基金的萎靡相比，部分“另类基金”的表现值得关注。之所以说其“另类”，是因为其虽属偏股基金，但产品设计独具特色，尤其是抗跌性比较突出，这在第三季度的表现也比较明显。
上述基金第三季度平均跌幅达到14.15%，而汇丰晋信2016、兴业可转债、银河收益、泰达荷银风险预算表现抢眼，其中前三者的跌幅均在5%以下，泰达荷银风险预算更是获得0.41%的正收益。其实，从产品设计不难看出，兴业可转债、银河收益、泰达荷银风险预算都比较偏向债券，而汇丰晋信2016得益于生命周期特性，其股票仓位也控制的很低。
绍兴最大印染企业江龙控股资金链断裂
绍兴最大印染企业江龙控股资金链断裂
由飞跃集团开始的浙江制造业危机，正在四处蔓延，本就生存状态不佳的浙江纺织企业更是在经受寒冷的冬季。
昨天，《第一财经日报》从多个渠道证实，绍兴最大的印染企业——浙江江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江龙控股”)已经陷入资金链危机，其公司董事长陶寿龙目前已经“出走”。根据该公司供货商们的一些说法，江龙控股的资金链断裂或将涉及高额的民间借贷，其中拖欠供货商的货款就达2亿元左右。
根据公开资料，江龙控股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大型印染企业，位于中国的纺织重镇绍兴县，旗下有浙江南方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南方科技”)、浙江江龙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下称“江龙印染”)等多家企业，其中江龙印染于2006年在新加坡主板上市，根据当时媒体的报道，江龙印染于2003年4月开始建厂，2004年8月投产，当年就实现出口2000万美元。随后，2005年销售额冲破6亿元人民币，净利润达到7000万元。在短短两年时间，江龙印染快速跻身研发、生产、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印染企业行列。
江龙控股在业内的影响力得到了公认。该公司一位供货商张先生昨天对本报记者表示，江龙控股曾在去年专门开辟了4万多平方米的生产车间，投资2.2亿元相继从韩国、日本、奥地利、瑞士等四国购置工艺各异的10条3.2米门幅家纺特宽幅印花生产线，全部投产后，其生产规模将超过目前国内最大的江阴一国有生产企业，成为国内最大的家纺特宽幅印花生产基地。
“在印花工艺上，不用说在中国，就是在全球，江龙控股的规模也是做得最大的。”张先生说。
然而，今年下半年，江龙控股却突然出现了资金链危机。刚开始，表象仅仅是拖欠供应商的货款——今年8月份，因为一直拖欠货款，供应商曾多次集中上门催讨，后在当地政府的协调下，事态没有继续发展。
供应商之一冯先生昨日向本报记者回忆，今年8月23日，江龙控股所在的开发区曾在江龙控股的会议室召开了供应商会议，“当时，公司董事长陶寿龙也在场，开发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江龙控股下属的南方科技将于9月份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因此，公司资金流紧张是暂时的，希望大家能够大力支持，帮助江龙控股渡过难关。”
“当时，江龙控股拖欠我个人的货款只有200万元左右，既然政府出面了，我们就继续供货。”冯先生说，在今年9月18日，他在江龙控股还看到了开发区给企业的“政策说明函”，该文件显示，绍兴县政府正在对江龙控股进行政策扶持，这一文件打消了他对企业能否继续生存的疑虑。
张先生证实，绍兴县柯桥开发区在给江龙控股的“政策说明函”上提到政府扶持的原因，即“帮助江龙集团走出资金困境，顺利实现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为达到上述目的，绍兴县委县政府同意了以下两点扶持政策：
第一，江龙集团(包括下属企业)为瘦身健体而剥离部分非主业资产，对双方均进行资产交易税费、生产经营税收地方留存部分政策扶持，具体视剥离资产规模、方式出台具体政策；第二，在增加现金流2亿~3亿元的基础上，同意江龙集团将南方科技位于柯桥的工业用地改为住商用地，并享受土地出让金地方留存县部分扶持政策。
迟来的政策并没有改变江龙控股资金链断裂的命运。冯先生表示，在供货到9月底之后，江龙控股拖欠他的货款就达到了500万元左右，但当时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还表示拖欠款一定归还，但在忐忑中过完国庆假期后，供货商们突然发现，陶寿龙已经联系不上。
