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防御还是主动进攻
从某个特定时间段开始，网络安全行业中出现了一个新兴的名词，那就是“主动防御”。对于此功能的出现，针对于现在网络中日趋严重以及更迭频繁的病毒出现状况来讲，似乎是一种必须了。如果谁家的杀毒软件不具备这样的功能，那么这个杀毒软件肯定就会被同行们所诟病，同时会在不同的场合去抨击其技术落后以及观念更新不够及时。
但自从2006年中开始，“主动防御”这个概念竟然成为了一种笑谈，而将这个功能沦为笑谈的恰好就是号称以研制具备超级“主动防御”功能的东方微点公司。从这段视频([url]http://mms.xutao.com/mms/8-11.wmv)[/url]中，我们可以清楚的了解整件事情的经过，徐滔所主持的节目也是相当的精彩。
从网络中查询了一些关于东方微点公司所研发的杀毒软件的相关资料，我们可以相信其公司的原始目的绝对是为了网络安全为己任的，只是其中部分实际操作研发的人似乎搞错了一些应该严格注意的概念而导致了一场非常不和谐的音乐会。这场非常不靠谱的音乐会开展下来，不仅仅毁掉了这个乐团，也刺激了听众们的耳朵，更可怕的就是颠覆了音乐所应该赋予人类的意义。东方微点田亚葵先生的手段正像是这场音乐会中的指挥那样，一把屎、一把尿的将这场闹剧喂养大了。
一个纵横网络安全业界多年的精英，一个曾经在国内首趋一指的杀软公司担任要职的骨干，竟然沦落成为今日的阶下之囚，这一点不由得令人惋惜。但是从整个事件以及所后续发生的事情来看，我们这样的怜悯似乎正是助长其犯罪脚步的彻底帮凶。东方微点田亚葵先生不仅仅是做了一件令人发指的盗窃行为那么简单，作为一名资深的网络安全业界人员竟然不知道测试病毒样本是应该在一个绝对封闭的网络环境下进行，这根本上就是一个笑谈。我们甚至完全可以有资格去怀疑他根本就是在故意去毁东方微点这家刚刚诞生的婴儿公司，同时他的盗窃行为也使很多人开始怀疑是不是失主也有目的的参与到了这场具备了颠覆意义的事情中来……这是一个可怜的失主。同时，田亚葵先生此后的行为更加为其可耻的一面增加了不少戏份儿，他竟然吵吵着“我是无辜的”、“我是被人陷害的”，当然我们不能剥夺一名罪犯在其失去自由的时候呼喊“无辜”的权力，同时我们更应该清醒的明白那些没有受到限制而肆虐于互联网的病毒真的就是因为其“无辜”的行为而流窜到网络中的。
网络安全行业本就已经是一个饱受争议的行业，曾经多少人认为杀软公司就像某些缺乏职业道德的修理自行车的人在路上摆上钉子一样制造病毒，从而使自己有机会销售自己的产品。田亚葵先生事件的出现更是为这些对于杀软行业存在这样质疑的人增加了十足的佐证，田亚葵先生的盗窃行为不仅仅使得其原公司蒙蔽着严重的经济损失，他的存在甚至开始威胁到了整个行业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用户信任度。这是一个行业的悲哀，而病毒的过多侵袭也使得不少用户连声叫苦。
太多行业内部的事情，我们已经没办法仔细的知道了，但我们绝对不能放弃追查事情真相的权力，毕竟网络安全这个事情其实是每一个网络用户都应该承担起来的责任。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讲，失主总是最为可怜的，而贼们被捉住之后都是会大叫“冤枉”的，所以放了贼却骂失主的事情是可笑以及愚蠢的，任何一个拥有智商的人是应该不会让可笑、愚蠢以及无聊的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我相信我们人类所拥有的头脑、道德以及理性的思考。
我们可以清楚的听到田亚葵先生大喊“无辜”的声音，我们也可以清楚的看到用户们对于杀软行业的质疑，我们现在所不清楚的则是整个行业一直在喊的“主动防御”究竟是“主动防御”还是“主动进攻”了……:zhutou:
2006年8月24日星期四
中国杀毒软件十年来的艰辛历程
1994年，王江民手里拿着“KV100”在中关村以两万元的价格转让销售许可，他也许还没有意识到杀毒软件的市场究竟有多大。“KV100”、“KV200”给王江民挣的钱总共不到50万。即使到了1996年，王江民停薪留职来北京的第一周就靠KV300拿到了150万元的订单后，他还是不敢确信：“没想到这么火，我原来想能挣个一两百万就不错了。”
在以后的五年里，关于王江民赚了多少钱一直是中关村乃至乃至中国软件业津津乐道的话题。好事者把王江民与新东方的俞敏洪并称为中关村的两大首富，认为王江民是亿万身家。
并由此流传了众多传说：诸如把儿子送到加拿大不回来了；现任妻子与其因财产问题分家；在北京以及老家青岛有多处地产和房产等等。
对病毒攻击的担心，将促使人们不断升级杀毒软件以最大限度地寻求保护。这种趋势预示着全球杀毒软件市场情景看好。
巨大的产业利益催化出一个成熟的市场环境，上游厂家、渠道商以及用户共同编织出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如果撇开软件杀毒的前世??防病毒卡杀毒时代，盘点这十年，本土杀毒软件行业则经历了最初的软件英雄时期以及后来的渠道、品牌战乱。技术推动进步，市场成就英雄，在技术上，杀毒软件正从杀毒转向防毒，而在市场上，江湖大佬们却从防守转向了博杀。
前世：防病毒卡
瑞星是中国反病毒软件业中一重要角色，其董事长王新有一句话：“既然我们做过全国第一，我们今天就依然有能力重新做到全国第一。而一旦我们再次确立了第一的位置，有了一次失败的教训，我们不会失误第二次。”这句话里说的曾经第一和曾经失败都和防毒卡有关。
国内出现的计算机病毒开始是1988年由软盘流入境的。有如突然之间，不少中国计算机用户发现自己的机器上经常会有一个小球状的东西在屏幕上转悠，这就是在出国出现的第一种病毒??PingPong病毒，也称小球病毒。
之后新病毒不断出现。当时国内并没有专门的部门管理，刚开始是一些程序员成了民间反病毒的中坚力量，其中不少人日后成为中国反病毒软件企业里的大梁。后来公安部组织人编写推出了中国第一款杀毒软件Kill，但由于各种原因，对病毒的处理难以适应市场要求。
防毒卡捷足先登，一度成为中国计算机防杀病毒的主要工具。
1990年4月，深圳华星公司推出华星防病毒卡，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块防毒卡。一年多后，北京瑞星公司隆重推出瑞星防病毒卡。同时间市场上知名的防病毒卡还有华能卡和新创卡。
瑞星介入以前，深圳华星一共销出了七千套，和当时五六十万台的装机量相较不成比例。瑞星1型卡开始一月也只能卖出100多套，而且存在大量不兼容问题。到了1.5型卡，硬件问题解决了，软件做到了最高水平。
1992年3月，出现了一次启动反病毒市场千载难逢的机会。当时危害最大的两种病毒：黑色星期五和米开朗基罗在同一个星期发作，媒体开始集中报道此事，中央电视台在一周之内对病毒的报道至少有五六次，一时间病毒概念被炒得沸沸扬扬。
敏锐的王新反应过来了，在宣传推广上打了一场经典战役，使得瑞星防病毒卡销售量短短两个月数倍增长。到1993年2月，瑞星防病毒卡月销量达到9000套，把一大批靠倒来倒去挣钱的公司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与此同时，华星由于体制原因，开发主创人员出走，公司内部一片混乱。瑞星抓住机会，仅用半年时间市场份额就超过了华星，成为如王新所说的中国反病毒市场上“第一”，坐上头把交椅。
这是1990年代初期，中国正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这个转化过程中，谁能够掘到第一桶金，那就是企业真正的原始积累。”面对巨大的市场诱惑，对机会的渴望让王新终于忍不住了。其时中国计算机市场只有100万台PC规模，想做大就必须拓展到其它行业。王新先后投了保健品、药品，在上海、北海、千岛湖有房地产计划，成立了一家瑞星咨询公司，还做了机器翻译产品。
敢于冒险的王新这一次并没有真正看清楚“市场经济”这个新生事物。
还没来得及体会瑞星防毒卡王者地位带来的满足，王新就得面对由于投资失误带来的阵痛。这时候，他从小就不太好的身体有所默契似的开始折磨王新，他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头疼得想往墙上撞，一个星期要吃十几片止痛药。瑞星盛极之后的颓势开始出现。
1995年10月，瑞星策划了“杀毒软件好还是防病毒卡好”的市场活动，告诉用户防病毒卡的优势，以期挽回颓势。但此时的王新也无回天之力，瑞星开始陷入长时间的低潮。
王江民高宁配
王江民和他的KV系列是中关村的一个传奇。
这位初中毕业、38岁才摸计算机、45岁才创办自己的公司、一度占领本土杀毒软件市场80%的份额、创造了300多万正版用户神话的山东汉子，在中国反病毒产业历史上留下的是一个深刻烙印。
王江民的起身几乎是跟瑞星的第一次颓势同步进行。
1994年7月，王江民推出了KV100 超级巡警。在这之前，市场上已经出现了南京信源自动化技术公司(简称南信源)推出了的VRV电脑杀毒软件以及其他一些软件公司的产品。到1995年6月KV100升级到KV200的时候，防病毒卡与杀毒软件之争开始烽烟四起。
王江民的才能在他推出KV100 超级巡警时就已显现。面对那时没有网络和光盘传播，杀毒软件经常遇到对病毒反应滞后的问题，王江民想到了在报纸上一星期公布一次新病毒特征码，让用户自己升级。KV100由此一炮打响，在反病毒市场上就像当初的瑞星防毒卡一样大受欢迎。
有了市场基础之后，王江民并没有停留在这一块，马上趁热打铁。王江民找到了黄向伟，当时黄是北京华星电脑公司的老总，在中国软件界人称“灵活人”。
两人一拍即合，华星成为KV的总代理，并取得公安部及各地公安部门的大力支持，使得KV100半年销售期共售出近1万套，KV200一年销售期共售出近20万套。与瑞星防毒卡的开始衰落形成明显对比。
黄向伟不久与王江民分手，辗转软件行业，后来去了翰林汇做软件副总，虽然仍在软件圈里，但与杀毒软件没有多大的缘分。
这个时候的王江民还在山东烟台的老家，那时他也开始认识时任中国电脑教育报广告部主任的高宁。认识高宁应该是王江民这一生中难得的一个机会，她做市场方面的才能在日后江民的发展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1996年9月，在高宁支持下，王江民带着自己设计的KV100杀毒软件闯进中关村，创造了一个一周赚得150万元的奇迹。随后，王江民在中关村扎根，创立北京江民科技公司。
当时的高宁已经是王江民的夫人。由于有KV前两个版本的大量用户基础和品牌优势，加上先期KV拥有了通畅的销售渠道，再加上高宁在市场策划以及广告宣传上的才能和资源优势，KV300的销售有了奇迹般的增长，到1997年底销售量就达50万套，遥遥领先Kill及其他杀毒软件。
任何成熟的市场都不可能允许一家独大，尤其象反病毒软件市场越往后越成“技术上无差异竞争”的局面。江民从一开始就面临挑战，比如著名的“L 事件”。
1997年7月23日，北信源、华美星际、瑞星、经纬、蓝盾5家国内反病毒软件公司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同声谴责江民。发布会上，5厂商向北京20多家新闻机构记者散发了一份“联合声明”，指称江民公司6月下旬发布的KV300L＋＋版杀毒软件含有“逻辑炸弹”，“在特定条件下对计算机实施破坏，其结果与某些计算机病毒的破坏作用相似，给众多用户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也严重败坏了中国计算机反病毒与市场的形象与声誉……江民公司为维护其自身利益不惜触犯法律，在其产品中安装逻辑炸弹，使得所有KV300用户都有可能遭受该逻辑炸弹的攻击……”
一时间舆论四起，公安部主管部门对此事给予极大关注，中央电视台晚间节目也做了相关报道，形势对江民公司十分不利。最后经过江民百般化解，北京公安局对江民公司以罚款3000元了事。
在这个危机公关中，高宁发挥了她在做广告部主任时的公关能力，不停地约见媒体，并向不少主流媒体砸下大量广告费。在随后的媒体报道中，关于这一事件有过众多的解释版本。不少媒体最后将矛头指向“KV300L＋＋中的‘逻辑炸弹’完全是竞争厂商出于不正当目的而捏造出来”。江民此役大获成功，由此开始开创杀毒软件的“江民时代”。
从1996年到1998年，王江民一时风光无限，KV300曾一度占据了市场80%的份额，将同时代的其他软件厂商远远抛在后头。
得渠道者得天下
“中国软件渠道代理商是随着KV系列产品一起成长起来的。”
对于代理商，王江民体现了一个商人应有的精明，“有钱大家一起赚”，早期代理KV系列软件的渠道商很多都赚到了钱。“那时谁不卖KV谁就是傻瓜。KV当时定价260元，最低230元，店面利润可达20%至60%，回报率非常高，经常出现排长队购买现象。”
王江民对渠道的另一个掌控手段是通过技术升级来“清理门户”。通过将KV100升级到KV200，再将KV200升到KV300，清理了开始KV代理混乱的局面，取得对渠道掌握在手的主动权。
当时市场上许多用户已经习惯了江民的KV300，说服众多用户改用瑞星已不易，但说服对技术十分了解的厂商容易。基于这种思想，瑞星选择了OEM的方式，不但将之当作公司利润来源，更把OEM当作了比广告宣传作用更大的迅速提高占有率的市场推广行为。这样瑞星一口气和联想、同创、方正、浪潮、实达、和光等十几家知名厂家以及中关村十几家中小厂商签下了OEM合同。
OEM的方式迅速为瑞星抢下了市场份额， 瑞星很巧妙地让用户产生这样的联想：既然联想、方正等国内几乎所有的知名公司都经过严格测试后选择了瑞星，那么瑞星的技术一定出色。
在实施OEM策略的同时，瑞星不忘各种能挤压竞争对手和抢夺市场份额的手段组合。尤其以针锋相对的捆绑销售的方式将VRV挤出了主流市场，使得自己能有足够的精力和机会来抢食江民的市场。
在零售市场方面，瑞星也开始了全面抢夺，第一个翻身仗是从“98新版”开始的。当时宏病毒横行，瑞星“98新版”能彻底杀干净宏病毒，又不丢失文件数据，在技术上比当时国内外的厂商领先。于是，杀宏病毒成为了“98新版”在市场上的一个卖点。
此时瑞星负责渠道的是马斌，马对分销渠道的刺激计划为期三个月。在这三个月中，有资格的大分销商可以用成本价进货，成本价和正常进货价之间的差价，全部返还给分销商用作广告促销。瑞星强大的支持给了分销商强劲的动力，瑞星8.0杀病毒软件在一周之内被分销商抢购了一万套。“开始的3个月之内，我们向零售市场发售了5万套瑞星8.0。1997年中关村十家有八家分销商不知道瑞星有杀毒软件，到1998年瑞星杀毒软件尽人皆知。”
2000年开始，瑞星进一步挥师渠道，投入重金，组建专门的渠道部，在北京设立全国市场的指挥和监控中心，并在全国设了12个办事处，将触角伸向了二、三级城市。从总部到中心城市再到渠道商以及店面，瑞星试图把各种资源整合起来，以直接面对渠道底层和用户技术支持、售后服务以及各种促销手段赢得市场。
而在此之前，江民公司却没有一个市场人员，所有的成绩都来自与产品品质、对新病毒的快速反应机制和与分销商的亲密合作。
在渠道看来，江民最能**，是店面利润的主要来源之一；瑞星最敢花钱，无论是明处的进货价和返点，还是暗处的回扣和奖励，瑞星都比江民更诱人。更重要的是，从江民进了货之后就没什么动静了，而瑞星的渠道人员总在渠道末端出没，请客吃饭做活动，并随时保持和总部沟通，服务等问题解决起来也更利索一些。因此，渠道开始倾斜，瑞星的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
2001年下半年，瑞星的出货量开始和江民持平。
金山趟浑水
真正明火执仗闯入杀毒市场拓荒的则是后进入市场的“金山毒霸”。
金山毒霸的出头当年杀毒软件界“河南帮”几个核心人物的加入不无关系。
刘杰离开河南经纬之后，拉着孟松涛在北京时代先锋做行天98，但贵为董事长的刘杰和总经理的孟松涛却怎样也熬不过资本的力量，让人感觉有点影子领导的味道，最后不得不拂袖而去。
刘杰在金山做了一年的技术顾问，参与毒霸的部分技术开发之后去了江民。孟松涛尽管没有毒霸的具体工作，不过他与公安部打关系的经验初期对产品经理冯鑫起来说，“深有启发”，加上金山在软件业摸爬滚打10多年的经验和建立的渠道，金山由此吹响进军杀毒软件的号角。
2001年8月，金山推出了配有双杀毒引擎的“金山毒霸”，在金山的产品发布会上，特别安排了一个名为“三国演义”的京剧小品，以此表明金山的野心。总经理雷军向媒体宣称：金山要在一年内进入市场三甲，三年内夺得市场第一。
2002年3月，金山软件公司在长沙召开了被媒体称为“长沙起义”的渠道商大会，广州、成都、上海等十余家地方渠道大亨门下的近100家店头签约金山授权服务店。按要求，这100家店面必须在自己的招牌下面挂上了另外的一块牌子：“‘金山毒霸’授权服务店”，并实施“金山毒霸”的“315服务公约”。回报是丰厚的，金山保证经销商在该地区内拿到最低进货价和丰厚的返点，以及其他政策支持。但这100家签约店面的销售压力也同样巨大??必须保证“金山毒霸”的出货量占所有杀毒软件的50%以上。
2001年11月，在“金山词霸”获得巨大成功的金山公司副总裁王峰受命担任毒霸事业部总经理。为了让“毒霸”快速占领市场，王峰走了一招险棋，直接用低价格将货倾销到渠道底层，绕过了那些中央一级的分销大佬，直线式的在各个区域分别选定了一家分销商。
据说，“收买”渠道的计谋最早出处，是王峰在看了电视剧《长征》之后的灵机一动，“重点突破，建立根据地；再以点带面，将根据地巩固成解放区。”
富有戏剧性的是，广州最大的软件销售商南软专卖店在3月15日第一批挂上金山毒霸广东地区授权服务中心的门楣招牌之后两天，又挂上了一块更大的瑞星的招牌，同时南软老总致电江民，如果江民公司有要求，南软可以随时挂上江民公司的牌子。一周之内三换店头，足见争夺之激烈。
金山为了在二级城市撕开市场，在产品出厂价上下足了文章。渠道人士透露：针对不同的经销商，金山的出厂价从60元到80元都有；就是在同一个出厂价的城市中，还用各种“返点”政策来吸引经销商吸纳金山毒霸。
2002年8月，金山再次使出了令业界目瞪口呆的价格杀手锏，在市场上长袖善舞的金山给这次活动起了个极具震撼力的名字：“蓝色安全革命”。金山宣布将其刚投放市场且原本定价为199元和129元的“金山毒霸2003”和“金山网镖2003”价格下降到零售价50元，如此大规模的降价在反病毒软件市场史无前例，此前，所有的单机版杀毒软件的市场零售价均在160元到200元之间。
不按牌理出牌的王峰这次打出了一连串牌，让杀毒软件的江湖变得更加有趣。
占得市场先机的厂商力图维持目前的价格和渠道体系，后来者则试图“先把水搅浑”，然后再重新洗牌。混乱的市场让所有厂商不断上演精彩的攻防转换。
市场的手
从做渠道到做市场，这对中国的杀毒软件厂商而言，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杀毒软件厂家对渠道的争夺和笼络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谁拥有渠道，谁就抢占了市场制高点。这个道理被瑞星掌门人王新悟了出来，不过，和渠道商打交道，门槛很高，“请渠道商吃饭，人家都不肯来。”王新决定从市场入手，用市场带动渠道。
王新通过当时在IT业内颇有名头的几位记者，联络了还在连邦供职、中关村公认的市场高手毛一丁。王新就在中关村一家小饭铺请毛一丁吃了顿便饭，算是认识了。毛一丁那时候喜欢为厂商撰稿，结交朋友的同时也顺便赚点稿费，于是，毛一丁写了一篇稿子，题目是《潮起潮落话瑞星》，稿子传真给了王新，王新看了说：“你的稿子写得实在是太好了，能不能把题目改成《潮落潮起话瑞星》？”这是王、毛的第一次合作。
2001年8月，王新让瑞星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的刘旭找毛一丁谈，想让他加盟瑞星，那时候，毛一丁和王峻涛刚刚玩了一把电子商务，又把中文之星的智能狂拼输入法炒得热热闹闹。王新在中关村转了一圈，看到一个输入法居然卖得很火，就从心里佩服这个小伙子的谋略和手段。
为了引进毛一丁，瑞星提上来4个副总经理，之前，瑞新只设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职位一直空缺。有“中关村策划第一人”之称的毛一丁加盟，承担的是品牌传播和市场宣传的重任，让瑞星补上了市场传播的短板。
毛一丁上任，先是发布了战略规划，接着推出了“瑞星2002版”，并且在市场利润的支持下，展开了“媒体攻略”。从中央到地方，瑞星计划周密地和媒体接触，大把花钱，广交朋友。在全国的晚报上开设专栏，发布病毒播报，建立起了一套病毒预警系统，并且大部分是“排它式”的。从而打响了瑞星的品牌战役。瑞星的市场费用也从100万一下子飚升至1000万。
瑞星通过市场品牌和口碑的铸造，绕过渠道，又最终赢得了渠道的青睐，这是一种相对温和的迂回战术。毛一丁把这称作杀毒软件“品牌营销”时代的开端。
金山采取跟随战略大玩品牌营销策略，提出了互联网第三代病毒的概念，并祭出小护士走情感诉求路线，一连串的动作让消费者眼花缭乱。
江民也意识到市场的重要性，2003年初，王江民钦点江民公司市场部负责人常进喜出任江民公司总经理，而不是之前呼声很高的技术高手刘杰。半年后，刘杰离开了江民，下落不明。
2004年春节刚过，常进喜也离开了江民公司。2001年起加盟江民的常进喜迅速崛起又突然倒下，多少有些意料之外，但也有情理之中的成分。业内人士认为：“常进喜在江民本就扮演的是瑞星毛一丁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是被拔高了。”
接替常进喜是另一个河南人，洪涛软件公司总经理杜红超。杜红超与毛一丁在资历和经验上有过而无不及，也是公认老资格的软件业市场高手，出任江民总经理一职，肩负起重新恢复江民辉煌的重任，多少有市场救市的味道。
而把持江民技术的负责人也是两位河南人：王磊和何公道，杜红超和他们曾经在洪涛软件搭档过，同为中国即时汉化软件的开山人物，相互知根知底。他们三人以及之前离开的刘杰都是当年软件河南帮六君子的成员。六君子中的其他两人周辉和李亚平也有杀毒软件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周辉是河南经纬软件的总经理，也是杀毒软件AV95的开发者；而李亚平则是交大铭泰的总工，参与交大铭泰杀毒产品东方卫士的工作。
资本的力量
在江民加强市场力度和重整研发体系的同时，金山却开始从杀毒软件市场逐步撤离。
由于金山毒霸并没取得应有的成绩，事业部总经理王峰也被调到网络游戏事业部担任常务副总经理，有意思的是，网络游戏事业部里聚集了金山三个副总裁级的人物，执行副总裁是游戏行业老牌职业经理人、在智冠等多家游戏公司闯荡的张志宏，也许是担心一山不能容二虎，金山总经理雷军亲任网络游戏事业部的总经理。按照金山的官方说法，金山找到更大的一个玉米棒(网络游戏)，所以，之前那个的玉米棒索性放弃。这样的话，在当年毒霸发布的时候也似曾相识。
金山又一次开始不断追逐新的业务方向，力求一口气吃个大胖子。对于这家盛名在外，不断以民族软件旗手为己任的软件公司来说，网络游戏是它认为的新金矿，尽管这一次它又一次以迟到者和搅局者的身份进入。
换个角度看，多年来金山炼就的超强市场能力对金山未必是好事，特别是上市梦断后，这使得其再度急功近利起来。
一直落于金山人后的铭泰也有抽身杀毒软件的意图，特别是自己成功登陆香港创业板后。对金山和铭泰这些通用软件公司来说，杀毒软件曾经是利润的大头，而现在随着市场的利润降低，自己市场份额的不够充足，撤离是一种自然的选择。
都是资本惹的祸
另一个与资本相关的故事在熊猫中国和何支涛之间发生。也是在金山的蓝色革命这场降价战中，熊猫扮演了一个逆流而上的角色，将推出的“熊猫钛金2003病毒斗牛士”将从原来的128元提价至188元，和降价唱起反调。
2003年7月21日，何支涛和他的熊猫中国团队在北京召开名为“熊猫不再沉默”的新闻发布会，这是它在中国首次以高姿态面对公众，宣布以7月2日熊猫硬件防毒墙发布和21日的铂金7.0发布为标志，熊猫的在华发展战略转向“高端为王”，主打国内高端硬件防毒墙和高端单机杀毒软件，直接切入高利润产品层面。
不过，一年后，何支涛被资本的手无情的拧掉，出局熊猫中国。很显然，他并没有达到本的要求。
时间进入到2004年，春节刚过，负责瑞星产品销售的创业元老、副总裁马斌突然离职。瑞新对于这次马斌离开的解释与一年前总经理刘旭的官方版本说明相同：因个人原因。不过，有分析认为，这是在上市压力下瑞新高层内斗的结果。
十年一梦
对中国杀毒软件产业带来巨大冲击的，还有来自国外的竞争者。
尽管国外杀毒软件杀进入大陆市场已经有相当长时间，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哪个国外产品在市场上取得权威地位。
冠群刚进中国时，曾和公安部背景的金辰公司合作，成立了冠群金辰公司，产品“Kill”曾在1998年～1999年间取得过不错的成绩，但是随着总经理王铁肩的淡出江湖，Kill也从2000年起基本退出了市场；赛门铁克的“诺顿”产品总是游走在一个月几千套的水平上，对国内权威产品几乎没有任何威胁；NAI的“Mcaffe”杀毒软件在2001年初由洪恩公司做代理，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市场成绩，双方的合作也在几个月后停止；趋势的产品由乐亿阳代理了三年，始终没能进入第一阵营，随着2000年4月乐亿阳被安氏收购，趋势杀毒软件也退出了市场。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外企的优势在于高端的企业级信息安全市场，而低端的单机版市场是国内几个主要杀毒软件厂商的地盘。
不过随着单机版市场逐渐回归理性，本土杀毒软件厂商在积累了技术与市场的同时，纷纷转向商机更大、利润更高的企业级市场。这一次，国内厂商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同门兄弟，还将面对在高端信息安全领域更有优势的国际巨头。
江民、瑞星等本土企业在企业级杀毒软件市场上的主要对手??赛门铁克公司中国区的执行总裁郑裕庆认为，企业级市场与零售用户市场相比，对于信息安全厂商而言将是完全不同的体验。
目前，本土厂商已经面向中小企业推出网络版杀毒软件，小心翼翼地进军企业级市场。新一轮竞争大戏正在拉开帷幕。
在个人用户市场，为了遏止杀毒软件行业的恶性竞争，2004年，在公安部倡议和指导下，国内的十几家反病毒厂商签订了《行业自律公约》，承诺了实施行业自律的若干条措施，不进行夸大其辞的炒作。
城头变幻大王旗。目前在杀毒软件单机版市场，格局的划分已经基本明晰，瑞星占有40%左右的市场份额，江民、金山以及其他一些厂商，瓜分了剩下的60%。十年间，杀毒软件市场从最初的江民独霸江湖，演义到如今的三强征战，再到未来与跨国巨头搏杀，杀毒软件市场煞是热闹非凡，在热闹的背后，其实还可以有许多如果与假设：
“在瑞星公司已经发展到100多人的规模的时候，我们还只有20多人，如果当时能迅速扩大公司规模，现在的市场就不会让人家抢去了”??王江民语
“品牌和价格是做市场的两个方面，当时瑞星的品牌已经很强大了，如果再从价格上阻击的话，金山是进不了杀毒这个市场的。”??毛一丁语
毕竟，杀毒软件市场在纷争之后已经开始趋于理性和成熟，厂商们比以往更加注重产品的品牌、技术和服务，营销手段也更加多样，这些要素才是杀毒软件正常发展的必备条件。
10年后的本土杀毒软件产业，需要重新经历一次阵痛。
这是一个创造梦想和财富的江湖，是一个缔造塑造英雄的时代。
1994年，王江民手里拿着“KV100”在中关村以两万元的价格转让销售许可，他也许还没有意识到杀毒软件的市场究竟有多大。“KV100”、“KV200”给王江民挣的钱总共不到50万。即使到了1996年，王江民停薪留职来北京的第一周就靠KV300拿到了150万元的订单后，他还是不敢确信：“没想到这么火，我原来想能挣个一两百万就不错了。”
在以后的五年里，关于王江民赚了多少钱一直是中关村乃至乃至中国软件业津津乐道的话题。好事者把王江民与新东方的俞敏洪并称为中关村的两大首富，认为王江民是亿万身家。
并由此流传了众多传说：诸如把儿子送到加拿大不回来了；现任妻子与其因财产问题分家；在北京以及老家青岛有多处地产和房产等等。
对病毒攻击的担心，将促使人们不断升级杀毒软件以最大限度地寻求保护。这种趋势预示着全球杀毒软件市场情景看好。
巨大的产业利益催化出一个成熟的市场环境，上游厂家、渠道商以及用户共同编织出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如果撇开软件杀毒的前世??防病毒卡杀毒时代，盘点这十年，本土杀毒软件行业则经历了最初的软件英雄时期以及后来的渠道、品牌战乱。技术推动进步，市场成就英雄，在技术上，杀毒软件正从杀毒转向防毒，而在市场上，江湖大佬们却从防守转向了博杀。
前世：防病毒卡
瑞星是中国反病毒软件业中一重要角色，其董事长王新有一句话：“既然我们做过全国第一，我们今天就依然有能力重新做到全国第一。而一旦我们再次确立了第一的位置，有了一次失败的教训，我们不会失误第二次。”这句话里说的曾经第一和曾经失败都和防毒卡有关。
国内出现的计算机病毒开始是1988年由软盘流入境的。有如突然之间，不少中国计算机用户发现自己的机器上经常会有一个小球状的东西在屏幕上转悠，这就是在出国出现的第一种病毒??PingPong病毒，也称小球病毒。
之后新病毒不断出现。当时国内并没有专门的部门管理，刚开始是一些程序员成了民间反病毒的中坚力量，其中不少人日后成为中国反病毒软件企业里的大梁。后来公安部组织人编写推出了中国第一款杀毒软件Kill，但由于各种原因，对病毒的处理难以适应市场要求。
防毒卡捷足先登，一度成为中国计算机防杀病毒的主要工具。
1990年4月，深圳华星公司推出华星防病毒卡，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块防毒卡。一年多后，北京瑞星公司隆重推出瑞星防病毒卡。同时间市场上知名的防病毒卡还有华能卡和新创卡。
瑞星介入以前，深圳华星一共销出了七千套，和当时五六十万台的装机量相较不成比例。瑞星1型卡开始一月也只能卖出100多套，而且存在大量不兼容问题。到了1.5型卡，硬件问题解决了，软件做到了最高水平。
1992年3月，出现了一次启动反病毒市场千载难逢的机会。当时危害最大的两种病毒：黑色星期五和米开朗基罗在同一个星期发作，媒体开始集中报道此事，中央电视台在一周之内对病毒的报道至少有五六次，一时间病毒概念被炒得沸沸扬扬。
敏锐的王新反应过来了，在宣传推广上打了一场经典战役，使得瑞星防病毒卡销售量短短两个月数倍增长。到1993年2月，瑞星防病毒卡月销量达到9000套，把一大批靠倒来倒去挣钱的公司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与此同时，华星由于体制原因，开发主创人员出走，公司内部一片混乱。瑞星抓住机会，仅用半年时间市场份额就超过了华星，成为如王新所说的中国反病毒市场上“第一”，坐上头把交椅。
这是1990年代初期，中国正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这个转化过程中，谁能够掘到第一桶金，那就是企业真正的原始积累。”面对巨大的市场诱惑，对机会的渴望让王新终于忍不住了。其时中国计算机市场只有100万台PC规模，想做大就必须拓展到其它行业。王新先后投了保健品、药品，在上海、北海、千岛湖有房地产计划，成立了一家瑞星咨询公司，还做了机器翻译产品。
敢于冒险的王新这一次并没有真正看清楚“市场经济”这个新生事物。
还没来得及体会瑞星防毒卡王者地位带来的满足，王新就得面对由于投资失误带来的阵痛。这时候，他从小就不太好的身体有所默契似的开始折磨王新，他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头疼得想往墙上撞，一个星期要吃十几片止痛药。瑞星盛极之后的颓势开始出现。
1995年10月，瑞星策划了“杀毒软件好还是防病毒卡好”的市场活动，告诉用户防病毒卡的优势，以期挽回颓势。但此时的王新也无回天之力，瑞星开始陷入长时间的低潮。
王江民高宁配
王江民和他的KV系列是中关村的一个传奇。
这位初中毕业、38岁才摸计算机、45岁才创办自己的公司、一度占领本土杀毒软件市场80%的份额、创造了300多万正版用户神话的山东汉子，在中国反病毒产业历史上留下的是一个深刻烙印。
王江民的起身几乎是跟瑞星的第一次颓势同步进行。
1994年7月，王江民推出了KV100 超级巡警。在这之前，市场上已经出现了南京信源自动化技术公司(简称南信源)推出了的VRV电脑杀毒软件以及其他一些软件公司的产品。到1995年6月KV100升级到KV200的时候，防病毒卡与杀毒软件之争开始烽烟四起。
王江民的才能在他推出KV100 超级巡警时就已显现。面对那时没有网络和光盘传播，杀毒软件经常遇到对病毒反应滞后的问题，王江民想到了在报纸上一星期公布一次新病毒特征码，让用户自己升级。KV100由此一炮打响，在反病毒市场上就像当初的瑞星防毒卡一样大受欢迎。
有了市场基础之后，王江民并没有停留在这一块，马上趁热打铁。王江民找到了黄向伟，当时黄是北京华星电脑公司的老总，在中国软件界人称“灵活人”。
两人一拍即合，华星成为KV的总代理，并取得公安部及各地公安部门的大力支持，使得KV100半年销售期共售出近1万套，KV200一年销售期共售出近20万套。与瑞星防毒卡的开始衰落形成明显对比。
黄向伟不久与王江民分手，辗转软件行业，后来去了翰林汇做软件副总，虽然仍在软件圈里，但与杀毒软件没有多大的缘分。
这个时候的王江民还在山东烟台的老家，那时他也开始认识时任中国电脑教育报广告部主任的高宁。认识高宁应该是王江民这一生中难得的一个机会，她做市场方面的才能在日后江民的发展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1996年9月，在高宁支持下，王江民带着自己设计的KV100杀毒软件闯进中关村，创造了一个一周赚得150万元的奇迹。随后，王江民在中关村扎根，创立北京江民科技公司。
当时的高宁已经是王江民的夫人。由于有KV前两个版本的大量用户基础和品牌优势，加上先期KV拥有了通畅的销售渠道，再加上高宁在市场策划以及广告宣传上的才能和资源优势，KV300的销售有了奇迹般的增长，到1997年底销售量就达50万套，遥遥领先Kill及其他杀毒软件。
任何成熟的市场都不可能允许一家独大，尤其象反病毒软件市场越往后越成“技术上无差异竞争”的局面。江民从一开始就面临挑战，比如著名的“L 事件”。
1997年7月23日，北信源、华美星际、瑞星、经纬、蓝盾5家国内反病毒软件公司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同声谴责江民。发布会上，5厂商向北京20多家新闻机构记者散发了一份“联合声明”，指称江民公司6月下旬发布的KV300L＋＋版杀毒软件含有“逻辑炸弹”，“在特定条件下对计算机实施破坏，其结果与某些计算机病毒的破坏作用相似，给众多用户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也严重败坏了中国计算机反病毒与市场的形象与声誉……江民公司为维护其自身利益不惜触犯法律，在其产品中安装逻辑炸弹，使得所有KV300用户都有可能遭受该逻辑炸弹的攻击……”
一时间舆论四起，公安部主管部门对此事给予极大关注，中央电视台晚间节目也做了相关报道，形势对江民公司十分不利。最后经过江民百般化解，北京公安局对江民公司以罚款3000元了事。
在这个危机公关中，高宁发挥了她在做广告部主任时的公关能力，不停地约见媒体，并向不少主流媒体砸下大量广告费。在随后的媒体报道中，关于这一事件有过众多的解释版本。不少媒体最后将矛头指向“KV300L＋＋中的‘逻辑炸弹’完全是竞争厂商出于不正当目的而捏造出来”。江民此役大获成功，由此开始开创杀毒软件的“江民时代”。
从1996年到1998年，王江民一时风光无限，KV300曾一度占据了市场80%的份额，将同时代的其他软件厂商远远抛在后头。
得渠道者得天下
“中国软件渠道代理商是随着KV系列产品一起成长起来的。”
对于代理商，王江民体现了一个商人应有的精明，“有钱大家一起赚”，早期代理KV系列软件的渠道商很多都赚到了钱。“那时谁不卖KV谁就是傻瓜。KV当时定价260元，最低230元，店面利润可达20%至60%，回报率非常高，经常出现排长队购买现象。”
王江民对渠道的另一个掌控手段是通过技术升级来“清理门户”。通过将KV100升级到KV200，再将KV200升到KV300，清理了开始KV代理混乱的局面，取得对渠道掌握在手的主动权。
当时市场上许多用户已经习惯了江民的KV300，说服众多用户改用瑞星已不易，但说服对技术十分了解的厂商容易。基于这种思想，瑞星选择了OEM的方式，不但将之当作公司利润来源，更把OEM当作了比广告宣传作用更大的迅速提高占有率的市场推广行为。这样瑞星一口气和联想、同创、方正、浪潮、实达、和光等十几家知名厂家以及中关村十几家中小厂商签下了OEM合同。
OEM的方式迅速为瑞星抢下了市场份额， 瑞星很巧妙地让用户产生这样的联想：既然联想、方正等国内几乎所有的知名公司都经过严格测试后选择了瑞星，那么瑞星的技术一定出色。
在实施OEM策略的同时，瑞星不忘各种能挤压竞争对手和抢夺市场份额的手段组合。尤其以针锋相对的捆绑销售的方式将VRV挤出了主流市场，使得自己能有足够的精力和机会来抢食江民的市场。
在零售市场方面，瑞星也开始了全面抢夺，第一个翻身仗是从“98新版”开始的。当时宏病毒横行，瑞星“98新版”能彻底杀干净宏病毒，又不丢失文件数据，在技术上比当时国内外的厂商领先。于是，杀宏病毒成为了“98新版”在市场上的一个卖点。
此时瑞星负责渠道的是马斌，马对分销渠道的刺激计划为期三个月。在这三个月中，有资格的大分销商可以用成本价进货，成本价和正常进货价之间的差价，全部返还给分销商用作广告促销。瑞星强大的支持给了分销商强劲的动力，瑞星8.0杀病毒软件在一周之内被分销商抢购了一万套。“开始的3个月之内，我们向零售市场发售了5万套瑞星8.0。1997年中关村十家有八家分销商不知道瑞星有杀毒软件，到1998年瑞星杀毒软件尽人皆知。”
2000年开始，瑞星进一步挥师渠道，投入重金，组建专门的渠道部，在北京设立全国市场的指挥和监控中心，并在全国设了12个办事处，将触角伸向了二、三级城市。从总部到中心城市再到渠道商以及店面，瑞星试图把各种资源整合起来，以直接面对渠道底层和用户技术支持、售后服务以及各种促销手段赢得市场。
而在此之前，江民公司却没有一个市场人员，所有的成绩都来自与产品品质、对新病毒的快速反应机制和与分销商的亲密合作。
在渠道看来，江民最能**，是店面利润的主要来源之一；瑞星最敢花钱，无论是明处的进货价和返点，还是暗处的回扣和奖励，瑞星都比江民更诱人。更重要的是，从江民进了货之后就没什么动静了，而瑞星的渠道人员总在渠道末端出没，请客吃饭做活动，并随时保持和总部沟通，服务等问题解决起来也更利索一些。因此，渠道开始倾斜，瑞星的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
2001年下半年，瑞星的出货量开始和江民持平。
金山趟浑水
真正明火执仗闯入杀毒市场拓荒的则是后进入市场的“金山毒霸”。
金山毒霸的出头当年杀毒软件界“河南帮”几个核心人物的加入不无关系。
刘杰离开河南经纬之后，拉着孟松涛在北京时代先锋做行天98，但贵为董事长的刘杰和总经理的孟松涛却怎样也熬不过资本的力量，让人感觉有点影子领导的味道，最后不得不拂袖而去。
刘杰在金山做了一年的技术顾问，参与毒霸的部分技术开发之后去了江民。孟松涛尽管没有毒霸的具体工作，不过他与公安部打关系的经验初期对产品经理冯鑫起来说，“深有启发”，加上金山在软件业摸爬滚打10多年的经验和建立的渠道，金山由此吹响进军杀毒软件的号角。
2001年8月，金山推出了配有双杀毒引擎的“金山毒霸”，在金山的产品发布会上，特别安排了一个名为“三国演义”的京剧小品，以此表明金山的野心。总经理雷军向媒体宣称：金山要在一年内进入市场三甲，三年内夺得市场第一。
2002年3月，金山软件公司在长沙召开了被媒体称为“长沙起义”的渠道商大会，广州、成都、上海等十余家地方渠道大亨门下的近100家店头签约金山授权服务店。按要求，这100家店面必须在自己的招牌下面挂上了另外的一块牌子：“‘金山毒霸’授权服务店”，并实施“金山毒霸”的“315服务公约”。回报是丰厚的，金山保证经销商在该地区内拿到最低进货价和丰厚的返点，以及其他政策支持。但这100家签约店面的销售压力也同样巨大??必须保证“金山毒霸”的出货量占所有杀毒软件的50%以上。
2001年11月，在“金山词霸”获得巨大成功的金山公司副总裁王峰受命担任毒霸事业部总经理。为了让“毒霸”快速占领市场，王峰走了一招险棋，直接用低价格将货倾销到渠道底层，绕过了那些中央一级的分销大佬，直线式的在各个区域分别选定了一家分销商。
据说，“收买”渠道的计谋最早出处，是王峰在看了电视剧《长征》之后的灵机一动，“重点突破，建立根据地；再以点带面，将根据地巩固成解放区。”
富有戏剧性的是，广州最大的软件销售商南软专卖店在3月15日第一批挂上金山毒霸广东地区授权服务中心的门楣招牌之后两天，又挂上了一块更大的瑞星的招牌，同时南软老总致电江民，如果江民公司有要求，南软可以随时挂上江民公司的牌子。一周之内三换店头，足见争夺之激烈。
金山为了在二级城市撕开市场，在产品出厂价上下足了文章。渠道人士透露：针对不同的经销商，金山的出厂价从60元到80元都有；就是在同一个出厂价的城市中，还用各种“返点”政策来吸引经销商吸纳金山毒霸。
2002年8月，金山再次使出了令业界目瞪口呆的价格杀手锏，在市场上长袖善舞的金山给这次活动起了个极具震撼力的名字：“蓝色安全革命”。金山宣布将其刚投放市场且原本定价为199元和129元的“金山毒霸2003”和“金山网镖2003”价格下降到零售价50元，如此大规模的降价在反病毒软件市场史无前例，此前，所有的单机版杀毒软件的市场零售价均在160元到200元之间。
不按牌理出牌的王峰这次打出了一连串牌，让杀毒软件的江湖变得更加有趣。
占得市场先机的厂商力图维持目前的价格和渠道体系，后来者则试图“先把水搅浑”，然后再重新洗牌。混乱的市场让所有厂商不断上演精彩的攻防转换。
市场的手
从做渠道到做市场，这对中国的杀毒软件厂商而言，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杀毒软件厂家对渠道的争夺和笼络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谁拥有渠道，谁就抢占了市场制高点。这个道理被瑞星掌门人王新悟了出来，不过，和渠道商打交道，门槛很高，“请渠道商吃饭，人家都不肯来。”王新决定从市场入手，用市场带动渠道。
王新通过当时在IT业内颇有名头的几位记者，联络了还在连邦供职、中关村公认的市场高手毛一丁。王新就在中关村一家小饭铺请毛一丁吃了顿便饭，算是认识了。毛一丁那时候喜欢为厂商撰稿，结交朋友的同时也顺便赚点稿费，于是，毛一丁写了一篇稿子，题目是《潮起潮落话瑞星》，稿子传真给了王新，王新看了说：“你的稿子写得实在是太好了，能不能把题目改成《潮落潮起话瑞星》？”这是王、毛的第一次合作。
2001年8月，王新让瑞星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的刘旭找毛一丁谈，想让他加盟瑞星，那时候，毛一丁和王峻涛刚刚玩了一把电子商务，又把中文之星的智能狂拼输入法炒得热热闹闹。王新在中关村转了一圈，看到一个输入法居然卖得很火，就从心里佩服这个小伙子的谋略和手段。
为了引进毛一丁，瑞星提上来4个副总经理，之前，瑞新只设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职位一直空缺。有“中关村策划第一人”之称的毛一丁加盟，承担的是品牌传播和市场宣传的重任，让瑞星补上了市场传播的短板。
毛一丁上任，先是发布了战略规划，接着推出了“瑞星2002版”，并且在市场利润的支持下，展开了“媒体攻略”。从中央到地方，瑞星计划周密地和媒体接触，大把花钱，广交朋友。在全国的晚报上开设专栏，发布病毒播报，建立起了一套病毒预警系统，并且大部分是“排它式”的。从而打响了瑞星的品牌战役。瑞星的市场费用也从100万一下子飚升至1000万。
瑞星通过市场品牌和口碑的铸造，绕过渠道，又最终赢得了渠道的青睐，这是一种相对温和的迂回战术。毛一丁把这称作杀毒软件“品牌营销”时代的开端。
金山采取跟随战略大玩品牌营销策略，提出了互联网第三代病毒的概念，并祭出小护士走情感诉求路线，一连串的动作让消费者眼花缭乱。
江民也意识到市场的重要性，2003年初，王江民钦点江民公司市场部负责人常进喜出任江民公司总经理，而不是之前呼声很高的技术高手刘杰。半年后，刘杰离开了江民，下落不明。
2004年春节刚过，常进喜也离开了江民公司。2001年起加盟江民的常进喜迅速崛起又突然倒下，多少有些意料之外，但也有情理之中的成分。业内人士认为：“常进喜在江民本就扮演的是瑞星毛一丁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是被拔高了。”
接替常进喜是另一个河南人，洪涛软件公司总经理杜红超。杜红超与毛一丁在资历和经验上有过而无不及，也是公认老资格的软件业市场高手，出任江民总经理一职，肩负起重新恢复江民辉煌的重任，多少有市场救市的味道。
而把持江民技术的负责人也是两位河南人：王磊和何公道，杜红超和他们曾经在洪涛软件搭档过，同为中国即时汉化软件的开山人物，相互知根知底。他们三人以及之前离开的刘杰都是当年软件河南帮六君子的成员。六君子中的其他两人周辉和李亚平也有杀毒软件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周辉是河南经纬软件的总经理，也是杀毒软件AV95的开发者；而李亚平则是交大铭泰的总工，参与交大铭泰杀毒产品东方卫士的工作。
资本的力量
在江民加强市场力度和重整研发体系的同时，金山却开始从杀毒软件市场逐步撤离。
由于金山毒霸并没取得应有的成绩，事业部总经理王峰也被调到网络游戏事业部担任常务副总经理，有意思的是，网络游戏事业部里聚集了金山三个副总裁级的人物，执行副总裁是游戏行业老牌职业经理人、在智冠等多家游戏公司闯荡的张志宏，也许是担心一山不能容二虎，金山总经理雷军亲任网络游戏事业部的总经理。按照金山的官方说法，金山找到更大的一个玉米棒(网络游戏)，所以，之前那个的玉米棒索性放弃。这样的话，在当年毒霸发布的时候也似曾相识。
金山又一次开始不断追逐新的业务方向，力求一口气吃个大胖子。对于这家盛名在外，不断以民族软件旗手为己任的软件公司来说，网络游戏是它认为的新金矿，尽管这一次它又一次以迟到者和搅局者的身份进入。
换个角度看，多年来金山炼就的超强市场能力对金山未必是好事，特别是上市梦断后，这使得其再度急功近利起来。