10月6日，得知陶寿龙出走的200多名供应商在聚集在江龙控股厂区，但没有见到相关负责人，10月6日下午，供应商们派代表到绍兴县政府交涉，相关人士表示10月7日会在江龙控股的会议室协调此事。“我们去了，但是政府部门并没有相关说法，只是建议我们，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进行诉讼。”
冯先生表示，目前江龙控股已经拖欠300多位供货商的货款2亿元，目前，他们还希望通过与相关部门交涉，能给出一个说法，弥补一点损失。张先生则失落地表示，拖欠自己的货款好在数量不大，“不指望能要回来”。
由飞跃集团开始的浙江制造业危机，正在四处蔓延，本就生存状态不佳的浙江纺织企业更是在经受寒冷的冬季。
昨天，《第一财经日报》从多个渠道证实，绍兴最大的印染企业——浙江江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江龙控股”)已经陷入资金链危机，其公司董事长陶寿龙目前已经“出走”。根据该公司供货商们的一些说法，江龙控股的资金链断裂或将涉及高额的民间借贷，其中拖欠供货商的货款就达2亿元左右。
根据公开资料，江龙控股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大型印染企业，位于中国的纺织重镇绍兴县，旗下有浙江南方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南方科技”)、浙江江龙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下称“江龙印染”)等多家企业，其中江龙印染于2006年在新加坡主板上市，根据当时媒体的报道，江龙印染于2003年4月开始建厂，2004年8月投产，当年就实现出口2000万美元。随后，2005年销售额冲破6亿元人民币，净利润达到7000万元。在短短两年时间，江龙印染快速跻身研发、生产、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印染企业行列。
江龙控股在业内的影响力得到了公认。该公司一位供货商张先生昨天对本报记者表示，江龙控股曾在去年专门开辟了4万多平方米的生产车间，投资2.2亿元相继从韩国、日本、奥地利、瑞士等四国购置工艺各异的10条3.2米门幅家纺特宽幅印花生产线，全部投产后，其生产规模将超过目前国内最大的江阴一国有生产企业，成为国内最大的家纺特宽幅印花生产基地。
“在印花工艺上，不用说在中国，就是在全球，江龙控股的规模也是做得最大的。”张先生说。
然而，今年下半年，江龙控股却突然出现了资金链危机。刚开始，表象仅仅是拖欠供应商的货款——今年8月份，因为一直拖欠货款，供应商曾多次集中上门催讨，后在当地政府的协调下，事态没有继续发展。
供应商之一冯先生昨日向本报记者回忆，今年8月23日，江龙控股所在的开发区曾在江龙控股的会议室召开了供应商会议，“当时，公司董事长陶寿龙也在场，开发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江龙控股下属的南方科技将于9月份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因此，公司资金流紧张是暂时的，希望大家能够大力支持，帮助江龙控股渡过难关。”
“当时，江龙控股拖欠我个人的货款只有200万元左右，既然政府出面了，我们就继续供货。”冯先生说，在今年9月18日，他在江龙控股还看到了开发区给企业的“政策说明函”，该文件显示，绍兴县政府正在对江龙控股进行政策扶持，这一文件打消了他对企业能否继续生存的疑虑。
张先生证实，绍兴县柯桥开发区在给江龙控股的“政策说明函”上提到政府扶持的原因，即“帮助江龙集团走出资金困境，顺利实现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为达到上述目的，绍兴县委县政府同意了以下两点扶持政策：
第一，江龙集团(包括下属企业)为瘦身健体而剥离部分非主业资产，对双方均进行资产交易税费、生产经营税收地方留存部分政策扶持，具体视剥离资产规模、方式出台具体政策；第二，在增加现金流2亿~3亿元的基础上，同意江龙集团将南方科技位于柯桥的工业用地改为住商用地，并享受土地出让金地方留存县部分扶持政策。
迟来的政策并没有改变江龙控股资金链断裂的命运。冯先生表示，在供货到9月底之后，江龙控股拖欠他的货款就达到了500万元左右，但当时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还表示拖欠款一定归还，但在忐忑中过完国庆假期后，供货商们突然发现，陶寿龙已经联系不上。
10月6日，得知陶寿龙出走的200多名供应商在聚集在江龙控股厂区，但没有见到相关负责人，10月6日下午，供应商们派代表到绍兴县政府交涉，相关人士表示10月7日会在江龙控股的会议室协调此事。“我们去了，但是政府部门并没有相关说法，只是建议我们，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进行诉讼。”