一直落于金山人后的铭泰也有抽身杀毒软件的意图，特别是自己成功登陆香港创业板后。对金山和铭泰这些通用软件公司来说，杀毒软件曾经是利润的大头，而现在随着市场的利润降低，自己市场份额的不够充足，撤离是一种自然的选择。
都是资本惹的祸
另一个与资本相关的故事在熊猫中国和何支涛之间发生。也是在金山的蓝色革命这场降价战中，熊猫扮演了一个逆流而上的角色，将推出的“熊猫钛金2003病毒斗牛士”将从原来的128元提价至188元，和降价唱起反调。
2003年7月21日，何支涛和他的熊猫中国团队在北京召开名为“熊猫不再沉默”的新闻发布会，这是它在中国首次以高姿态面对公众，宣布以7月2日熊猫硬件防毒墙发布和21日的铂金7.0发布为标志，熊猫的在华发展战略转向“高端为王”，主打国内高端硬件防毒墙和高端单机杀毒软件，直接切入高利润产品层面。
不过，一年后，何支涛被资本的手无情的拧掉，出局熊猫中国。很显然，他并没有达到本的要求。
时间进入到2004年，春节刚过，负责瑞星产品销售的创业元老、副总裁马斌突然离职。瑞新对于这次马斌离开的解释与一年前总经理刘旭的官方版本说明相同：因个人原因。不过，有分析认为，这是在上市压力下瑞新高层内斗的结果。
十年一梦
对中国杀毒软件产业带来巨大冲击的，还有来自国外的竞争者。
尽管国外杀毒软件杀进入大陆市场已经有相当长时间，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哪个国外产品在市场上取得权威地位。
冠群刚进中国时，曾和公安部背景的金辰公司合作，成立了冠群金辰公司，产品“Kill”曾在1998年～1999年间取得过不错的成绩，但是随着总经理王铁肩的淡出江湖，Kill也从2000年起基本退出了市场；赛门铁克的“诺顿”产品总是游走在一个月几千套的水平上，对国内权威产品几乎没有任何威胁；NAI的“Mcaffe”杀毒软件在2001年初由洪恩公司做代理，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市场成绩，双方的合作也在几个月后停止；趋势的产品由乐亿阳代理了三年，始终没能进入第一阵营，随着2000年4月乐亿阳被安氏收购，趋势杀毒软件也退出了市场。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外企的优势在于高端的企业级信息安全市场，而低端的单机版市场是国内几个主要杀毒软件厂商的地盘。
不过随着单机版市场逐渐回归理性，本土杀毒软件厂商在积累了技术与市场的同时，纷纷转向商机更大、利润更高的企业级市场。这一次，国内厂商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同门兄弟，还将面对在高端信息安全领域更有优势的国际巨头。
江民、瑞星等本土企业在企业级杀毒软件市场上的主要对手??赛门铁克公司中国区的执行总裁郑裕庆认为，企业级市场与零售用户市场相比，对于信息安全厂商而言将是完全不同的体验。
目前，本土厂商已经面向中小企业推出网络版杀毒软件，小心翼翼地进军企业级市场。新一轮竞争大戏正在拉开帷幕。
在个人用户市场，为了遏止杀毒软件行业的恶性竞争，2004年，在公安部倡议和指导下，国内的十几家反病毒厂商签订了《行业自律公约》，承诺了实施行业自律的若干条措施，不进行夸大其辞的炒作。
城头变幻大王旗。目前在杀毒软件单机版市场，格局的划分已经基本明晰，瑞星占有40%左右的市场份额，江民、金山以及其他一些厂商，瓜分了剩下的60%。十年间，杀毒软件市场从最初的江民独霸江湖，演义到如今的三强征战，再到未来与跨国巨头搏杀，杀毒软件市场煞是热闹非凡，在热闹的背后，其实还可以有许多如果与假设：
“在瑞星公司已经发展到100多人的规模的时候，我们还只有20多人，如果当时能迅速扩大公司规模，现在的市场就不会让人家抢去了”??王江民语
“品牌和价格是做市场的两个方面，当时瑞星的品牌已经很强大了，如果再从价格上阻击的话，金山是进不了杀毒这个市场的。”??毛一丁语
毕竟，杀毒软件市场在纷争之后已经开始趋于理性和成熟，厂商们比以往更加注重产品的品牌、技术和服务，营销手段也更加多样，这些要素才是杀毒软件正常发展的必备条件。
10年后的本土杀毒软件产业，需要重新经历一次阵痛。
这是一个创造梦想和财富的江湖，是一个缔造塑造英雄的时代。
网上传播病毒案 东方微点副总田亚葵取保候审
据东方微点公司人士消息，倍受观注“全国首例网上传播病毒案”涉案人员，东方微点公司副总，原瑞星公司副总田亚葵先生，在被关押近一年后，昨日（7月28日）下午，被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取保候审。
倍受全国各界观注的“全国首例网上传播病毒案”系由北京市公安局称于去年接到相关公司举报网络病毒爆发，而对东方微点公司进行调查，终认定系因该公司副总田亚葵所为，后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现经海淀区检察院两次退回北京市公安局补充侦查后于本周四决定取保候审。
本站资深法律人士分析：从程序上看，本案取保候审并不是检察机关最终对本案所作出的结论。根据法律规定，退回补充侦查是因为案件的证据不够充分，导致无法认定犯罪，两次退回补充侦查司法实际操作中面临着三种处理结果：1、检察机关直接作出不起诉决定；2、由公安机关主动撤回案件，作撤案处理；3、检察机关直接向法院起诉，俗称“直诉”。总之，本案目前检察机关目前尚作出最终结论。
据东方微点公司人士消息，倍受观注“全国首例网上传播病毒案”涉案人员，东方微点公司副总，原瑞星公司副总田亚葵先生，在被关押近一年后，昨日（7月28日）下午，被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取保候审。
倍受全国各界观注的“全国首例网上传播病毒案”系由北京市公安局称于去年接到相关公司举报网络病毒爆发，而对东方微点公司进行调查，终认定系因该公司副总田亚葵所为，后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现经海淀区检察院两次退回北京市公安局补充侦查后于本周四决定取保候审。
本站资深法律人士分析：从程序上看，本案取保候审并不是检察机关最终对本案所作出的结论。根据法律规定，退回补充侦查是因为案件的证据不够充分，导致无法认定犯罪，两次退回补充侦查司法实际操作中面临着三种处理结果：1、检察机关直接作出不起诉决定；2、由公安机关主动撤回案件，作撤案处理；3、检察机关直接向法院起诉，俗称“直诉”。总之，本案目前检察机关目前尚作出最终结论。
杀毒公司违规运行5000多病毒 副总田亚葵被捕
北京东方微点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微点公司）在世界首创主动防御病毒软件，打破了对于计算机病毒全世界只能被动防御的局面。然而昨天，北京警方宣布，该公司在软件研制过程中，违规在互联网上下载、运行５０００多种病毒，警方对该公司副总经理田亚葵执行逮捕。
此案在全国尚属首例。
自今年１月以来，计算机病毒一直呈上升趋势。７月５日，网监处来到微点公司检查，发现该公司正在开发研制主动杀毒技术，但未在公安机关备案，没有采取任何安全技术保护措施，还在与互联网相连的局域网内测试病毒。民警当即指出该公司存在违规问题，要求立即停止违规操作。但在随后的两次复查中，民警发现，该公司压根儿没理这茬儿。就在今年８月９日，世界首创的微点自动杀毒技术面世，公司名声大噪。
警方查明，该公司自２００５年１月成立以来，为研制、生产主动防御病毒，擅自从国家明令屏蔽的、危险度极高的国外病毒网站直接下载了２０多万个应用程序和５０００多个不同病毒，并在未采取物理隔绝等安全技术措施的情况下，在与互联网连接的局域网内进行测试、运行，将病毒传播到互联网上，对计算机网络安全造成严重危害；造成北京某著名证券公司和某管理顾问有限责任公司直接经济损失几十万元，并对北京某著名电信公司的正常业务活动造成严重干扰和巨大经济损失。
８月３０日，公安机关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将涉嫌“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程序，影响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造成严重后果”的该公司副总经理田亚葵逮捕。昨天，记者了解到，９月３０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刚刚对微点公司的网站名称进行了初步审定，微点主动防御软件的下载并没有受到影响，微点公司人员仍然在原来的知春路写字楼里正常办公。
北京东方微点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微点公司）在世界首创主动防御病毒软件，打破了对于计算机病毒全世界只能被动防御的局面。然而昨天，北京警方宣布，该公司在软件研制过程中，违规在互联网上下载、运行５０００多种病毒，警方对该公司副总经理田亚葵执行逮捕。
此案在全国尚属首例。
自今年１月以来，计算机病毒一直呈上升趋势。７月５日，网监处来到微点公司检查，发现该公司正在开发研制主动杀毒技术，但未在公安机关备案，没有采取任何安全技术保护措施，还在与互联网相连的局域网内测试病毒。民警当即指出该公司存在违规问题，要求立即停止违规操作。但在随后的两次复查中，民警发现，该公司压根儿没理这茬儿。就在今年８月９日，世界首创的微点自动杀毒技术面世，公司名声大噪。
警方查明，该公司自２００５年１月成立以来，为研制、生产主动防御病毒，擅自从国家明令屏蔽的、危险度极高的国外病毒网站直接下载了２０多万个应用程序和５０００多个不同病毒，并在未采取物理隔绝等安全技术措施的情况下，在与互联网连接的局域网内进行测试、运行，将病毒传播到互联网上，对计算机网络安全造成严重危害；造成北京某著名证券公司和某管理顾问有限责任公司直接经济损失几十万元，并对北京某著名电信公司的正常业务活动造成严重干扰和巨大经济损失。
８月３０日，公安机关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将涉嫌“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程序，影响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造成严重后果”的该公司副总经理田亚葵逮捕。昨天，记者了解到，９月３０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刚刚对微点公司的网站名称进行了初步审定，微点主动防御软件的下载并没有受到影响，微点公司人员仍然在原来的知春路写字楼里正常办公。
瑞星创始人王新、刘旭的感悟
说起瑞星，不能不说起瑞星创始人王新与刘旭。让我们感受一下他们的人生感悟！
中关村很少有失败的英雄，很少有摔倒了仍能爬起来的人，失败的人只能成为新近成功者的陪衬以及茶余饭后的谈资，只能被别人当作会议上或者文章中的经验教训。
王新是个例外！
王新事业的第一个顶点发生在1993年3月，那个月，瑞星防毒卡的月销量达到一万套，创下日销量1000套、毛利20多万元的记录。这个数字对于当时处于刚刚起步阶段的中国软件业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王新开启了中国反病毒市场，并在200多家竞争对手中成为第一。
当别人把OEM当作公司利润来源的时候，王新把OEM当作了比广告宣传作用更大的迅速提高占有率的市场推广行为。说服众多用户改用瑞星不易，但说服对技术十分了解的厂商容易。这样瑞星一口气和联想、同创、方正、浪潮、实达、和光等十几家知名厂家以及中关村十几家中小厂商签下了OEM合同。通过OEM方式，瑞星只用几个月时间就完成了三四十万套杀毒软件的销售。
OEM一方面迅速为瑞星抢下了市场份额，另一方面，也证明了瑞星杀病毒软件的技术领先。一种优秀的反病毒产品如何尽快打入零售市场？王新复出后的第二个策略是分销渠道。厂家强大的宣传支持给了分销商强劲的动力，“启动零售市场的三个月之内，我们向零售市场发售了5万套瑞星8.0，现在瑞星杀病毒软件是尽人皆知”。
和“老将不提当年勇”的思路不同，王新这次复出的想法是“既然我们做过全国第一，在200多家竞争对手中打遍天下无敌手，那么，我们今天就依然有能力重新做到全国第一。而一旦我们再次确立了第一的位置，有了一次失败的教训，我们不会失误第二次。”
瑞星杀毒软件99世纪版的推出，实现了瑞星重新成为市场第一的设想，创下我国软件月销量10万套的奇迹。
附：王新简历
1963年8月24日出生；
1984年进入中科院计算所；
1990年创办万达轻印刷世界；
1991年创办瑞星电脑科技公司并担任总经理。
1992年荣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1993年荣获北京市优秀科技企业家称号；
1994年荣获首届十大杰出青年提名奖；
1995年被授予北京市优秀青年知识分子称号。
1996年担任瑞星公司董事长至今。
再说刘旭！
“黄色的树林里有两条岔开的路，可惜我不能同时走两条路，我选择了少人行走的那条，就造成了一切的差异。”这是英国著名诗人弗罗斯特的诗。
的确，人生的每次选择都将使人的命运发生戏剧般的变化。如果当初不离开中科院，刘旭今天可能是个专家，是位颇有建树的学者，然而命运却让他走上了另一条路，他怎么也没想到离开中科院七年后的今天，他会成为中关村知名人物，更没想到他的人生从此开始谱写另一篇章。
刘旭是幸运的，因为在中关村那么多的公司里象他那样成绩卓著的似乎不多，关于这一点看看他的简历就知道了：
1987年获福建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1993年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990年被中科院数学所评为助理研究员；
1994年获国家科技成果奖；
1992年获北京地区优秀软件一等奖；
1995年被中科院软件所评为高级工程；
1993年获北京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997年再次获国家科技成果奖……
或许他原本就该是一名学者。
刘旭是幸福的，有位作家曾说过，人生最不幸的莫过于一辈子做自己不喜欢的事了。只有醉心于事业的人才能取得不断的超跃与进步，而他正是这样一种人。刘旭经常说“写程序不是人干的活”。“非常苦，苦不堪言。”
1997年，在第一个杀灭宏病毒的产品即将问世时，有将近30天时间，他每天只睡2个小时，到7月份，他的脸都是绿的。在科学院他曾经连续50天，每天搞到早上6点多，睡到10点起来，然后再干到第二天6点多，编了6万多行C语言，而且全部调通，苦不堪言。
“做程序没有自我牺牲的精神，肯定干不好，做程序就是拼命精益求精，永不满足，一定要把它做成我目前能做的最好的。”
“但做完之后，大家都承认自己做的东西确实有特色，广大用户在用，那种感觉不是用钱回报的。所以，下辈子从头再来，我可能还是写程序，程序给我带来很多乐趣。”这些都是刘旭的“格言”。
乐趣始终是他工作的源动力。
刘旭是执著的，这可能是一切天才的“通病”。
他从来没有服输过。1998年8月4日，初秋的北京刚刚去掉一点酷暑的炎热，人们牵挂着经洪水冲击的灾区人民，心中仍象在酷暑中一样燥热。作为瑞星公司的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刘旭在电脑前查看刚由研发部送来的几个新病毒样本。几个病毒在瑞星公司自行研制的解毒工具的帮助下，顷刻之间便已破解。但有一个病毒样本却迟迟未能通过，刘旭那深邃的目光立刻放出光彩。刘旭是这样一种人，他喜欢挑战，喜欢和高手较量。在近十年与计算机病毒的斗争中，每当发现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新病毒，他都会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
由于“宏”病毒的困扰，他连续二十几天每天只睡二个来小时，“宏”病毒最终败在了他的手下。“我这人很自负，很难有一个人，我是很服气他的，除了我不在意的方面，否则我一定要超过别人。”至少是写反病毒程序，刘旭永远都要求自己超过别人。“我可以吃再多的苦，可以苦不堪言，可以连天加夜地写个不停，但我不能忍受别人的反病毒程序比我强。”
“我不明白大家为什么对国外软件那么害怕，包括我看足球，我就觉得中国人缺乏一种自信，我挺欣赏求伯君，包括他卖掉别墅。中国的软件就应该破釜沉舟，看准一个东西，就勇往直前。”
就是凭着这股执著的精神，才使宏病毒、CIH、美丽莎、小贼婆等电脑杀手都成了他的手下败将。
软件产业的竞争其实是人才的竞争，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才有时能带动一个企业，刘旭就是这样一种人才，从1993年的瑞星杀毒卡到今天的世纪版，他和瑞星一起成长着。刘旭正他的智慧和对事业的狂热创意着瑞星也创意着他自己的每一段精彩人生。
说起瑞星，不能不说起瑞星创始人王新与刘旭。让我们感受一下他们的人生感悟！
中关村很少有失败的英雄，很少有摔倒了仍能爬起来的人，失败的人只能成为新近成功者的陪衬以及茶余饭后的谈资，只能被别人当作会议上或者文章中的经验教训。
王新是个例外！
王新事业的第一个顶点发生在1993年3月，那个月，瑞星防毒卡的月销量达到一万套，创下日销量1000套、毛利20多万元的记录。这个数字对于当时处于刚刚起步阶段的中国软件业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王新开启了中国反病毒市场，并在200多家竞争对手中成为第一。
当别人把OEM当作公司利润来源的时候，王新把OEM当作了比广告宣传作用更大的迅速提高占有率的市场推广行为。说服众多用户改用瑞星不易，但说服对技术十分了解的厂商容易。这样瑞星一口气和联想、同创、方正、浪潮、实达、和光等十几家知名厂家以及中关村十几家中小厂商签下了OEM合同。通过OEM方式，瑞星只用几个月时间就完成了三四十万套杀毒软件的销售。
OEM一方面迅速为瑞星抢下了市场份额，另一方面，也证明了瑞星杀病毒软件的技术领先。一种优秀的反病毒产品如何尽快打入零售市场？王新复出后的第二个策略是分销渠道。厂家强大的宣传支持给了分销商强劲的动力，“启动零售市场的三个月之内，我们向零售市场发售了5万套瑞星8.0，现在瑞星杀病毒软件是尽人皆知”。
和“老将不提当年勇”的思路不同，王新这次复出的想法是“既然我们做过全国第一，在200多家竞争对手中打遍天下无敌手，那么，我们今天就依然有能力重新做到全国第一。而一旦我们再次确立了第一的位置，有了一次失败的教训，我们不会失误第二次。”
瑞星杀毒软件99世纪版的推出，实现了瑞星重新成为市场第一的设想，创下我国软件月销量10万套的奇迹。
附：王新简历
1963年8月24日出生；
1984年进入中科院计算所；
1990年创办万达轻印刷世界；
1991年创办瑞星电脑科技公司并担任总经理。
1992年荣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1993年荣获北京市优秀科技企业家称号；
1994年荣获首届十大杰出青年提名奖；
1995年被授予北京市优秀青年知识分子称号。
1996年担任瑞星公司董事长至今。
再说刘旭！
“黄色的树林里有两条岔开的路，可惜我不能同时走两条路，我选择了少人行走的那条，就造成了一切的差异。”这是英国著名诗人弗罗斯特的诗。
的确，人生的每次选择都将使人的命运发生戏剧般的变化。如果当初不离开中科院，刘旭今天可能是个专家，是位颇有建树的学者，然而命运却让他走上了另一条路，他怎么也没想到离开中科院七年后的今天，他会成为中关村知名人物，更没想到他的人生从此开始谱写另一篇章。
刘旭是幸运的，因为在中关村那么多的公司里象他那样成绩卓著的似乎不多，关于这一点看看他的简历就知道了：
1987年获福建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1993年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990年被中科院数学所评为助理研究员；
1994年获国家科技成果奖；
1992年获北京地区优秀软件一等奖；
1995年被中科院软件所评为高级工程；
1993年获北京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997年再次获国家科技成果奖……
或许他原本就该是一名学者。
刘旭是幸福的，有位作家曾说过，人生最不幸的莫过于一辈子做自己不喜欢的事了。只有醉心于事业的人才能取得不断的超跃与进步，而他正是这样一种人。刘旭经常说“写程序不是人干的活”。“非常苦，苦不堪言。”
1997年，在第一个杀灭宏病毒的产品即将问世时，有将近30天时间，他每天只睡2个小时，到7月份，他的脸都是绿的。在科学院他曾经连续50天，每天搞到早上6点多，睡到10点起来，然后再干到第二天6点多，编了6万多行C语言，而且全部调通，苦不堪言。
“做程序没有自我牺牲的精神，肯定干不好，做程序就是拼命精益求精，永不满足，一定要把它做成我目前能做的最好的。”
“但做完之后，大家都承认自己做的东西确实有特色，广大用户在用，那种感觉不是用钱回报的。所以，下辈子从头再来，我可能还是写程序，程序给我带来很多乐趣。”这些都是刘旭的“格言”。
乐趣始终是他工作的源动力。
刘旭是执著的，这可能是一切天才的“通病”。
他从来没有服输过。1998年8月4日，初秋的北京刚刚去掉一点酷暑的炎热，人们牵挂着经洪水冲击的灾区人民，心中仍象在酷暑中一样燥热。作为瑞星公司的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刘旭在电脑前查看刚由研发部送来的几个新病毒样本。几个病毒在瑞星公司自行研制的解毒工具的帮助下，顷刻之间便已破解。但有一个病毒样本却迟迟未能通过，刘旭那深邃的目光立刻放出光彩。刘旭是这样一种人，他喜欢挑战，喜欢和高手较量。在近十年与计算机病毒的斗争中，每当发现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新病毒，他都会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
由于“宏”病毒的困扰，他连续二十几天每天只睡二个来小时，“宏”病毒最终败在了他的手下。“我这人很自负，很难有一个人，我是很服气他的，除了我不在意的方面，否则我一定要超过别人。”至少是写反病毒程序，刘旭永远都要求自己超过别人。“我可以吃再多的苦，可以苦不堪言，可以连天加夜地写个不停，但我不能忍受别人的反病毒程序比我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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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星VS微点,网络战争黑幕大公开！！！！！！！！！
[转帖]-瑞星VS微点,网络战争黑幕大公开！！！！！！！！！
刚帮副经理的机器GHOST回来,终于有时间来写这两天想说的一些东西了...
平时工作有接触到杀毒软件,墙,IDS之类的,所以较关注此方面消息,去年底就在新浪科技版看到"微点传播病毒案"的帖子了,当时也是有点惊奇,刘旭的名号很大,瑞星就是他的作品(我公司有买瑞星企业版),按理说,他这样的"老鸟"应该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了...几天前又看到又有人发这个老新闻出来,闲来无事,再看一遍,发现!!! 大家有发现没?
大家一起来当下福尔摩斯吧~~~
【...8月30日，警方将涉嫌“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程序影响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造成严重后果”的该公司副总经理田亚葵刑拘。据悉，警方将在对该公司进行进一步调查后，做出行政处罚。...】
疑点1：
日期是2005年的8月30日，今天是2006年5月15日
注意一句话“警方将在对该公司进行进一步调查后，做出行政处罚”，都过去快1年了，还没有调查完？警方的办案效率如此之低？
这不禁让我联想起几年前一起类似的事件：H为-VS-G湾，从手足决裂成对手，GW想上市，HW用尽“一切手段”阻止GW上市，GW被拖了好些年,迟迟无法上市(现在还在斗)。。。大家再回过头来想想现在这茬事是不是很相似?
(关于 H为与G湾的事情,大家去GOOGLE一下...)
疑点2：我到微点的官方网站看到，微点的法人代表是刘旭，按理应该拘留刘旭吧？怎么被抓的却是田亚葵？
大家记不记得，刘旭从瑞星离开那时候的消息！下面一段消息从搜狐看到，写得很深刻，大家去看下，
http://it.sohu.com/87/10/article209141087.shtml
连贯的想一想，从刘旭创造了业界奇迹后，到“资本家”战胜“技术家”而被迫从瑞星离职，到刘旭开发微点主动防御软件，再到“放毒案”，难道真的是“祸不单行”？还是其中有猫腻？分析下吧：
刘旭用他的技术专精，把当时临危倒闭的瑞星救了回来，获得了中国单机版市场60%的份额，推上了国内杀毒界的龙头地位，成了瑞星的精神领袖，瑞星的最大股东兼董事长王新，精明的选择了让贤，事成后，过河拆桥，以此来巩固自己临危的霸主地位！
刘旭被迫离开了瑞星，自己成立公司研发了微点主动防御软件，世界首创行为杀毒技术，中央电视台还对其做了专访，正当他开始大展宏图，创立属于自己的一番事业的时候，微点公司被网监处查出“传播病毒”。。。平常人都想得到，这样的一位在业界十多年的人，会盲目到不知道这个基本规矩？
只有一个原因：竞争对手的打压！可是谁又跟他有这么大的仇恨呢？最大嫌疑人就是“瑞星”！为什么要对他进行打压呢？一个原因：恐慌！我对微点主动防御软件了解不深，不好去评论好坏，但这种杀毒方式必定是今后杀毒的趋势！瑞星是刘旭的作品，瑞星人最了解刘旭的技术含量了，所以怕自己的龙头地位不保，选择了消灭对手！但是在这个业内混，多少要留点余地，俗话说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如果真的做得太绝，把刘旭抓了，怕瑞星的名声就这么臭了~~~所以，精明的王新选择了从“田亚葵”下手，以此来扳倒微点！(通过网上查找，我还发现，田亚葵居然曾是瑞星公司的副总裁!)这中间王新是收买了什么人，还是用什么手段，我们不得而知，只是觉得“心寒”！够绝！
我相信每个中国人都有着强烈的正义感！当然，我们没有能力为微点平反，我也只能以我的正义感来写这篇文章，从心理上支持刘旭！支持微点！
（不知不觉写了2个多小时，希望大家用极少的时间帮忙Ctrl+C,Ctrl+V,转到其他论坛,请注明原文来自"天涯社区",谢谢!）
我始终相信正义终究会战胜邪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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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帮副经理的机器GHOST回来,终于有时间来写这两天想说的一些东西了...
平时工作有接触到杀毒软件,墙,IDS之类的,所以较关注此方面消息,去年底就在新浪科技版看到"微点传播病毒案"的帖子了,当时也是有点惊奇,刘旭的名号很大,瑞星就是他的作品(我公司有买瑞星企业版),按理说,他这样的"老鸟"应该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了...几天前又看到又有人发这个老新闻出来,闲来无事,再看一遍,发现!!! 大家有发现没?
大家一起来当下福尔摩斯吧~~~
【...8月30日，警方将涉嫌“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程序影响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造成严重后果”的该公司副总经理田亚葵刑拘。据悉，警方将在对该公司进行进一步调查后，做出行政处罚。...】
疑点1：
日期是2005年的8月30日，今天是2006年5月15日
注意一句话“警方将在对该公司进行进一步调查后，做出行政处罚”，都过去快1年了，还没有调查完？警方的办案效率如此之低？
这不禁让我联想起几年前一起类似的事件：H为-VS-G湾，从手足决裂成对手，GW想上市，HW用尽“一切手段”阻止GW上市，GW被拖了好些年,迟迟无法上市(现在还在斗)。。。大家再回过头来想想现在这茬事是不是很相似?
(关于 H为与G湾的事情,大家去GOOGLE一下...)
疑点2：我到微点的官方网站看到，微点的法人代表是刘旭，按理应该拘留刘旭吧？怎么被抓的却是田亚葵？
大家记不记得，刘旭从瑞星离开那时候的消息！下面一段消息从搜狐看到，写得很深刻，大家去看下，
http://it.sohu.com/87/10/article209141087.shtml
连贯的想一想，从刘旭创造了业界奇迹后，到“资本家”战胜“技术家”而被迫从瑞星离职，到刘旭开发微点主动防御软件，再到“放毒案”，难道真的是“祸不单行”？还是其中有猫腻？分析下吧：
刘旭用他的技术专精，把当时临危倒闭的瑞星救了回来，获得了中国单机版市场60%的份额，推上了国内杀毒界的龙头地位，成了瑞星的精神领袖，瑞星的最大股东兼董事长王新，精明的选择了让贤，事成后，过河拆桥，以此来巩固自己临危的霸主地位！
刘旭被迫离开了瑞星，自己成立公司研发了微点主动防御软件，世界首创行为杀毒技术，中央电视台还对其做了专访，正当他开始大展宏图，创立属于自己的一番事业的时候，微点公司被网监处查出“传播病毒”。。。平常人都想得到，这样的一位在业界十多年的人，会盲目到不知道这个基本规矩？
只有一个原因：竞争对手的打压！可是谁又跟他有这么大的仇恨呢？最大嫌疑人就是“瑞星”！为什么要对他进行打压呢？一个原因：恐慌！我对微点主动防御软件了解不深，不好去评论好坏，但这种杀毒方式必定是今后杀毒的趋势！瑞星是刘旭的作品，瑞星人最了解刘旭的技术含量了，所以怕自己的龙头地位不保，选择了消灭对手！但是在这个业内混，多少要留点余地，俗话说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如果真的做得太绝，把刘旭抓了，怕瑞星的名声就这么臭了~~~所以，精明的王新选择了从“田亚葵”下手，以此来扳倒微点！(通过网上查找，我还发现，田亚葵居然曾是瑞星公司的副总裁!)这中间王新是收买了什么人，还是用什么手段，我们不得而知，只是觉得“心寒”！够绝！
我相信每个中国人都有着强烈的正义感！当然，我们没有能力为微点平反，我也只能以我的正义感来写这篇文章，从心理上支持刘旭！支持微点！
（不知不觉写了2个多小时，希望大家用极少的时间帮忙Ctrl+C,Ctrl+V,转到其他论坛,请注明原文来自"天涯社区",谢谢!）
我始终相信正义终究会战胜邪恶的！
瑞星 刘旭
瑞星刘旭辞职疑跟上市受阻有关
3月5日，搜狐IT记者获悉，国内最大的杀毒软件企业之一的瑞星公司总裁刘旭突然宣布辞职。来自瑞星公司内部的说法是，刘旭是因为“身体健康原因”提请辞呈。随即公司总裁一职改由公司董事长王新兼任。对于行业中人来讲，“身体健康”是最方便，最通常的托词和“无可奉告”没什么区别。于是，业内疯传，刘旭被“干掉了”。
此事过于突然，就连瑞星的竞争对手也感到不可思意。前一段时间关于金山副总裁“王峰”要离职的消息，四处传播，没想忽然变成“刘旭走人”。瑞星的竞争对手，也无奈地摇头道：没有想到。
就在有关刘旭辞职事件被媒体披露出来之后，记者想通过电话采访有关事主，但发现瑞星公司董事长王新和刚刚辞职的刘旭的手机都已经处于关机状态。瑞星公司副总裁毛一丁在接受搜狐记者采访时说：“刘旭确实是因为健康原因才决定辞去总裁职务的。去年年中，刘旭就心脏早博，并且已经影响到正常的工作。”
“现在公司的工作由王新总裁来主持，我们已经重新把发展战略拟定了下来，现在所有的工作正在按照这个新的战略来进行。”毛一丁说。
不过毛一丁的这句话令记者产生了疑问：瑞星是什么时候重新制定了发展战略的？为什么要重新制定发展战略？以前也就是刘旭做总裁的时候的发展战略难道有什么问题吗？改变战略是不是跟刘旭辞职有关？（
瑞星刘旭辞职疑跟上市受阻有关
3月5日，搜狐IT记者获悉，国内最大的杀毒软件企业之一的瑞星公司总裁刘旭突然宣布辞职。来自瑞星公司内部的说法是，刘旭是因为“身体健康原因”提请辞呈。随即公司总裁一职改由公司董事长王新兼任。对于行业中人来讲，“身体健康”是最方便，最通常的托词和“无可奉告”没什么区别。于是，业内疯传，刘旭被“干掉了”。
此事过于突然，就连瑞星的竞争对手也感到不可思意。前一段时间关于金山副总裁“王峰”要离职的消息，四处传播，没想忽然变成“刘旭走人”。瑞星的竞争对手，也无奈地摇头道：没有想到。
就在有关刘旭辞职事件被媒体披露出来之后，记者想通过电话采访有关事主，但发现瑞星公司董事长王新和刚刚辞职的刘旭的手机都已经处于关机状态。瑞星公司副总裁毛一丁在接受搜狐记者采访时说：“刘旭确实是因为健康原因才决定辞去总裁职务的。去年年中，刘旭就心脏早博，并且已经影响到正常的工作。”
“现在公司的工作由王新总裁来主持，我们已经重新把发展战略拟定了下来，现在所有的工作正在按照这个新的战略来进行。”毛一丁说。
不过毛一丁的这句话令记者产生了疑问：瑞星是什么时候重新制定了发展战略的？为什么要重新制定发展战略？以前也就是刘旭做总裁的时候的发展战略难道有什么问题吗？改变战略是不是跟刘旭辞职有关？（
刘旭重出江湖刷新反病毒核心技术 五项创新
我国在主动防御计算机病毒的核心技术研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反病毒专家刘旭基于对国际国内反病毒实践和当前网络病毒肆虐趋势的深入分析，在国际反病毒领域率先创立“监控并举，动态防护”主动防御体系，并依据这套体系研制成功国际领先的微点主动防御软件，实现了反病毒核心技术的重大突 破。
伴随网络在全球的飞速应用，利用网络技术、以网络为载体频频暴发的间谍程序、蠕虫病毒、游戏木马、邮件病毒、QQ病毒、MSN病毒、黑客程序等网络新病毒，已经颠覆了传统的病毒概念。与传统病毒相比，网络病毒呈现传播速度空前、数量与种类剧增、全球性暴发、攻击途径多样化、以利益获取为目的、造成损失具灾难性等突出特点，使杀毒软件面临严峻挑战。
今年5月，刘旭在反病毒领域率先提出滞后杀毒难担网络防御重任，杀毒软件亟待克服滞后杀毒重大缺陷，应尽快研制主动防御型产品的学术观点，并指出“病毒主动防御技术”已成为反病毒软件发展趋势和全球反病毒厂商新的竞争焦点，反病毒领域应跳出传统技术路线，尽快研制以程序行为自动监控、程序行为自动分析、程序行为自动诊断为新思路的主动防御型产品。
刘旭自筹资金，带领北京东方微点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科研人员，采用“程序行为自主分析判定”技术，自主研制成功了国际上首套全新技术的主动防御软件，同时申请6项国家专利。微点主动防御软件实现了动态仿真反病毒专家系统，自动准确判定新病毒、程序行为监控并举、自动提取特征值实现多重防护、可视化显示监控信息五项核心技术突破，实现了对新病毒的提前防御。
微点技术人员经过20多万个应用程序和5000多个不同病毒的测试表明，微点主动防御软件不仅对众多应用程序具有良好的兼容性，而且捕获新病毒的能力也非常强，误报率极低，基本不影响其他应用程序的正常运行。科技部火炬中心7月中旬组织计算机专家对微点主动防御软件的核心技术进行的技术质询结论认为，“软件采用行为识别和特征识别技术，实现了对计算机病毒、蠕虫、木马等恶意攻击行为的主动防御，较好地解决了现有产品或系统以被动防御为主、识别未知攻击行为能力弱的缺陷，在技术上有较大创新。”
我国在主动防御计算机病毒的核心技术研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反病毒专家刘旭基于对国际国内反病毒实践和当前网络病毒肆虐趋势的深入分析，在国际反病毒领域率先创立“监控并举，动态防护”主动防御体系，并依据这套体系研制成功国际领先的微点主动防御软件，实现了反病毒核心技术的重大突 破。
伴随网络在全球的飞速应用，利用网络技术、以网络为载体频频暴发的间谍程序、蠕虫病毒、游戏木马、邮件病毒、QQ病毒、MSN病毒、黑客程序等网络新病毒，已经颠覆了传统的病毒概念。与传统病毒相比，网络病毒呈现传播速度空前、数量与种类剧增、全球性暴发、攻击途径多样化、以利益获取为目的、造成损失具灾难性等突出特点，使杀毒软件面临严峻挑战。
今年5月，刘旭在反病毒领域率先提出滞后杀毒难担网络防御重任，杀毒软件亟待克服滞后杀毒重大缺陷，应尽快研制主动防御型产品的学术观点，并指出“病毒主动防御技术”已成为反病毒软件发展趋势和全球反病毒厂商新的竞争焦点，反病毒领域应跳出传统技术路线，尽快研制以程序行为自动监控、程序行为自动分析、程序行为自动诊断为新思路的主动防御型产品。
刘旭自筹资金，带领北京东方微点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科研人员，采用“程序行为自主分析判定”技术，自主研制成功了国际上首套全新技术的主动防御软件，同时申请6项国家专利。微点主动防御软件实现了动态仿真反病毒专家系统，自动准确判定新病毒、程序行为监控并举、自动提取特征值实现多重防护、可视化显示监控信息五项核心技术突破，实现了对新病毒的提前防御。
微点技术人员经过20多万个应用程序和5000多个不同病毒的测试表明，微点主动防御软件不仅对众多应用程序具有良好的兼容性，而且捕获新病毒的能力也非常强，误报率极低，基本不影响其他应用程序的正常运行。科技部火炬中心7月中旬组织计算机专家对微点主动防御软件的核心技术进行的技术质询结论认为，“软件采用行为识别和特征识别技术，实现了对计算机病毒、蠕虫、木马等恶意攻击行为的主动防御，较好地解决了现有产品或系统以被动防御为主、识别未知攻击行为能力弱的缺陷，在技术上有较大创新。”
刘旭和王新
刘旭是中科院数学所出了名的程序高手，所以，刘旭的很多同学上中关村办公司时都会喊刘旭一声，问他愿不愿意一起干，此时，刘旭总是笑着摇摇头。刘旭觉得他们和王新相比好像缺了点什么。
----刘旭和王新相识之初，王新一直在生病，大约一个月时间里，王新都是夜里输液，白天工作。此种干劲让刘旭很佩服。
----王新考中戏的时候认识一个老师,老无所依，王新将他接过来，赡养送终。刘旭觉得“非亲非故”的，王新能这样做很不容易。
----很多时候，两个人事业上合作的前提是人格上的相互认可。
----王新看中刘旭的时候，刘旭还没有开发防病毒卡，但王新认为刘旭今后一定能成大事，就在1991年初，聘刘旭做为科技顾问，5月，聘刘旭为瑞星兼职总工程师。王新看长远。
----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刘旭一直没有加入瑞星，包括开发瑞星防病毒卡都是兼职性质。
----1993年，刘旭离开中科院数学所的时候，脑子里一片空白。既然选择了离开，刘旭决不后悔，但业已习惯了的科研生活突然要放弃，刘旭心里总觉得有点“那个”。但离开数学所之前，刘旭没找王新商量，刘旭觉得“最重要的决定要自己做”，免得“日后后悔的时候，牵扯上人家就没意思了。”
----1997年，在瑞星最困难的时刻，刘旭对王新说，“我刘旭之所以没走，是因为我认为你王新依然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这句话对当时非常需要鼓励的王新是莫大的鼓励。
----刘旭开发的反病毒产品是瑞星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赚钱的产品，当王新拿着防病毒卡赚来的钱四处投资，而且还不挣钱的时候，刘旭没有抱怨过王新。在刘旭看来，王新是企业家，作为企业家的王新，“既然能投资防病毒卡，为什么不能投资其他业务？”
----直到今天，刘旭依旧对王新说，RS500的选题没有错，“关键在于开发过程中，将主要精力花在了看到竞争产品有一个新功能，就往RS500中加这个新功能，而不是尽快完善已有的核心功能，以致于产品总是处于不稳定状态，从1991年一直托到1993年才上市。到了1993年，软件汉字开始流行，作为汉卡的RS500失去了市场机会。”
----刘旭自己开发产品不是这样，当瑞星Ⅰ型卡尚且没有做完的时候，瑞星Ⅱ卡的设计思路他已经想好了，但刘旭一定是先将Ⅰ型卡推向市场再说，而不是用Ⅱ卡取代Ⅰ卡。刘旭很清楚一个产品只要能满足当前市场需要就是好产品，用不着尽善尽美。
----基于刘旭对市场的感觉总被验证是正确的，王新说他和刘旭之间的合作不能笼统地称为技术人员和经营人员的合作。“刘旭从技术人员发展到总工，再发展到总经理，而我从市场经理过渡到了董事长的角色。”
----王新与刘旭1989年相识，1991年合作，共同经历了瑞星从小到大，由盛转衰，又东升再起的过程，共同经历了瑞星由民营企业到现代企业的转变。
----在中关村，合了散，散了合的大环境下，刘旭与王新10年不散，而且这10年中，有成功也有失败，这些都是导致分手的导火索。刘旭与王新以及马斌、田亚奎业已形成的团队精神是瑞星生命力所在，是瑞星优于作坊式反病毒公司的根本所在。王新曾经说过，瑞星的今天是大家通力合作的结果，刘旭也说过，“中国软件企业要做大，必须要解决合作和自信的问题。”
刘旭是中科院数学所出了名的程序高手，所以，刘旭的很多同学上中关村办公司时都会喊刘旭一声，问他愿不愿意一起干，此时，刘旭总是笑着摇摇头。刘旭觉得他们和王新相比好像缺了点什么。
----刘旭和王新相识之初，王新一直在生病，大约一个月时间里，王新都是夜里输液，白天工作。此种干劲让刘旭很佩服。
----王新考中戏的时候认识一个老师,老无所依，王新将他接过来，赡养送终。刘旭觉得“非亲非故”的，王新能这样做很不容易。
----很多时候，两个人事业上合作的前提是人格上的相互认可。
----王新看中刘旭的时候，刘旭还没有开发防病毒卡，但王新认为刘旭今后一定能成大事，就在1991年初，聘刘旭做为科技顾问，5月，聘刘旭为瑞星兼职总工程师。王新看长远。
----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刘旭一直没有加入瑞星，包括开发瑞星防病毒卡都是兼职性质。
----1993年，刘旭离开中科院数学所的时候，脑子里一片空白。既然选择了离开，刘旭决不后悔，但业已习惯了的科研生活突然要放弃，刘旭心里总觉得有点“那个”。但离开数学所之前，刘旭没找王新商量，刘旭觉得“最重要的决定要自己做”，免得“日后后悔的时候，牵扯上人家就没意思了。”