冯先生表示，目前江龙控股已经拖欠300多位供货商的货款2亿元，目前，他们还希望通过与相关部门交涉，能给出一个说法，弥补一点损失。张先生则失落地表示，拖欠自己的货款好在数量不大，“不指望能要回来”。
记者博客披露娄烦垮塌事故真相惊动总理
记者博客披露娄烦垮塌事故真相惊动总理
10月6日，国务院组成了山西娄烦尖山铁矿“8·1”特别重大排土场垮塌事故调查组，对这起当初被披露为仅“造成11人死亡的山体滑坡事故”进行调查，以彻查事故中有没有瞒报谎报的行为。而调查组组长、国家安监总局副局长王德学也表态，这起事故并非当初所认为的是一起自然灾害，而是重大责任事故。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政府网站上发布的消息称，目前已经发现了41名遇难者的遗体。
王君现场指挥娄烦搜救 这起事故之所以出现了从“自然灾害”变为“重大责任事故”如此巨大的逆转，源自于《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在其博客上发表了举报信《致山西省代省长王君一封信》。
真相披露一波三折
2008年8月1日，山西省娄烦县寺沟村尖山铁矿发生了山体滑坡的事故，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有11人被埋。后此事被当地确定为一起因为山体滑坡所致的自然灾害。
8月底，《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和特约撰稿人王晓发表了《娄烦：被拖延的真相》，指出娄烦事故存在着瞒报谎报的行为，死亡人数至少在41人以上，而且事故也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一起重大责任事故。
9月14日，孙春龙在博客上发表了《致山西省代省长王君一封信》的举报信，再次指出娄烦事故中存在的问题。
9月17日，温家宝总理和国务委员马凯在“有博客刊登举报信反映8月1日山西娄烦县山体滑坡事故瞒报死亡人数”上作出了重要批示，要求山西省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山西省襄汾县新塔矿业公司“9·8”特别重大尾矿库溃坝事故调查组进行核查。
国务院山西省襄汾县新塔矿业公司“9·8”特别重大尾矿库溃坝事故调查组研究决定，由山西省人民政府组成调查组。同时，成立由国务院“9·8”特别重大事故调查组有关人员组成的“8·1”事故核查指导组。从9月22日至29日一周时间内，核清了死亡、失踪人数，累计找到了41具遇难人员遗体，另有6件残肢。
经国务院批准，10月6日，国务院山西省娄烦尖山铁矿“8·1”特别重大排土场垮塌事故调查组成立。事故调查组还邀请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同志参加。
安全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7日说，国务院山西省娄烦尖山铁矿“8·1”特别重大排土场垮塌事故调查组已把是否存在事故瞒报作为重要调查内容。
对话孙春龙
不披露这件事 是记者的失职
孙春龙，山西人，1976年生，现任《瞭望东方周刊》社会调查部主任、主笔。
记者：您如何关注娄烦事故的？
孙春龙（下简称孙）：当时我看了关于这一事故的报道，第一反应就是其中会不会存在着瞒报。网上“娄烦吧”里也说死亡人数有隐瞒。我在山西的朋友也这么说。于是，我就赶到了娄烦进行采访调查，我的同事王晓则在北京配合我的采访活动。
记者：能否介绍您在娄烦采访的情况，遇到了哪些困难和阻力？
孙：当地政府对记者采取了严查的措施。万一泄露记者身份，会被“请”出娄烦。
我在班车距离当地的检查站还有数百米的时候就下车，步行进入了娄烦，进入娄烦后，我住在工地上。在整个采访的过程中，我都是乔装采访。到事故现场的路上，也有三道关卡进行盘查，我只能绕远路，绕过关卡到现场进行采访。
记者：您整理出了41人的死者名单，这份名单是如何得到的？
孙：当时有很多家属住在当地的宾馆里，我让数十名家属把遇难亲人的名单写出来。为了核实这份名单，我的同事王晓还按照名单，一个个打电话到所在的村子里去问，最终确认了这份名单是准确无误的。
记者：您在此前已经发表了《娄烦：被拖延的真相》一文，为什么还会在博客上发表举报信？
孙：文章发表后，被很多网站转载，但所有转载文章的网页都打不开了。我在博客上发表举报信是无奈之举，因为我想真相大白于天下。
记者：您当时有没有想到您的博客举报会引起国家领导的重视？
孙：没有，只是想披露此事。记得我在采访的时候，很多家属都失声痛哭。他们在最初的时候并不信任我。他们说，很多记者都到娄烦去采访了此事，但是都没有发表报道。我向他们承诺尽最大的努力来披露此事。我忘不了家属们眼巴巴地看着我，希望我能够帮助他们的情景，如果我不披露这件事情，就是我作为一个记者的失职。