----1997年，在瑞星最困难的时刻，刘旭对王新说，“我刘旭之所以没走，是因为我认为你王新依然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这句话对当时非常需要鼓励的王新是莫大的鼓励。
----刘旭开发的反病毒产品是瑞星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赚钱的产品，当王新拿着防病毒卡赚来的钱四处投资，而且还不挣钱的时候，刘旭没有抱怨过王新。在刘旭看来，王新是企业家，作为企业家的王新，“既然能投资防病毒卡，为什么不能投资其他业务？”
----直到今天，刘旭依旧对王新说，RS500的选题没有错，“关键在于开发过程中，将主要精力花在了看到竞争产品有一个新功能，就往RS500中加这个新功能，而不是尽快完善已有的核心功能，以致于产品总是处于不稳定状态，从1991年一直托到1993年才上市。到了1993年，软件汉字开始流行，作为汉卡的RS500失去了市场机会。”
----刘旭自己开发产品不是这样，当瑞星Ⅰ型卡尚且没有做完的时候，瑞星Ⅱ卡的设计思路他已经想好了，但刘旭一定是先将Ⅰ型卡推向市场再说，而不是用Ⅱ卡取代Ⅰ卡。刘旭很清楚一个产品只要能满足当前市场需要就是好产品，用不着尽善尽美。
----基于刘旭对市场的感觉总被验证是正确的，王新说他和刘旭之间的合作不能笼统地称为技术人员和经营人员的合作。“刘旭从技术人员发展到总工，再发展到总经理，而我从市场经理过渡到了董事长的角色。”
----王新与刘旭1989年相识，1991年合作，共同经历了瑞星从小到大，由盛转衰，又东升再起的过程，共同经历了瑞星由民营企业到现代企业的转变。
----在中关村，合了散，散了合的大环境下，刘旭与王新10年不散，而且这10年中，有成功也有失败，这些都是导致分手的导火索。刘旭与王新以及马斌、田亚奎业已形成的团队精神是瑞星生命力所在，是瑞星优于作坊式反病毒公司的根本所在。王新曾经说过，瑞星的今天是大家通力合作的结果，刘旭也说过，“中国软件企业要做大，必须要解决合作和自信的问题。”
刘旭“悲情”出局 瑞星挥起裁员大刀
2002年，对瑞星而言，是一个收获年，单机版杀毒软件渠道销售旺盛，网络版初露锋芒。2003年刚开头，刘旭，瑞星公司总裁，一个典型的以技术出身的管理人，带着他的梦想，10年间对瑞星的期望，黯然消失在而今的反病毒市场，剩下的只有无数人的哀叹和不解，没有人会明白一个曾经那么钟情于事业的人的离开，是什么滋味，只有他自己能体会，但不能说，或许这就是规则，无情的后面更多的是无奈和悲哀。
3月5日下午1点，新浪科技最先报道刘旭辞职的消息后，业界一片沸然。而瑞星所给出的“健康原因”显然不能让大家接受这个事实，与此相佐证的是，刘旭曾经的豪言壮志，瑞星引领国内杀毒软件市场的决心。经历了2002年一整年的思考，刘旭的毅力依然，而瑞星变了，瑞星的技术在冲击海外市场，甚至上市的大策略中，变的黯然无光，技术不再是瑞星现在所需要的，或者说不是特别重要的，于是，刘旭在这场公司发展策略的博弈中出局了，有人说，“刘旭被干掉了！”。
知情人士透露，在瑞星公司内部存在着两个派系，公司总裁刘旭是其中技术倡导的坚定者，2003年，瑞星面向企业级用户的网络版产品刚刚起色，刘旭需要继续加强技术研发力量，而面对冲击海外市场的大趋势，瑞星不仅想进一步扩大市场，上市也成了瑞星今年的第一大目标，业内人士透露，瑞星的上市工作已进入辅导期，并且紧张进行。一边是用户，继续加强瑞星的技术底层，包括行业市场的开发，一边是市场，在这两个派系的争夺中，刘旭感觉到很疲惫，很累，没有必要在这样耗下去，所以他退出了。
“刘旭是最后自愿退出的，辞掉总裁的职位，但保留股份！”，一位了解瑞星公司的人向新浪科技表示，早在年前的时候基本已经定下来了，刘旭的去意已决。
然而，接下来的消息让我们感到震撼，“刘旭刚刚辞职以后，瑞星公司整个系统集成部门的人员全部被裁掉，其中包括系统集成部的总经理，瑞星为每人发了不到5000元的补偿金，走人！”，一名刚刚从瑞星“出来”的人证实了这一消息。
同时他还透露，系统集成部的人大部分都是刘旭的“亲密”手下，余外，同时被裁掉的还有销售部的1/3的员工，大约二十多人，加起来总共被裁减的员工超过40多人。如果真有此事，瑞星管理层的行动可谓干净利索，而瑞星公司市场人员对此则坚决否定。
据传，此前，刘旭曾提出继续增加50名技术研发人员，特别是网络版市场刚刚开启，2003年也将面临不小的竞争，系统集成部很大程度承担着这部分的任务，而董事长王新则坚决反对。
3月5日，当我们联系到瑞星副总裁毛一丁时，他正在忙着策划瑞星新一轮的单机版杀毒软件促销活动，“继续巩固渠道市场，更好的帮助代理商来销售产品！”，谈到瑞星新年的第一轮市场行动，毛显得颇为自信。然而就在瑞星干的热火潮天的时候，总裁刘旭的悄然引退不能说不给人们更多的想法。
1978年，刘旭穿着棉大衣走进零下5度的机房，当时他是中科院数学所里的计算机程序高手。在刘旭的脑袋里，根深蒂固的是，搞计算机是科研和学问，不可能跟商品和金钱联系在一起。1989年底，王新第一次找到刘旭，问他能否把TNT固化为一张反病毒卡，刘旭看了一眼，“如果做的话，肯定比别人做的好，但我没有时间”，王新吃了闭门羹，而刘旭的脑袋也不再那么固执，他的兴趣在技术，反病毒让他觉得是个挑战，“三顾茅庐”之后，刘旭终于答应出山，93年4月，防病毒卡月销量突破一万套，市场占有率超过80%。
2002年，在瑞星公司的股份比例中，我们发现，董事长王新个人股份远远超出了当初以“技术”加盟的刘旭。一位曾经采访过刘旭的记者表示，刘旭不是一个健谈的人，也不是特别注重个人形象，对他来说，技术是他的兴趣，反病毒是他的事业，瑞星也是他的孩子，基于身体原因辞职，让人很难接受。
“刘旭的辞职让人感觉到很压抑，也给痛心，在国内很多软件公司可能都存在着这样的境况，在公司发展的过程中，技术人员往往很容易受到资本的挫伤，这是一种行业的影射。”他表示。
如果刘旭没有遇到王新，他不会选择离开中科院，刘旭也不可能成为国内少有的反病毒专家，更不会成为当今中关村炙手可热的人物。那么，而今“刘旭的引退”是不是也该为他划上一个句号？
2002年，对瑞星而言，是一个收获年，单机版杀毒软件渠道销售旺盛，网络版初露锋芒。2003年刚开头，刘旭，瑞星公司总裁，一个典型的以技术出身的管理人，带着他的梦想，10年间对瑞星的期望，黯然消失在而今的反病毒市场，剩下的只有无数人的哀叹和不解，没有人会明白一个曾经那么钟情于事业的人的离开，是什么滋味，只有他自己能体会，但不能说，或许这就是规则，无情的后面更多的是无奈和悲哀。
3月5日下午1点，新浪科技最先报道刘旭辞职的消息后，业界一片沸然。而瑞星所给出的“健康原因”显然不能让大家接受这个事实，与此相佐证的是，刘旭曾经的豪言壮志，瑞星引领国内杀毒软件市场的决心。经历了2002年一整年的思考，刘旭的毅力依然，而瑞星变了，瑞星的技术在冲击海外市场，甚至上市的大策略中，变的黯然无光，技术不再是瑞星现在所需要的，或者说不是特别重要的，于是，刘旭在这场公司发展策略的博弈中出局了，有人说，“刘旭被干掉了！”。
知情人士透露，在瑞星公司内部存在着两个派系，公司总裁刘旭是其中技术倡导的坚定者，2003年，瑞星面向企业级用户的网络版产品刚刚起色，刘旭需要继续加强技术研发力量，而面对冲击海外市场的大趋势，瑞星不仅想进一步扩大市场，上市也成了瑞星今年的第一大目标，业内人士透露，瑞星的上市工作已进入辅导期，并且紧张进行。一边是用户，继续加强瑞星的技术底层，包括行业市场的开发，一边是市场，在这两个派系的争夺中，刘旭感觉到很疲惫，很累，没有必要在这样耗下去，所以他退出了。
“刘旭是最后自愿退出的，辞掉总裁的职位，但保留股份！”，一位了解瑞星公司的人向新浪科技表示，早在年前的时候基本已经定下来了，刘旭的去意已决。
然而，接下来的消息让我们感到震撼，“刘旭刚刚辞职以后，瑞星公司整个系统集成部门的人员全部被裁掉，其中包括系统集成部的总经理，瑞星为每人发了不到5000元的补偿金，走人！”，一名刚刚从瑞星“出来”的人证实了这一消息。
同时他还透露，系统集成部的人大部分都是刘旭的“亲密”手下，余外，同时被裁掉的还有销售部的1/3的员工，大约二十多人，加起来总共被裁减的员工超过40多人。如果真有此事，瑞星管理层的行动可谓干净利索，而瑞星公司市场人员对此则坚决否定。
据传，此前，刘旭曾提出继续增加50名技术研发人员，特别是网络版市场刚刚开启，2003年也将面临不小的竞争，系统集成部很大程度承担着这部分的任务，而董事长王新则坚决反对。
3月5日，当我们联系到瑞星副总裁毛一丁时，他正在忙着策划瑞星新一轮的单机版杀毒软件促销活动，“继续巩固渠道市场，更好的帮助代理商来销售产品！”，谈到瑞星新年的第一轮市场行动，毛显得颇为自信。然而就在瑞星干的热火潮天的时候，总裁刘旭的悄然引退不能说不给人们更多的想法。
1978年，刘旭穿着棉大衣走进零下5度的机房，当时他是中科院数学所里的计算机程序高手。在刘旭的脑袋里，根深蒂固的是，搞计算机是科研和学问，不可能跟商品和金钱联系在一起。1989年底，王新第一次找到刘旭，问他能否把TNT固化为一张反病毒卡，刘旭看了一眼，“如果做的话，肯定比别人做的好，但我没有时间”，王新吃了闭门羹，而刘旭的脑袋也不再那么固执，他的兴趣在技术，反病毒让他觉得是个挑战，“三顾茅庐”之后，刘旭终于答应出山，93年4月，防病毒卡月销量突破一万套，市场占有率超过80%。
2002年，在瑞星公司的股份比例中，我们发现，董事长王新个人股份远远超出了当初以“技术”加盟的刘旭。一位曾经采访过刘旭的记者表示，刘旭不是一个健谈的人，也不是特别注重个人形象，对他来说，技术是他的兴趣，反病毒是他的事业，瑞星也是他的孩子，基于身体原因辞职，让人很难接受。
“刘旭的辞职让人感觉到很压抑，也给痛心，在国内很多软件公司可能都存在着这样的境况，在公司发展的过程中，技术人员往往很容易受到资本的挫伤，这是一种行业的影射。”他表示。
如果刘旭没有遇到王新，他不会选择离开中科院，刘旭也不可能成为国内少有的反病毒专家，更不会成为当今中关村炙手可热的人物。那么，而今“刘旭的引退”是不是也该为他划上一个句号？
反病毒专家被指身心遭摧残新技术陷入绝境
原瑞星杀毒软件的原设计者与发明人刘旭怎么也没想到，一项实现世界反病毒核心技术重大突破的原始创新成果??微点主动防御软件，研制成功一年多来，遭受着令人难以理解的厄运，受到种种阻挠，产品至今迟迟无法上市。领导这项技术创新的著名反病毒专家刘旭，身心备受摧残。作为承担产品研发的北京东方微点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民营高科技企业，无辜蒙受800多万元的直接经济损失，产品面临夭折的绝境。
15日，刘旭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说：如果微点主动防御软件还上不了市的话，公司已无法挺下去了。
起因
去年8月，由我国计算机反病毒领域领军人物刘旭和他的技术团队组织研发的微点主动防御软件，成功实现单机版主动防御计算机未知病毒作业，成为由中国科技人员自主创新的世界上首次出现的从根本上防止计算机病毒的软件产品，这一重大科研成果得到多方的广泛关注。当时国内一些主要媒体都给予了报道，《科技日报》在一版头条刊发了新华社记者采写的消息，称“微点主动防御计算机病毒技术为世界首创”，国家相关部门也作出鉴定。这一重大科研成果，被专家称为防计算机病毒的一场伟大革命，但同时也是对过去杀毒软件的颠覆。
曾任国家863反病毒专家、瑞星杀毒软件的原设计者与发明人刘旭，从事反病毒技术研究已超过15年，是我国第一个发现并解决CIH病毒的专家。他创办的北京东方微点公司被有关部门批准为高新技术民营企业。2005年，刘旭自筹资金1000万元，将自己的住房抵押贷款投入产品的研发，带领科研人员，成功研制了国际上首套全新技术的主动防御软件，同时申请了6项国家专利。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我国权威技术机构在进行系列攻防测试后认为，“微点主动防御软件的研发成功，对提升我国信息安全的防护能力有着重要意义，建议有关部门给予高度重视和支持”。很快微点主动防御软件在一些部门全面安装使用后，发挥出很好安全防护作用。
然而正是这样一项创新成果，却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无法上市。其缘由就是这一自主创新的重大科研成果，将对过去的杀毒软件产品是颠覆性“重创”。用刘旭自己的话来说，“我不怕否定自己过去的产品，但市场和一些杀毒软件公司却怕我的新产品上市”。
麻烦
防病毒软件产品需要有销售许可证才能进入市场。2005年6月21日，刘旭遵照有关部门的要求进行了备案申请，而厄运恰恰从此开始。有关部门先是以“反病毒公司资质调查”、“未采取安全技术防范措施”为由，频繁传唤包括刘旭在内的公司管理、研发人员，并扣押了研发部门及财务部门计算机数十台。更令人费解的是，存有微点主动防御软件方案设计、源程序等核心机密的计算机被送到了竞争对手???某杀毒软件公司。
同时，有关部门给刘旭“指明”两条路，“一是把公司卖给‘有实力、有背景的公司’，二是不要在北京设立公司，搬回(原籍)福建。”
进而有关部门以涉嫌“故意制造、传播计算机病毒”为由，将负责后勤保障的公司副总经理田亚葵拘捕，而指控田亚葵主动传播的所谓4种病毒(“W32.Spybot.worm”、“W32.Sobig.E＠mm”、“Download.Trojan”、“Downloader.Trojan”)根本不可能主动传播。
据刘旭介绍，从2005年6月21日递交备案申请以来，微点公司多次要求有关部门给予“备案证明”。有关部门不仅不给，而且还发函要求国家防病毒产品检测机构对微点产品不予检测，致使产品无法获取销售许可证，至今无法上市。刘旭个人不得不一面上访、举报，寻求正义支持，一面向亲友筹借资金以维持团队生存、公司运营。
据了解，一年多来，微点主动防御软件得到了有关院士、有关专家的肯定与支持。原863信息安全技术发展战略研究专家组成员、国信办电子政务信息安全体系研究专家组副组长陈拂晓，专门致函有关部门领导，“面对关系到国家重大利益的科技成果濒临夭折，有着自主创新能力的科技英才有可能遭到不测，我无法保持沉默”，并专程到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对刘旭以及东方微点的遭遇，全国工商联也表示出同情，并专门过问此事。
命运
随着国家信息化战略的进一步实施，信息安全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作为信息安全核心内容之一的反病毒领域，如何跳出传统的思维局限，更好地贯彻“积极防御，综合防范”的重要方针，实现主动防御技术的重大突破，是反病毒领域的重大课题。刘旭率先提出了滞后杀毒难担网络防御重任，杀毒软件亟待克服滞后杀毒重大缺陷，应尽快研制主动防御型产品的学术观点，并指出“病毒主动防御技术”已成为反病毒软件发展趋势和全球反病毒厂商新的竞争焦点，我国应尽快研制程序行为自动监控、程序行为自动分析、程序行为自动诊断的主动防御产品。
记者采访时了解到，令刘旭不解的是，去年9月21日在有关部门召开的听证会，到至今没有任何结果，相关部门和专家的意见，有关部门也视而不见。
7月28日，在有关部门和领导的多次督促下，被有关部门以涉嫌“故意制造、传播计算机病毒”为由拘捕的该公司副总经理田亚葵放出。
在经历创新成果被封杀一年多的厄运后，刘旭依然坚持不肯将自己的成果卖给国外厂商。他对记者说，“微点主动防御软件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口，公司资金难以为继，我本人也身心憔悴，究竟谁来保护自主创新？”
反病毒专家被指身心遭摧残新技术陷入绝境
[ 来源： 赛迪网 | 作者： 未知 | 时间： 2006-8-21 9:22:19 | 浏览： 20 人次 ]
原瑞星杀毒软件的原设计者与发明人刘旭怎么也没想到，一项实现世界反病毒核心技术重大突破的原始创新成果??微点主动防御软件，研制成功一年多来，遭受着令人难以理解的厄运，受到种种阻挠，产品至今迟迟无法上市。领导这项技术创新的著名反病毒专家刘旭，身心备受摧残。作为承担产品研发的北京东方微点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民营高科技企业，无辜蒙受800多万元的直接经济损失，产品面临夭折的绝境。
15日，刘旭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说：如果微点主动防御软件还上不了市的话，公司已无法挺下去了。
起因
去年8月，由我国计算机反病毒领域领军人物刘旭和他的技术团队组织研发的微点主动防御软件，成功实现单机版主动防御计算机未知病毒作业，成为由中国科技人员自主创新的世界上首次出现的从根本上防止计算机病毒的软件产品，这一重大科研成果得到多方的广泛关注。当时国内一些主要媒体都给予了报道，《科技日报》在一版头条刊发了新华社记者采写的消息，称“微点主动防御计算机病毒技术为世界首创”，国家相关部门也作出鉴定。这一重大科研成果，被专家称为防计算机病毒的一场伟大革命，但同时也是对过去杀毒软件的颠覆。
曾任国家863反病毒专家、瑞星杀毒软件的原设计者与发明人刘旭，从事反病毒技术研究已超过15年，是我国第一个发现并解决CIH病毒的专家。他创办的北京东方微点公司被有关部门批准为高新技术民营企业。2005年，刘旭自筹资金1000万元，将自己的住房抵押贷款投入产品的研发，带领科研人员，成功研制了国际上首套全新技术的主动防御软件，同时申请了6项国家专利。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我国权威技术机构在进行系列攻防测试后认为，“微点主动防御软件的研发成功，对提升我国信息安全的防护能力有着重要意义，建议有关部门给予高度重视和支持”。很快微点主动防御软件在一些部门全面安装使用后，发挥出很好安全防护作用。
然而正是这样一项创新成果，却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无法上市。其缘由就是这一自主创新的重大科研成果，将对过去的杀毒软件产品是颠覆性“重创”。用刘旭自己的话来说，“我不怕否定自己过去的产品，但市场和一些杀毒软件公司却怕我的新产品上市”。
麻烦
防病毒软件产品需要有销售许可证才能进入市场。2005年6月21日，刘旭遵照有关部门的要求进行了备案申请，而厄运恰恰从此开始。有关部门先是以“反病毒公司资质调查”、“未采取安全技术防范措施”为由，频繁传唤包括刘旭在内的公司管理、研发人员，并扣押了研发部门及财务部门计算机数十台。更令人费解的是，存有微点主动防御软件方案设计、源程序等核心机密的计算机被送到了竞争对手???某杀毒软件公司。
同时，有关部门给刘旭“指明”两条路，“一是把公司卖给‘有实力、有背景的公司’，二是不要在北京设立公司，搬回(原籍)福建。”
进而有关部门以涉嫌“故意制造、传播计算机病毒”为由，将负责后勤保障的公司副总经理田亚葵拘捕，而指控田亚葵主动传播的所谓4种病毒(“W32.Spybot.worm”、“W32.Sobig.E＠mm”、“Download.Trojan”、“Downloader.Trojan”)根本不可能主动传播。
据刘旭介绍，从2005年6月21日递交备案申请以来，微点公司多次要求有关部门给予“备案证明”。有关部门不仅不给，而且还发函要求国家防病毒产品检测机构对微点产品不予检测，致使产品无法获取销售许可证，至今无法上市。刘旭个人不得不一面上访、举报，寻求正义支持，一面向亲友筹借资金以维持团队生存、公司运营。
据了解，一年多来，微点主动防御软件得到了有关院士、有关专家的肯定与支持。原863信息安全技术发展战略研究专家组成员、国信办电子政务信息安全体系研究专家组副组长陈拂晓，专门致函有关部门领导，“面对关系到国家重大利益的科技成果濒临夭折，有着自主创新能力的科技英才有可能遭到不测，我无法保持沉默”，并专程到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对刘旭以及东方微点的遭遇，全国工商联也表示出同情，并专门过问此事。
命运
随着国家信息化战略的进一步实施，信息安全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作为信息安全核心内容之一的反病毒领域，如何跳出传统的思维局限，更好地贯彻“积极防御，综合防范”的重要方针，实现主动防御技术的重大突破，是反病毒领域的重大课题。刘旭率先提出了滞后杀毒难担网络防御重任，杀毒软件亟待克服滞后杀毒重大缺陷，应尽快研制主动防御型产品的学术观点，并指出“病毒主动防御技术”已成为反病毒软件发展趋势和全球反病毒厂商新的竞争焦点，我国应尽快研制程序行为自动监控、程序行为自动分析、程序行为自动诊断的主动防御产品。
记者采访时了解到，令刘旭不解的是，去年9月21日在有关部门召开的听证会，到至今没有任何结果，相关部门和专家的意见，有关部门也视而不见。
7月28日，在有关部门和领导的多次督促下，被有关部门以涉嫌“故意制造、传播计算机病毒”为由拘捕的该公司副总经理田亚葵放出。
在经历创新成果被封杀一年多的厄运后，刘旭依然坚持不肯将自己的成果卖给国外厂商。他对记者说，“微点主动防御软件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口，公司资金难以为继，我本人也身心憔悴，究竟谁来保护自主创新？”
原瑞星杀毒软件的原设计者与发明人刘旭怎么也没想到，一项实现世界反病毒核心技术重大突破的原始创新成果??微点主动防御软件，研制成功一年多来，遭受着令人难以理解的厄运，受到种种阻挠，产品至今迟迟无法上市。领导这项技术创新的著名反病毒专家刘旭，身心备受摧残。作为承担产品研发的北京东方微点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民营高科技企业，无辜蒙受800多万元的直接经济损失，产品面临夭折的绝境。
15日，刘旭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说：如果微点主动防御软件还上不了市的话，公司已无法挺下去了。
起因
去年8月，由我国计算机反病毒领域领军人物刘旭和他的技术团队组织研发的微点主动防御软件，成功实现单机版主动防御计算机未知病毒作业，成为由中国科技人员自主创新的世界上首次出现的从根本上防止计算机病毒的软件产品，这一重大科研成果得到多方的广泛关注。当时国内一些主要媒体都给予了报道，《科技日报》在一版头条刊发了新华社记者采写的消息，称“微点主动防御计算机病毒技术为世界首创”，国家相关部门也作出鉴定。这一重大科研成果，被专家称为防计算机病毒的一场伟大革命，但同时也是对过去杀毒软件的颠覆。
曾任国家863反病毒专家、瑞星杀毒软件的原设计者与发明人刘旭，从事反病毒技术研究已超过15年，是我国第一个发现并解决CIH病毒的专家。他创办的北京东方微点公司被有关部门批准为高新技术民营企业。2005年，刘旭自筹资金1000万元，将自己的住房抵押贷款投入产品的研发，带领科研人员，成功研制了国际上首套全新技术的主动防御软件，同时申请了6项国家专利。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我国权威技术机构在进行系列攻防测试后认为，“微点主动防御软件的研发成功，对提升我国信息安全的防护能力有着重要意义，建议有关部门给予高度重视和支持”。很快微点主动防御软件在一些部门全面安装使用后，发挥出很好安全防护作用。
然而正是这样一项创新成果，却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无法上市。其缘由就是这一自主创新的重大科研成果，将对过去的杀毒软件产品是颠覆性“重创”。用刘旭自己的话来说，“我不怕否定自己过去的产品，但市场和一些杀毒软件公司却怕我的新产品上市”。
麻烦
防病毒软件产品需要有销售许可证才能进入市场。2005年6月21日，刘旭遵照有关部门的要求进行了备案申请，而厄运恰恰从此开始。有关部门先是以“反病毒公司资质调查”、“未采取安全技术防范措施”为由，频繁传唤包括刘旭在内的公司管理、研发人员，并扣押了研发部门及财务部门计算机数十台。更令人费解的是，存有微点主动防御软件方案设计、源程序等核心机密的计算机被送到了竞争对手???某杀毒软件公司。
同时，有关部门给刘旭“指明”两条路，“一是把公司卖给‘有实力、有背景的公司’，二是不要在北京设立公司，搬回(原籍)福建。”
进而有关部门以涉嫌“故意制造、传播计算机病毒”为由，将负责后勤保障的公司副总经理田亚葵拘捕，而指控田亚葵主动传播的所谓4种病毒(“W32.Spybot.worm”、“W32.Sobig.E＠mm”、“Download.Trojan”、“Downloader.Trojan”)根本不可能主动传播。
据刘旭介绍，从2005年6月21日递交备案申请以来，微点公司多次要求有关部门给予“备案证明”。有关部门不仅不给，而且还发函要求国家防病毒产品检测机构对微点产品不予检测，致使产品无法获取销售许可证，至今无法上市。刘旭个人不得不一面上访、举报，寻求正义支持，一面向亲友筹借资金以维持团队生存、公司运营。
据了解，一年多来，微点主动防御软件得到了有关院士、有关专家的肯定与支持。原863信息安全技术发展战略研究专家组成员、国信办电子政务信息安全体系研究专家组副组长陈拂晓，专门致函有关部门领导，“面对关系到国家重大利益的科技成果濒临夭折，有着自主创新能力的科技英才有可能遭到不测，我无法保持沉默”，并专程到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对刘旭以及东方微点的遭遇，全国工商联也表示出同情，并专门过问此事。
命运
随着国家信息化战略的进一步实施，信息安全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作为信息安全核心内容之一的反病毒领域，如何跳出传统的思维局限，更好地贯彻“积极防御，综合防范”的重要方针，实现主动防御技术的重大突破，是反病毒领域的重大课题。刘旭率先提出了滞后杀毒难担网络防御重任，杀毒软件亟待克服滞后杀毒重大缺陷，应尽快研制主动防御型产品的学术观点，并指出“病毒主动防御技术”已成为反病毒软件发展趋势和全球反病毒厂商新的竞争焦点，我国应尽快研制程序行为自动监控、程序行为自动分析、程序行为自动诊断的主动防御产品。
记者采访时了解到，令刘旭不解的是，去年9月21日在有关部门召开的听证会，到至今没有任何结果，相关部门和专家的意见，有关部门也视而不见。
7月28日，在有关部门和领导的多次督促下，被有关部门以涉嫌“故意制造、传播计算机病毒”为由拘捕的该公司副总经理田亚葵放出。
在经历创新成果被封杀一年多的厄运后，刘旭依然坚持不肯将自己的成果卖给国外厂商。他对记者说，“微点主动防御软件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口，公司资金难以为继，我本人也身心憔悴，究竟谁来保护自主创新？”
反病毒专家被指身心遭摧残新技术陷入绝境
[ 来源： 赛迪网 | 作者： 未知 | 时间： 2006-8-21 9:22:19 | 浏览： 20 人次 ]
原瑞星杀毒软件的原设计者与发明人刘旭怎么也没想到，一项实现世界反病毒核心技术重大突破的原始创新成果??微点主动防御软件，研制成功一年多来，遭受着令人难以理解的厄运，受到种种阻挠，产品至今迟迟无法上市。领导这项技术创新的著名反病毒专家刘旭，身心备受摧残。作为承担产品研发的北京东方微点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民营高科技企业，无辜蒙受800多万元的直接经济损失，产品面临夭折的绝境。
15日，刘旭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说：如果微点主动防御软件还上不了市的话，公司已无法挺下去了。
起因
去年8月，由我国计算机反病毒领域领军人物刘旭和他的技术团队组织研发的微点主动防御软件，成功实现单机版主动防御计算机未知病毒作业，成为由中国科技人员自主创新的世界上首次出现的从根本上防止计算机病毒的软件产品，这一重大科研成果得到多方的广泛关注。当时国内一些主要媒体都给予了报道，《科技日报》在一版头条刊发了新华社记者采写的消息，称“微点主动防御计算机病毒技术为世界首创”，国家相关部门也作出鉴定。这一重大科研成果，被专家称为防计算机病毒的一场伟大革命，但同时也是对过去杀毒软件的颠覆。
曾任国家863反病毒专家、瑞星杀毒软件的原设计者与发明人刘旭，从事反病毒技术研究已超过15年，是我国第一个发现并解决CIH病毒的专家。他创办的北京东方微点公司被有关部门批准为高新技术民营企业。2005年，刘旭自筹资金1000万元，将自己的住房抵押贷款投入产品的研发，带领科研人员，成功研制了国际上首套全新技术的主动防御软件，同时申请了6项国家专利。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我国权威技术机构在进行系列攻防测试后认为，“微点主动防御软件的研发成功，对提升我国信息安全的防护能力有着重要意义，建议有关部门给予高度重视和支持”。很快微点主动防御软件在一些部门全面安装使用后，发挥出很好安全防护作用。
然而正是这样一项创新成果，却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无法上市。其缘由就是这一自主创新的重大科研成果，将对过去的杀毒软件产品是颠覆性“重创”。用刘旭自己的话来说，“我不怕否定自己过去的产品，但市场和一些杀毒软件公司却怕我的新产品上市”。
麻烦
防病毒软件产品需要有销售许可证才能进入市场。2005年6月21日，刘旭遵照有关部门的要求进行了备案申请，而厄运恰恰从此开始。有关部门先是以“反病毒公司资质调查”、“未采取安全技术防范措施”为由，频繁传唤包括刘旭在内的公司管理、研发人员，并扣押了研发部门及财务部门计算机数十台。更令人费解的是，存有微点主动防御软件方案设计、源程序等核心机密的计算机被送到了竞争对手???某杀毒软件公司。
同时，有关部门给刘旭“指明”两条路，“一是把公司卖给‘有实力、有背景的公司’，二是不要在北京设立公司，搬回(原籍)福建。”
进而有关部门以涉嫌“故意制造、传播计算机病毒”为由，将负责后勤保障的公司副总经理田亚葵拘捕，而指控田亚葵主动传播的所谓4种病毒(“W32.Spybot.worm”、“W32.Sobig.E＠mm”、“Download.Trojan”、“Downloader.Trojan”)根本不可能主动传播。
据刘旭介绍，从2005年6月21日递交备案申请以来，微点公司多次要求有关部门给予“备案证明”。有关部门不仅不给，而且还发函要求国家防病毒产品检测机构对微点产品不予检测，致使产品无法获取销售许可证，至今无法上市。刘旭个人不得不一面上访、举报，寻求正义支持，一面向亲友筹借资金以维持团队生存、公司运营。
据了解，一年多来，微点主动防御软件得到了有关院士、有关专家的肯定与支持。原863信息安全技术发展战略研究专家组成员、国信办电子政务信息安全体系研究专家组副组长陈拂晓，专门致函有关部门领导，“面对关系到国家重大利益的科技成果濒临夭折，有着自主创新能力的科技英才有可能遭到不测，我无法保持沉默”，并专程到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对刘旭以及东方微点的遭遇，全国工商联也表示出同情，并专门过问此事。
命运
随着国家信息化战略的进一步实施，信息安全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作为信息安全核心内容之一的反病毒领域，如何跳出传统的思维局限，更好地贯彻“积极防御，综合防范”的重要方针，实现主动防御技术的重大突破，是反病毒领域的重大课题。刘旭率先提出了滞后杀毒难担网络防御重任，杀毒软件亟待克服滞后杀毒重大缺陷，应尽快研制主动防御型产品的学术观点，并指出“病毒主动防御技术”已成为反病毒软件发展趋势和全球反病毒厂商新的竞争焦点，我国应尽快研制程序行为自动监控、程序行为自动分析、程序行为自动诊断的主动防御产品。
记者采访时了解到，令刘旭不解的是，去年9月21日在有关部门召开的听证会，到至今没有任何结果，相关部门和专家的意见，有关部门也视而不见。
7月28日，在有关部门和领导的多次督促下，被有关部门以涉嫌“故意制造、传播计算机病毒”为由拘捕的该公司副总经理田亚葵放出。
在经历创新成果被封杀一年多的厄运后，刘旭依然坚持不肯将自己的成果卖给国外厂商。他对记者说，“微点主动防御软件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口，公司资金难以为继，我本人也身心憔悴，究竟谁来保护自主创新？”
北京东方微点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更新企业联系信息260元/年，博富特黄页服务电话010-60102584
公司 ID 1004268
公司名称 北京东方微点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网址 http://www.micropoint.cn
北京东方微点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招聘职位
北京东方微点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东方微点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5年1月，其发起人和主要研发人员是中国最早从事计算机病毒防治与研究的团队，公司主要研究、开发、生产及销售信息安全产品。
北京东方微点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的发起人兼法人代表－－我国著名反病毒专家刘旭，针对当前网络新病毒日益泛滥、频繁肆虐，特征值扫描技术对新病毒防范始终滞后于病毒出现的现状，率先创立“监控并举、动态防护“主动防御体系。并主持和领导东方微点科研人员采用“程序行为自主分析判定“技术，研制成功微点主动防御软件。微点主动防御软件的研制成功，开创了我国反病毒技术发展的一个崭新时代。东方微点公司对“微点主动防御软件“拥有全部自有知识产权，其技术水平居国际领先地位，并已经申请了六项国家专利。
欢迎有志于为我国信息安全作出贡献的各类人才加入我们的团队.
公司网站:www.micropoint.com.cn
电子邮箱：hr@micropoin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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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ID 1004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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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微点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招聘职位
北京东方微点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东方微点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5年1月，其发起人和主要研发人员是中国最早从事计算机病毒防治与研究的团队，公司主要研究、开发、生产及销售信息安全产品。
北京东方微点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的发起人兼法人代表－－我国著名反病毒专家刘旭，针对当前网络新病毒日益泛滥、频繁肆虐，特征值扫描技术对新病毒防范始终滞后于病毒出现的现状，率先创立“监控并举、动态防护“主动防御体系。并主持和领导东方微点科研人员采用“程序行为自主分析判定“技术，研制成功微点主动防御软件。微点主动防御软件的研制成功，开创了我国反病毒技术发展的一个崭新时代。东方微点公司对“微点主动防御软件“拥有全部自有知识产权，其技术水平居国际领先地位，并已经申请了六项国家专利。
欢迎有志于为我国信息安全作出贡献的各类人才加入我们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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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视台惊现假新闻 背后是否别有用心
2006年8月11日中午12点 北京电视台(BTV3)“法制进行时”栏目报道，一家公司近日在互联网上“下毒”!内容看来触目惊心，什么公司竟如此大胆?
这则消息说得是，不久前一家杀毒软件公司，为了自己的生意竟然在互联网上传播病毒。消息令我们这些普通小网民看得心惊肉跳。但是一提这家公司的名字--东方微点，笔者发现非常熟悉:原来这消息早在去年10月22日就有多家媒体报道，“杀毒软件商网上传病毒 三公司染毒遭受损失”、杀毒公司运行5000多种病毒 副总田亚葵被捕 。另人不解的是，怎么今年这家公司又传播了病毒?北京台播报的是旧消息、或重新编造的“假新闻”，还是背后别有用心?!
一则疑问百出的报道
北京电视台这则报道说，“前不久某公司的网上预警中心显示， 互联网上的计算机病毒突然呈上升趋势，且传播范围急速扩大，多家研制开发杀毒软件公司同一时间注意到这个信息。
这一信息传到北京市相关机构，民警分析发现 ，这一病毒爆发的特点以及源头让人感觉到费解:一些老的病毒又开始在互联网上大面积的爆发，把目标锁定在一家名为东方微点的公司，这个东方微点公司恰恰是一家研制病毒防护软件的公司。”
看到这里，实在让人生疑:疑问一，“前不久”指2006年8月还是电视里某些资料图示的2005年?“最近”究竟是否存在计算机病毒突然呈上升趋势的现象?如果没有，北京台是否在是编造假新闻?
疑问二，老病毒能否在互联网上大面积的爆发?这是一个常识问题。老病毒是指爆发过的病毒，都被杀毒软件公司捕获并研究过其特征，杀毒软件都可有效阻挡防范的。老病毒根本不可能大面积爆发。大面积爆发只能是杀毒软件不了解的新病毒或新变种;否则那还不是天下大乱，颠覆目前杀毒领域赖以生存的逻辑根本?