10月6日，国务院组成了山西娄烦尖山铁矿“8·1”特别重大排土场垮塌事故调查组，对这起当初被披露为仅“造成11人死亡的山体滑坡事故”进行调查，以彻查事故中有没有瞒报谎报的行为。而调查组组长、国家安监总局副局长王德学也表态，这起事故并非当初所认为的是一起自然灾害，而是重大责任事故。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政府网站上发布的消息称，目前已经发现了41名遇难者的遗体。
王君现场指挥娄烦搜救 这起事故之所以出现了从“自然灾害”变为“重大责任事故”如此巨大的逆转，源自于《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在其博客上发表了举报信《致山西省代省长王君一封信》。
真相披露一波三折
2008年8月1日，山西省娄烦县寺沟村尖山铁矿发生了山体滑坡的事故，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有11人被埋。后此事被当地确定为一起因为山体滑坡所致的自然灾害。
8月底，《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和特约撰稿人王晓发表了《娄烦：被拖延的真相》，指出娄烦事故存在着瞒报谎报的行为，死亡人数至少在41人以上，而且事故也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一起重大责任事故。
9月14日，孙春龙在博客上发表了《致山西省代省长王君一封信》的举报信，再次指出娄烦事故中存在的问题。
9月17日，温家宝总理和国务委员马凯在“有博客刊登举报信反映8月1日山西娄烦县山体滑坡事故瞒报死亡人数”上作出了重要批示，要求山西省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山西省襄汾县新塔矿业公司“9·8”特别重大尾矿库溃坝事故调查组进行核查。
国务院山西省襄汾县新塔矿业公司“9·8”特别重大尾矿库溃坝事故调查组研究决定，由山西省人民政府组成调查组。同时，成立由国务院“9·8”特别重大事故调查组有关人员组成的“8·1”事故核查指导组。从9月22日至29日一周时间内，核清了死亡、失踪人数，累计找到了41具遇难人员遗体，另有6件残肢。
经国务院批准，10月6日，国务院山西省娄烦尖山铁矿“8·1”特别重大排土场垮塌事故调查组成立。事故调查组还邀请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同志参加。
安全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7日说，国务院山西省娄烦尖山铁矿“8·1”特别重大排土场垮塌事故调查组已把是否存在事故瞒报作为重要调查内容。
对话孙春龙
不披露这件事 是记者的失职
孙春龙，山西人，1976年生，现任《瞭望东方周刊》社会调查部主任、主笔。
记者：您如何关注娄烦事故的？
孙春龙（下简称孙）：当时我看了关于这一事故的报道，第一反应就是其中会不会存在着瞒报。网上“娄烦吧”里也说死亡人数有隐瞒。我在山西的朋友也这么说。于是，我就赶到了娄烦进行采访调查，我的同事王晓则在北京配合我的采访活动。
记者：能否介绍您在娄烦采访的情况，遇到了哪些困难和阻力？
孙：当地政府对记者采取了严查的措施。万一泄露记者身份，会被“请”出娄烦。
我在班车距离当地的检查站还有数百米的时候就下车，步行进入了娄烦，进入娄烦后，我住在工地上。在整个采访的过程中，我都是乔装采访。到事故现场的路上，也有三道关卡进行盘查，我只能绕远路，绕过关卡到现场进行采访。
记者：您整理出了41人的死者名单，这份名单是如何得到的？
孙：当时有很多家属住在当地的宾馆里，我让数十名家属把遇难亲人的名单写出来。为了核实这份名单，我的同事王晓还按照名单，一个个打电话到所在的村子里去问，最终确认了这份名单是准确无误的。
记者：您在此前已经发表了《娄烦：被拖延的真相》一文，为什么还会在博客上发表举报信？
孙：文章发表后，被很多网站转载，但所有转载文章的网页都打不开了。我在博客上发表举报信是无奈之举，因为我想真相大白于天下。
记者：您当时有没有想到您的博客举报会引起国家领导的重视？
孙：没有，只是想披露此事。记得我在采访的时候，很多家属都失声痛哭。他们在最初的时候并不信任我。他们说，很多记者都到娄烦去采访了此事，但是都没有发表报道。我向他们承诺尽最大的努力来披露此事。我忘不了家属们眼巴巴地看着我，希望我能够帮助他们的情景，如果我不披露这件事情，就是我作为一个记者的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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