疑问三，一家产品没有上市的公司，如何“为了自己的生意”竟然在网上下毒?动机何在?据悉东方微点这个“我国科学家突破计算机反病毒技术，世界首创主动防御病毒软件”的创新产品，至今一年多还没获许可上市。如果他们真下毒，也要等上市后下毒，现在下毒直接获利的应是其竞争公司的上市产品。东方微点有这么傻吗?这个下毒行为根本不具有“动机”。
而且经过权威机构认证，这所谓四种老病毒均不具有传播性。
接着看，“民警在调查东方微点时，意外发现名为sophos.rar的压缩文件，sophos是一家国际病毒研究公司，国内只有瑞星与其享有病毒的交换权，那么东方微点又是如何与其联系的呢?瑞星公司一位刘姓员工，揭露:‘田亚葵是我们公司的副总，主要是职责是与Sophos进行病毒样本的交换，2004年他离开公司以后，还继续用我们公司的密钥和口令，去sophos那儿下载病毒样本。'”
疑问四，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病毒就像流行病一样，不可能具有知识产权，任何反病毒公司都需要从社会收集，他们压根不是病毒样本的权利人;病毒样本也不是商业秘密。全球有50多家公司与SOPHOS交流病毒样本。
田亚葵是负责销售和市场副总，如何能做研发和生产部门所负责的病毒交换的事情?据知情人透露，原来早在2002年10月瑞星研发部门就用新的用户名、密码和密钥与Sophos真正交换病毒样本，而田亚葵无从获得。
北京电视台这则报道点出，“这次病毒冲击，给多家公司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失，尤其是一家专业研究杀毒软件的公司---北京瑞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过相关部门的损失高达372万元。”
看到这更让人哑然失笑，疑问之五:病毒爆发，杀毒公司产品应该销量上升，怎么会反而造成损失?如果连杀毒公司都防不住旧病毒，损失高达372万，谁还敢用其杀毒产品，其他普通用户还不全军覆没，损失惨重?另外，节目画面上显示的372万元是来自截至到2005年7月21日的资产评估报告，这病毒爆发不是今年的吗，怎么造成了去年的损失?
节目最后通报， 东方微点的负责人田亚葵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涉案人员某某在逃，有线索者与某部门联系，云云。看到这里，事情的严重性出来了，我们的北京电视台不是在跟大家聊不痛痒的事情。负责人已犯法被公安机关逮捕!!---这则假新闻的压轴戏终于出台。令人大跌眼镜的事实却是:2006年8月16日中华工商时报头版头条报道，“2006年7月28日，被有关部门以涉嫌‘故意制造、传播计算机病毒'为由拘捕的该公司副总经理田亚葵放出。”疑问六，田亚葵已于两周前走出看守所，是非公正相信法院和监察机关会给个清白说法，何来又被逮捕?
事件别有隐情?
这是一则触目惊心的报道，当一些基本事实黑白颠倒时，这就不能简单用“失实报道”来评价。
一个首都的权威电视台的权威节目在消息播放前是否做过深入的核实工作，是否跟当事人又过任何考证?如果没有的话，怎敢把一个漏洞百出的旧消息，未加核实就再播放出来?作为新闻媒体的客观、真实、准确、公正的报道准绳在哪里?尤其对于一个法制节目，竟如此大胆?
究竟是业务水平太差，还是背后另又隐情、别有用心?
2006年8月16日，中华工商时报头版头条报道了一条重要新闻:反病毒专家刘旭惹麻烦 东方微点创新产品面临夭折绝境:“一项实现世界反病毒核心技术重大突破的原始创新成果???微点主动防御软件，研制成功一年多来，遭受着令人难以理解的厄运，受到种种阻挠，产品至今迟迟无法上市。领导这项技术创新的著名反病毒专家刘旭，身心备受摧残。作为承担产品研发的北京东方微点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民营高科技企业，无辜蒙受800多万元的直接经济损失，产品面临夭折的绝境。”退一万步说，做为一个负责后勤的副总，田亚葵的确有“下毒”嫌疑，也是其个人行为，与东方微点公司也无关，有关何来对微点这一国际创新产品长达一年的阻扰?
看来，东方微点公司事件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北京电视台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错报误报问题。一个原本负责后勤的人员被指为涉嫌“散毒”，一个突破世界难题的高科技创新企业面临绝境，如何保护公民的基本人身权益，如何保护高科技企业的原始创新，如何能够公正有效的执法，如何能够起到客观公正的舆论监督作用，这些都是我们的相关执法部门和新闻监督机构需要深思的问题。
2006年8月11日中午12点 北京电视台(BTV3)“法制进行时”栏目报道，一家公司近日在互联网上“下毒”!内容看来触目惊心，什么公司竟如此大胆?
这则消息说得是，不久前一家杀毒软件公司，为了自己的生意竟然在互联网上传播病毒。消息令我们这些普通小网民看得心惊肉跳。但是一提这家公司的名字--东方微点，笔者发现非常熟悉:原来这消息早在去年10月22日就有多家媒体报道，“杀毒软件商网上传病毒 三公司染毒遭受损失”、杀毒公司运行5000多种病毒 副总田亚葵被捕 。另人不解的是，怎么今年这家公司又传播了病毒?北京台播报的是旧消息、或重新编造的“假新闻”，还是背后别有用心?!
一则疑问百出的报道
北京电视台这则报道说，“前不久某公司的网上预警中心显示， 互联网上的计算机病毒突然呈上升趋势，且传播范围急速扩大，多家研制开发杀毒软件公司同一时间注意到这个信息。
这一信息传到北京市相关机构，民警分析发现 ，这一病毒爆发的特点以及源头让人感觉到费解:一些老的病毒又开始在互联网上大面积的爆发，把目标锁定在一家名为东方微点的公司，这个东方微点公司恰恰是一家研制病毒防护软件的公司。”
看到这里，实在让人生疑:疑问一，“前不久”指2006年8月还是电视里某些资料图示的2005年?“最近”究竟是否存在计算机病毒突然呈上升趋势的现象?如果没有，北京台是否在是编造假新闻?
疑问二，老病毒能否在互联网上大面积的爆发?这是一个常识问题。老病毒是指爆发过的病毒，都被杀毒软件公司捕获并研究过其特征，杀毒软件都可有效阻挡防范的。老病毒根本不可能大面积爆发。大面积爆发只能是杀毒软件不了解的新病毒或新变种;否则那还不是天下大乱，颠覆目前杀毒领域赖以生存的逻辑根本?
疑问三，一家产品没有上市的公司，如何“为了自己的生意”竟然在网上下毒?动机何在?据悉东方微点这个“我国科学家突破计算机反病毒技术，世界首创主动防御病毒软件”的创新产品，至今一年多还没获许可上市。如果他们真下毒，也要等上市后下毒，现在下毒直接获利的应是其竞争公司的上市产品。东方微点有这么傻吗?这个下毒行为根本不具有“动机”。
而且经过权威机构认证，这所谓四种老病毒均不具有传播性。
接着看，“民警在调查东方微点时，意外发现名为sophos.rar的压缩文件，sophos是一家国际病毒研究公司，国内只有瑞星与其享有病毒的交换权，那么东方微点又是如何与其联系的呢?瑞星公司一位刘姓员工，揭露:‘田亚葵是我们公司的副总，主要是职责是与Sophos进行病毒样本的交换，2004年他离开公司以后，还继续用我们公司的密钥和口令，去sophos那儿下载病毒样本。'”
疑问四，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病毒就像流行病一样，不可能具有知识产权，任何反病毒公司都需要从社会收集，他们压根不是病毒样本的权利人;病毒样本也不是商业秘密。全球有50多家公司与SOPHOS交流病毒样本。
田亚葵是负责销售和市场副总，如何能做研发和生产部门所负责的病毒交换的事情?据知情人透露，原来早在2002年10月瑞星研发部门就用新的用户名、密码和密钥与Sophos真正交换病毒样本，而田亚葵无从获得。
北京电视台这则报道点出，“这次病毒冲击，给多家公司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失，尤其是一家专业研究杀毒软件的公司---北京瑞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过相关部门的损失高达372万元。”
看到这更让人哑然失笑，疑问之五:病毒爆发，杀毒公司产品应该销量上升，怎么会反而造成损失?如果连杀毒公司都防不住旧病毒，损失高达372万，谁还敢用其杀毒产品，其他普通用户还不全军覆没，损失惨重?另外，节目画面上显示的372万元是来自截至到2005年7月21日的资产评估报告，这病毒爆发不是今年的吗，怎么造成了去年的损失?
节目最后通报， 东方微点的负责人田亚葵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涉案人员某某在逃，有线索者与某部门联系，云云。看到这里，事情的严重性出来了，我们的北京电视台不是在跟大家聊不痛痒的事情。负责人已犯法被公安机关逮捕!!---这则假新闻的压轴戏终于出台。令人大跌眼镜的事实却是:2006年8月16日中华工商时报头版头条报道，“2006年7月28日，被有关部门以涉嫌‘故意制造、传播计算机病毒'为由拘捕的该公司副总经理田亚葵放出。”疑问六，田亚葵已于两周前走出看守所，是非公正相信法院和监察机关会给个清白说法，何来又被逮捕?
事件别有隐情?
这是一则触目惊心的报道，当一些基本事实黑白颠倒时，这就不能简单用“失实报道”来评价。
一个首都的权威电视台的权威节目在消息播放前是否做过深入的核实工作，是否跟当事人又过任何考证?如果没有的话，怎敢把一个漏洞百出的旧消息，未加核实就再播放出来?作为新闻媒体的客观、真实、准确、公正的报道准绳在哪里?尤其对于一个法制节目，竟如此大胆?
究竟是业务水平太差，还是背后另又隐情、别有用心?
2006年8月16日，中华工商时报头版头条报道了一条重要新闻:反病毒专家刘旭惹麻烦 东方微点创新产品面临夭折绝境:“一项实现世界反病毒核心技术重大突破的原始创新成果???微点主动防御软件，研制成功一年多来，遭受着令人难以理解的厄运，受到种种阻挠，产品至今迟迟无法上市。领导这项技术创新的著名反病毒专家刘旭，身心备受摧残。作为承担产品研发的北京东方微点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民营高科技企业，无辜蒙受800多万元的直接经济损失，产品面临夭折的绝境。”退一万步说，做为一个负责后勤的副总，田亚葵的确有“下毒”嫌疑，也是其个人行为，与东方微点公司也无关，有关何来对微点这一国际创新产品长达一年的阻扰?
看来，东方微点公司事件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北京电视台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错报误报问题。一个原本负责后勤的人员被指为涉嫌“散毒”，一个突破世界难题的高科技创新企业面临绝境，如何保护公民的基本人身权益，如何保护高科技企业的原始创新，如何能够公正有效的执法，如何能够起到客观公正的舆论监督作用，这些都是我们的相关执法部门和新闻监督机构需要深思的问题。
ChinaByte快讯：刘旭辞去瑞星总经理职务
作者：ChinaByte记者 杨子出处：ChinaByte[ 2003-03-05 15:43 ]摘要：瑞星科技股份公司总经理刘旭因为身体原因已在近期向北京瑞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出辞去总经理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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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Byte快讯(记者 杨子) 记者今天获悉，北京瑞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旭因为身体原因已在近期向北京瑞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出辞去总经理一职，并得到瑞星董事会的批准。瑞星科技董事长王新暂时接任瑞星总经理一职。
ChinaByte记者在电话瑞星副总经理毛一丁时，他确认了这一消息。他说：“刘旭身体不是很好，所以辞去总经理一职。但刘旭现在还算是瑞星的股东。”他强调说：“刘旭的离任与目前业界的一些传言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比如说瑞星分裂。瑞星现在还是低头干着自己的活。”
在采访中毛一丁还表示，瑞星公司正在积极物色新的总经理人选。
附 刘旭个人简历
1982年，刘旭毕业于福州大学数学系计算机软件专业；
1982-1987年任教于福州大学计算机系；
1987年，考取中科院数学所计算机软件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至1993年工作于中国科学院数学所计算机科学室。在院期间，他曾先后被评为被中科院数学所评为助理研究员师 、中科院软件所评为高级工程师等称号。
1993-1997年刘旭任北京瑞星电脑科技开发公司(现为北京瑞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主要担任瑞星反病毒产品的研发工作，由其开发成功的反病毒卡开创了计算机反杀毒产品的先河，而后的瑞星杀毒软件，荣获国家科技成果奖。
1997年出任北京瑞星电脑科技开发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完)
作者：ChinaByte记者 杨子出处：ChinaByte[ 2003-03-05 15:43 ]摘要：瑞星科技股份公司总经理刘旭因为身体原因已在近期向北京瑞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出辞去总经理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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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Byte快讯(记者 杨子) 记者今天获悉，北京瑞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旭因为身体原因已在近期向北京瑞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出辞去总经理一职，并得到瑞星董事会的批准。瑞星科技董事长王新暂时接任瑞星总经理一职。
ChinaByte记者在电话瑞星副总经理毛一丁时，他确认了这一消息。他说：“刘旭身体不是很好，所以辞去总经理一职。但刘旭现在还算是瑞星的股东。”他强调说：“刘旭的离任与目前业界的一些传言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比如说瑞星分裂。瑞星现在还是低头干着自己的活。”
在采访中毛一丁还表示，瑞星公司正在积极物色新的总经理人选。
附 刘旭个人简历
1982年，刘旭毕业于福州大学数学系计算机软件专业；
1982-1987年任教于福州大学计算机系；
1987年，考取中科院数学所计算机软件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至1993年工作于中国科学院数学所计算机科学室。在院期间，他曾先后被评为被中科院数学所评为助理研究员师 、中科院软件所评为高级工程师等称号。
1993-1997年刘旭任北京瑞星电脑科技开发公司(现为北京瑞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主要担任瑞星反病毒产品的研发工作，由其开发成功的反病毒卡开创了计算机反杀毒产品的先河，而后的瑞星杀毒软件，荣获国家科技成果奖。
1997年出任北京瑞星电脑科技开发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完)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何以拥护读经运动(6)
第1页: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何以拥护读经运动第2页: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何以拥护读经运动(2)第3页: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何以拥护读经运动(3)第4页: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何以拥护读经运动(4)第5页: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何以拥护读经运动(5)第6页: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何以拥护读经运动(6)
注释：
1 这方面的讨论可参阅《知识分子的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一书中的有关内容。
2 见哈耶克：《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载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下)，三联书店，1997，第187-206页。
3 凡是网络文章，均在引文后注明作者和标题。
4 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下)，第194，200页。
5 刘军宁：《保守主义》，中国社会学出版社，1998，第195页。
6 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第209页。
7、8 蒋庆：“柏克是保守主义的柏克而非自由主义的柏克”，《原道》第六辑(1999)，大象出版社。
9 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 商务印书馆，1999，第9页
第1页: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何以拥护读经运动第2页: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何以拥护读经运动(2)第3页: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何以拥护读经运动(3)第4页: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何以拥护读经运动(4)第5页: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何以拥护读经运动(5)第6页: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何以拥护读经运动(6)
注释：
1 这方面的讨论可参阅《知识分子的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一书中的有关内容。
2 见哈耶克：《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载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下)，三联书店，1997，第187-206页。
3 凡是网络文章，均在引文后注明作者和标题。
4 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下)，第194，200页。
5 刘军宁：《保守主义》，中国社会学出版社，1998，第195页。
6 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第209页。
7、8 蒋庆：“柏克是保守主义的柏克而非自由主义的柏克”，《原道》第六辑(1999)，大象出版社。
9 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 商务印书馆，1999，第9页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何以拥护读经运动(5)
第1页: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何以拥护读经运动第2页: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何以拥护读经运动(2)第3页: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何以拥护读经运动(3)第4页: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何以拥护读经运动(4)第5页: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何以拥护读经运动(5)第6页: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何以拥护读经运动(6)
作者：周枫
五
政治自由主义既可以包容社会主义，也可以包容保守主义。这是自由主义之普遍性或普适性的表现，宽容和多元是自由主义的根本本质，也是可以成为各种“主义”达成共识的基础，而任何其他“主义”都不具有这种基础来容纳现代社会的多元生活。之所以如此，在于自由主义不以任何善观念为其政治的基础，而仅仅以权利和正义作为这个基础，因此它避免了以某种善观念来对其他善观念实施强迫，从而能够被所有善观念的持有者所接受。这不等于自由主义不重视善观念的追求，更不等于它不重视传统的价值，而是说，自由主义要求善观念的追求及其传统价值的尊奉是个人所认同和选择的，而不是强加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主义并不反对经典教育。只要经典教育不是要确立盲目的信仰和不宽容的权威，而是引导人们学习、认识和继承人类祖先的一切遗产，就完全可以而且有必要成为现代教育的一项内容。它不是要确立什么权威，而是向一切价值开放，让人们自己去选择。如果在学习了经典文本之后成为一个坚定的保守主义者，那是他自己个人的选择，而不是某种教育强加的结果。如果他由此而号召人们加入保守主义共同体，并在此共同体内放弃个人自主权利，只要人们是自愿的，就任何人都不可阻拦。而如果人们本来就生活在一个保守主义的共同体内，没有所谓的个人自主权利，那么自由主义的唯一要求是，如果他们由于理性的觉醒而要求“从他自己造成的监护中解放出来”，以便“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那么同样，任何人不得加以阻拦。
自由主义没有限制人们选择任何善观念，它把选择的权利交给个人自己。如果你选择了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从来不会给予压制(在一个蒋庆式的政教合一的政治下却会发生压制)。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所坚持的权利价值是一种“空”价值：它只管人们的自由、自主，而不管人们运用自由、自主所选择的内容。它把选择权利本身而不是选择的内容作为维护、捍卫的首要价值，这就避免了以任何思想内容为名的压制、镇压。
但是，正是这种“空”价值??被一切保守主义者斥责为虚无主义、怀疑主义??导致保守主义者去抨击自由主义，因为在保守主义者眼中，自由主义使个人丧失信仰，失去指导，缺乏生活目标。这是一种根植于现代社会的无法驱除的争论和较量，自由主义的宽容既包容了保守主义，又树立了一个自己的永恒批评者，从而平衡了现代生活的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放任个人、虚无主义，另一个极端是强加个人、信仰主义。自由主义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只要有这一点??它包容了自己的对立面存在，从而使自己时时能够被批评所纠正，因而不至于坏的一塌糊涂，它就是最不坏的一种东西。因为，其他任何“主义”都无法像自由主义那样可以包容它的批评者，因而当其取代自由主义而一统天下时，无法得到对自身缺陷的纠正，从而必然从追求超越自由主义而起，堕落为比自由主义更加糟糕透顶的东西而终。自由主义自身的缺陷本来会使它不可救药，但是，幸运的是，自由主义并非现代生活的全部，而仅仅是现代生活的基础，在它之上有无数的生活方式得以共容共存，从而它的缺陷能够被弥补或纠正。
自由主义最遭批评的是它坚持的个人主义(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个人自主)，这被认为是放纵人性中的恶，为个人生活中的盲目性、任意性和堕落提供保障。这是保守主义针对自由主义而发出的永恒咒语。确实，自由主义以理性建构了它的权利和正义基础，却以非理性放纵人们对善观念的选择。尊重和不侵犯个人的权利成为自由主义的优先道德，它对人的要求太低、太低，因此保守主义认为它降低了对人的约束和指导，使人们为所欲为，指责现代性的平庸以至堕落。
自由主义要求不干涉个人自由，尊重个人自主权利，既不等于要求人们追求善，也不等于要求人们不追求善，它只管正当而不管善，要求对一切善观念保持中立。自由不等于善、不等于美德(伯林指出了这一点)，相反，西方的、尤其保守主义的自由观往往认为自由是一种恶，它使人联想到为所欲为、任性、放纵和贪婪。由此，自由不知给多少人提供了攻击的靶子，又不知为多少人提供了强迫的根据：自由不在于外在强制的不存在，而在于控制住自己，你如果不能控制自己，那么我会代替你控制你??前一个你是你的大我，后一个你是你的小我。因此，我控制你不是外在的强加，而是你自己的大我的内在要求，我只不过实现了你的自我要求，这是真正的自由。把伯林的这些经典表述与蒋庆关于圣人对凡人之关系的言论相对照，会发现反自由主义者的惊人一致性。
自由主义者并非不知自由之恶，它与反自由主义者的争论仅仅在于，不自由的恶大还是自由的恶大。自由主义坚持认为不自由的恶更大，因此它不惜以自由之恶来换取对限制自由的权力的限制。因此，在自由主义之下，吸毒、卖淫、犯罪、贪婪、人情疏离、不平等、??????等等几乎成为不可克服的社会弊病，那是自由的代价。全部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可以完全避免这些代价，而在于这种代价是否值得？如果不给人以自由，这些社会弊病也许可以消除，但是这个世界是否会更好？或是否会付出更大的代价？这就涉及到“自由的意义”问题：自由难道仅仅就是给人以为所欲为的自由，而不是也给人以追求善的自由吗？抵制善的强加难道不正是要给人以追求善的自由吗？显然，如果自由不同时也促进了善，那么它的恶就是不值得的，自由主义的存在就是不合理的。就道义论自由主义者来说，他们是不讨论善而只讨论自由的，他们把坚持自由视为一种不可计算的道义。但是，西方的自由主义所遭受的来自保守主义(包括共同体主义)的批评使当代的许多自由主义者开始讨论自由之善恶的问题，在他们看来，如果自由不能增进善，自由主义就是不合理的。但是，自由主义者若是把追求善纳入考虑范围，就会对个人权利进行权宜，而这就可能使自由主义不成其为自由主义，起码不是纯粹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陷入了一种道德两难困境。
或许应该调和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正如调和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一样，既取它们各有之好，又弃它们各有之坏，从而超越自由主义。但是，我们深知它们各自所坚持的价值之不可调和的冲突性。以为可以和谐地把各组价值融合进一种理想的状态中，这恰恰是导致这个世界灾难重重的一个原因。我们不得不有所偏向，有所“优先”，正如罗尔斯所做的那样：自由优先于平等，权利优先于善(这种优先性排序正是一种道德命令，或者理性建构命令)。但是，也只有自由主义能够保持这两组价值的平衡，不至于以自由牺牲平等，以权利牺牲善。而其他“主义”皆会以后者牺牲前者。自由主义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自由能够兼顾平等，而美国当今的许多自由主义者(尤其拉兹、加尔斯通、马塞多、金姆利卡，等)在力图证明：权利能够兼顾善。这也许是一个新的转折，标志着自由主义者开始对自身进行道德反思并把追求善纳入自己的视野内，正如当年把平等纳入自己的视野内一样。
也许我们本来就不应该坚持自由主义的纯粹性和古典原始形态，自由主义与平等主义的结合已经做出了典范，自由主义者为什么就不能考虑一下传统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提出的问题？如果说这就是“中道”，那也无妨。但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的所谓“中道”，不是反思的产物，而是妥协的产物；不是对自身的调整，而是对自身的放弃；或者说，把自身出卖给了保守主义。拥护读经运动是这些特征的顺理成章的表现。
第1页: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何以拥护读经运动第2页: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何以拥护读经运动(2)第3页: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何以拥护读经运动(3)第4页: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何以拥护读经运动(4)第5页: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何以拥护读经运动(5)第6页: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何以拥护读经运动(6)
作者：周枫
五
政治自由主义既可以包容社会主义，也可以包容保守主义。这是自由主义之普遍性或普适性的表现，宽容和多元是自由主义的根本本质，也是可以成为各种“主义”达成共识的基础，而任何其他“主义”都不具有这种基础来容纳现代社会的多元生活。之所以如此，在于自由主义不以任何善观念为其政治的基础，而仅仅以权利和正义作为这个基础，因此它避免了以某种善观念来对其他善观念实施强迫，从而能够被所有善观念的持有者所接受。这不等于自由主义不重视善观念的追求，更不等于它不重视传统的价值，而是说，自由主义要求善观念的追求及其传统价值的尊奉是个人所认同和选择的，而不是强加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主义并不反对经典教育。只要经典教育不是要确立盲目的信仰和不宽容的权威，而是引导人们学习、认识和继承人类祖先的一切遗产，就完全可以而且有必要成为现代教育的一项内容。它不是要确立什么权威，而是向一切价值开放，让人们自己去选择。如果在学习了经典文本之后成为一个坚定的保守主义者，那是他自己个人的选择，而不是某种教育强加的结果。如果他由此而号召人们加入保守主义共同体，并在此共同体内放弃个人自主权利，只要人们是自愿的，就任何人都不可阻拦。而如果人们本来就生活在一个保守主义的共同体内，没有所谓的个人自主权利，那么自由主义的唯一要求是，如果他们由于理性的觉醒而要求“从他自己造成的监护中解放出来”，以便“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那么同样，任何人不得加以阻拦。
自由主义没有限制人们选择任何善观念，它把选择的权利交给个人自己。如果你选择了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从来不会给予压制(在一个蒋庆式的政教合一的政治下却会发生压制)。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所坚持的权利价值是一种“空”价值：它只管人们的自由、自主，而不管人们运用自由、自主所选择的内容。它把选择权利本身而不是选择的内容作为维护、捍卫的首要价值，这就避免了以任何思想内容为名的压制、镇压。
但是，正是这种“空”价值??被一切保守主义者斥责为虚无主义、怀疑主义??导致保守主义者去抨击自由主义，因为在保守主义者眼中，自由主义使个人丧失信仰，失去指导，缺乏生活目标。这是一种根植于现代社会的无法驱除的争论和较量，自由主义的宽容既包容了保守主义，又树立了一个自己的永恒批评者，从而平衡了现代生活的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放任个人、虚无主义，另一个极端是强加个人、信仰主义。自由主义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只要有这一点??它包容了自己的对立面存在，从而使自己时时能够被批评所纠正，因而不至于坏的一塌糊涂，它就是最不坏的一种东西。因为，其他任何“主义”都无法像自由主义那样可以包容它的批评者，因而当其取代自由主义而一统天下时，无法得到对自身缺陷的纠正，从而必然从追求超越自由主义而起，堕落为比自由主义更加糟糕透顶的东西而终。自由主义自身的缺陷本来会使它不可救药，但是，幸运的是，自由主义并非现代生活的全部，而仅仅是现代生活的基础，在它之上有无数的生活方式得以共容共存，从而它的缺陷能够被弥补或纠正。
自由主义最遭批评的是它坚持的个人主义(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个人自主)，这被认为是放纵人性中的恶，为个人生活中的盲目性、任意性和堕落提供保障。这是保守主义针对自由主义而发出的永恒咒语。确实，自由主义以理性建构了它的权利和正义基础，却以非理性放纵人们对善观念的选择。尊重和不侵犯个人的权利成为自由主义的优先道德，它对人的要求太低、太低，因此保守主义认为它降低了对人的约束和指导，使人们为所欲为，指责现代性的平庸以至堕落。
自由主义要求不干涉个人自由，尊重个人自主权利，既不等于要求人们追求善，也不等于要求人们不追求善，它只管正当而不管善，要求对一切善观念保持中立。自由不等于善、不等于美德(伯林指出了这一点)，相反，西方的、尤其保守主义的自由观往往认为自由是一种恶，它使人联想到为所欲为、任性、放纵和贪婪。由此，自由不知给多少人提供了攻击的靶子，又不知为多少人提供了强迫的根据：自由不在于外在强制的不存在，而在于控制住自己，你如果不能控制自己，那么我会代替你控制你??前一个你是你的大我，后一个你是你的小我。因此，我控制你不是外在的强加，而是你自己的大我的内在要求，我只不过实现了你的自我要求，这是真正的自由。把伯林的这些经典表述与蒋庆关于圣人对凡人之关系的言论相对照，会发现反自由主义者的惊人一致性。
自由主义者并非不知自由之恶，它与反自由主义者的争论仅仅在于，不自由的恶大还是自由的恶大。自由主义坚持认为不自由的恶更大，因此它不惜以自由之恶来换取对限制自由的权力的限制。因此，在自由主义之下，吸毒、卖淫、犯罪、贪婪、人情疏离、不平等、??????等等几乎成为不可克服的社会弊病，那是自由的代价。全部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可以完全避免这些代价，而在于这种代价是否值得？如果不给人以自由，这些社会弊病也许可以消除，但是这个世界是否会更好？或是否会付出更大的代价？这就涉及到“自由的意义”问题：自由难道仅仅就是给人以为所欲为的自由，而不是也给人以追求善的自由吗？抵制善的强加难道不正是要给人以追求善的自由吗？显然，如果自由不同时也促进了善，那么它的恶就是不值得的，自由主义的存在就是不合理的。就道义论自由主义者来说，他们是不讨论善而只讨论自由的，他们把坚持自由视为一种不可计算的道义。但是，西方的自由主义所遭受的来自保守主义(包括共同体主义)的批评使当代的许多自由主义者开始讨论自由之善恶的问题，在他们看来，如果自由不能增进善，自由主义就是不合理的。但是，自由主义者若是把追求善纳入考虑范围，就会对个人权利进行权宜，而这就可能使自由主义不成其为自由主义，起码不是纯粹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陷入了一种道德两难困境。
或许应该调和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正如调和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一样，既取它们各有之好，又弃它们各有之坏，从而超越自由主义。但是，我们深知它们各自所坚持的价值之不可调和的冲突性。以为可以和谐地把各组价值融合进一种理想的状态中，这恰恰是导致这个世界灾难重重的一个原因。我们不得不有所偏向，有所“优先”，正如罗尔斯所做的那样：自由优先于平等，权利优先于善(这种优先性排序正是一种道德命令，或者理性建构命令)。但是，也只有自由主义能够保持这两组价值的平衡，不至于以自由牺牲平等，以权利牺牲善。而其他“主义”皆会以后者牺牲前者。自由主义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自由能够兼顾平等，而美国当今的许多自由主义者(尤其拉兹、加尔斯通、马塞多、金姆利卡，等)在力图证明：权利能够兼顾善。这也许是一个新的转折，标志着自由主义者开始对自身进行道德反思并把追求善纳入自己的视野内，正如当年把平等纳入自己的视野内一样。
也许我们本来就不应该坚持自由主义的纯粹性和古典原始形态，自由主义与平等主义的结合已经做出了典范，自由主义者为什么就不能考虑一下传统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提出的问题？如果说这就是“中道”，那也无妨。但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的所谓“中道”，不是反思的产物，而是妥协的产物；不是对自身的调整，而是对自身的放弃；或者说，把自身出卖给了保守主义。拥护读经运动是这些特征的顺理成章的表现。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何以拥护读经运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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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枫
四
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界限上表现暧昧而中道，可是，在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界限上，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却异常清晰、明确以致固执。对社会主义的批判和与新左派的斗争不遗余力，这一点倒是表达了哈耶克保守主义的精髓。哈耶克对建构理性主义的否定完全是针对社会主义的，尽管这有挖自由主义自身墙角的危险。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误解了哈耶克，把对建构理性主义及其社会主义的批判转向投靠保守主义，坚持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联盟。
可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存在着一个危险地带，如果踏过去，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将面临颠覆的危险。当双方联盟时，保守主义者不愿过多地屈从于自由主义，而要将自由主义的核心??个人对善观念的自主??予以扼杀，而仅仅保留自由主义的外围??经济自由(康晓光是也)。可是，自由主义者却不干，他们既想引进保守主义对传统善观念的维护，又不愿放弃对个人自主权利的尊重，这使他们面临两难处境，弄不好有引火烧身的危险。中国今天的自由主义者就面临着这样一个处境：如果他们跟着保守主义走下去，他们就必须放弃对个人自主权的尊重，这意味着放弃自由主义；而如果他们坚持自由主义的立场，他们就得放弃对传统善观念的优先强调，这意味着放弃保守主义。自由主义者如果把善凌驾于权利之上，那么他们就会突破自由主义的底线，把强制性的灌输作为追求美德的手段。
自由主义者逃避两难处境的一种方式是经济上持自由主义立场，而文化上、甚至政治上持保守主义立场，他们不认为道德或政治宽容是自由主义的核心，而认为经济自由才是自由主义的核心。可是，当我们追问经济自由为什么是道德上合理的时，他们会给我们一个逃避道德追问的回答：自由主义不关乎道德而关乎历史演进，它是自生自发的，而不是任何道德合理性论证的产物。可是，自由主义怎么可能不合乎理性呢？一个不合乎理性的东西怎么可能历史地演进？排斥建构理性主义及其进步主义是荒谬的。建构并不一定是行为上的，不是像盖房子一样把自由主义建构出来，而是道德上的，是指无论自由主义如何历史地演进，它都必须合乎道德理性的评判。如果不能在理性的天平上来秤量，自由主义在与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等等竞争中拿什么去说服人？你不能仅仅诉诸它是历史的必然产物吧，历史不是无理性的，而是合乎理性的，相信进步是能够诉诸道德理性批判的前提。我们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恰恰缺乏的是建构理性主义??从道德上论证自由主义的合理性。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最终胜利靠的一定不是自发的历史演进，而是道德论证、道德评判和道德追求。自由主义者们之所以投靠保守主义，甚至不惜以权威主义来保驾经济自由主义，在政治自由主义和文化自由主义方面消极妥协、无所作为，与他们对建构理性主义的批判、对道德理想主义的诋毁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从90年代重新浮出水面起就患上了软骨病，以批判道德理想主义和建构理性主义来自欺欺人，以掩盖和说服自己的消极无为和软弱妥协，在现实主义的包装下犬儒主义地龟缩到保守主义的外壳里。
保守自由主义者们为自己消极无为作辩解的一个理由是，自由主义是一个自生自发过程，不是理性论证和道德追求所能促成的。在他们看来，理性不能先验地认定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自由不是寓于理性自身中的一种价值，不是人的一种不可取消的道德特征。个人自由或个人权利之所以重要以至必须，在于它们是到目前为止所能发现和找到的促进社会进步和繁荣的最佳手段。也就是说，自由的价值必须在经验中证实，其意义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它的经验效果。由此，他们把自由主义的希望建立在制度和秩序的经验稳固性上，而不相信理性对自由主义有什么意义。在他们看来，自由主义不是证明的问题，而是实行(漫长摸索)的问题；不是论证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是否有道德上的根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步步去争取权利。
可是，没有道德合理性的证明，没有理性的根据，自由主义会是什么样的？它会是从最易获得机会和进展的经济领域开始。因为经济上获得的权利是最不可能威胁专制权力的，经济人唯一的善目标是利益，而国家完全可以不与民争利，它甚至希望人们单一化和物质化善目标，因为，对它来讲，威胁其权力的是人们多元化善目标的追求，是不满足于动物的自由而要求人的自由的追求。保守自由主义者们心领神会这一点，他们向权力所有者暗送秋波：只要你给我自由(经济自由)，我就给你合法性，我无意争取除经济自由之外的更多自由，起码暂时无意于此。他们为自己有失人格尊严而寻找到的安慰理由或借口是，一个市场秩序的形成是保证自由主义得以确立的基础，在基础未牢靠之前冒然政治改革会制造动荡，反过来殃及市场秩序的确立，失去经济上点滴积累起来的自由。在他们看来，即使需要政治改革，也仅仅是因为经济自由主义的需要，为了确立市场秩序，政治上才不得不也要相应变革。而他们对道德的或理性的自由主义证明的否定和拒斥，是这种保守的、犬儒主义的自由主义的理论依据。
如果自由主义只是自发形成的、无人设计的东西，那么，在我们中国就必须等待这种自由主义的缓慢成长，而不是争取自由主义的确立。其结果自然是只进行这种市场自由主义，而是否有人们的思想、言论、参政自由，就搁置不论了。保守自由主义者们把自由主义的演进限制于私人领域里的自发自生过程，这使他们拒绝民主，甚至认为不仅不应急于推进政治民主化，而且应警惕民主的危险，言外之意是，承认或默认威权政治比推动民主化改革更能保有自由，起码在目前情况下，专制威权比民主政治更促进自由。其立论根据是，自生自发的市场秩序不依赖于政治制度的状况，市场秩序与政治的关系只在于后者不干涉就行了，而不在于政治是怎样运作的，是否有我的参与。这样的自由主义会是什么？是一个怪物。没有人们对权力的制约，没有思想、言论自由对权力的监督，没有权力之间的制衡，总之，没有一套民主宪政的保障，权力所恩准的市场自由主义必是一个腐化的渊薮。这样的自由主义只被少数精英人物所呐喊和鼓吹，而不被大众所向往、热望和期盼，这毫不奇怪。
把自由主义等同于经济自由主义是保守自由主义者们的一种固执，但是，这恰恰不表明他们的坚定性，而是表明他们的软弱性。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写到：“经济自由也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9但是，手段毕竟只是手段，在一个只有经济自由而没有(或尚未实现)政治自由下的制度是否称得上是自由主义的？或者，是否自然会走向政治自由主义？显然，如果经济自由已然是自由主义，或者，会自然而然走向政治自由主义，那么就不会发生像韩国、台湾、智利等曾经有过的对专制主义的反抗、斗争和争取运动了。经济自由主义不等于就是自由主义，如果不去斗争和追求，专制主义完全可能永远与经济自由并行不悖，自由主义永远不可能成为现实。
可见，作为自由主义本质的是政治自由主义。罗尔斯把政治自由主义作为自由主义最可能被所有合理的“主义”(包括保守主义、社会主义)所接受的内核，认为自由主义的包容性、多元主义和普遍性都仰赖于在这个内核基础上所达成的广泛共识。而经济自由却不能成为这个共识之点，如果把经济自由作为自由主义所坚守的内核，那么自由主义首先就将会对社会主义实施镇压，一旦如此，它的自由主义本质就将会完全丧失，因为如果它无法让社会主义在自由主义下宽容地存在，它就无法号称是自由主义。中国当今的自由主义者尊奉哈耶克自由主义为真理，而几乎无视美国当今关于自由主义的讨论已经远远超越了作为冷战产物的哈耶克自由主义这个事实，固执地把坚持私有制和经济自由作为自由主义的核心诉求。其结果是：一，把自己的敌人树立于经济领域而不是政治领域里，扩大了自由主义的斗争面；二，因此，他们放过了或犬儒主义地对待他们真正应该斗争、抗争的对象。也就是说，他们把社会主义而不是把专制主义作为真正的敌人，这就使自由主义者们失去了(如罗尔斯认为的)这个社会里的那些珍惜平等价值的人们的支持，而在两极分化愈益严重的今天，珍惜平等价值、坚持平等主义立场的人们之众，使自由主义者所树之敌大大增加。与80年代自由主义者一呼百应的状况形成鲜明反差，今天的自由主义者们几乎被大众所唾弃。原因即在于，80年代自由主义者的抗争发生于政治领域，而今天的自由主义者们却逃离了政治领域，犬儒主义地回避政治的专制主义现实。
哈耶克派自由主义者们之所以把社会主义树为真正的敌人，在于他们教条主义地认为社会主义是“通往奴役之路”。更可笑的是，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今天政治专制主义的根本症结所在，而无视对于当局而言今天的社会主义已经有名无实。罗尔斯已经指出，政治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没有必然的联系，政治自由主义的真正敌人是那些不合理的“主义”，而不是合理的一切“主义”。合理还是不合理的标准在于是否承认他者也有存在的权利，宽容就是合理，不宽容就是不合理。社会主义(坚持平等主义的立场)是否必然与政治自由主义不相容，因而必然“走向奴役之路”？平等是否就必然与自由不可调和而不能给予平衡？哈耶克所抨击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下的社会主义，可是连他晚期都承认某种平等主义的福利措施是应该的。我们看到，实行福利主义的国家，在文化上反而是最宽容的，在西方，左派更倾向于政治的自由主义精神，而右派反而倾向于政治的保守主义精神。这都说明，社会主义、平等、左派是可以在政治自由主义之下合理地与他者共处的，与专制主义并无必然的联系，正如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也并无必然的联系一样。自由和平等的冲突是合理的冲突，关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争论(只要不是你死我活的)会永远存在下去，不可能终结，但是，自由主义还是专制主义的冲突是可以终结的。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是可以终结历史的，而资本主义却不能终结历史。
要想拯救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声望，就必须把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拉开距离，公正处理自由与平等的关系问题。自由主义所反对的不应该是社会主义对平等的追求，而是反对它对个人权利??尤其对思想、言论权利??的压制，而这种压制并非它的本质，对平等的追求并不必然导致这种压制。自由主义认定自由的价值优于平等的价值，这并不等于捍卫自由就是抵制平等，优于并不等于排斥，它完全可以使自由与平等的冲突从自由主义之外转到自由主义之内来，使社会主义在承认自由主义内核的前提下追求平等。片面为资本主义辩护而拒斥社会主义，这会使自由主义失去其中立性目标，从而制造一个虽然人人有自由权利，却只有一部分人有自由的不公平的社会。
自由主义对中国的意义并不在于是否实行了自由市场制度，是否向资本主义敞开了大门，而在于是否从宪政上保证了人们有按自己的意愿来思想、来表达意见、来参与政治过程的基本权利。自由主义的根本保障不是经济领域里的市场机制，而是政治领域里的宪政制度，这种制度不存在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它只管人们的权利，不管权利的内容。你运用此权利鼓吹社会主义，并通过民主程序使国家执行某些社会主义政策，只要并无侵犯人们的基本权利，就不违反自由主义。关键是保护住人们的思想、言论权利，至于经济上是实行资本主义还是行社会主义，并无关自由主义的大局。不要因经济上限制了人们的一点自由，为平等而征用了人们的一点私有财产，就渲染为是“走向奴役之路”。经济不是自由主义的基础，政治才是自由主义的保障。可以有社会主义的专制，也可以有资本主义的专制，资本主义与自由之间正如社会主义与专制之间并无必然联系。
第1页: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何以拥护读经运动第2页: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何以拥护读经运动(2)第3页: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何以拥护读经运动(3)第4页: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何以拥护读经运动(4)第5页: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何以拥护读经运动(5)第6页: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何以拥护读经运动(6)
作者：周枫
四
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界限上表现暧昧而中道，可是，在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界限上，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却异常清晰、明确以致固执。对社会主义的批判和与新左派的斗争不遗余力，这一点倒是表达了哈耶克保守主义的精髓。哈耶克对建构理性主义的否定完全是针对社会主义的，尽管这有挖自由主义自身墙角的危险。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误解了哈耶克，把对建构理性主义及其社会主义的批判转向投靠保守主义，坚持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联盟。
可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存在着一个危险地带，如果踏过去，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将面临颠覆的危险。当双方联盟时，保守主义者不愿过多地屈从于自由主义，而要将自由主义的核心??个人对善观念的自主??予以扼杀，而仅仅保留自由主义的外围??经济自由(康晓光是也)。可是，自由主义者却不干，他们既想引进保守主义对传统善观念的维护，又不愿放弃对个人自主权利的尊重，这使他们面临两难处境，弄不好有引火烧身的危险。中国今天的自由主义者就面临着这样一个处境：如果他们跟着保守主义走下去，他们就必须放弃对个人自主权的尊重，这意味着放弃自由主义；而如果他们坚持自由主义的立场，他们就得放弃对传统善观念的优先强调，这意味着放弃保守主义。自由主义者如果把善凌驾于权利之上，那么他们就会突破自由主义的底线，把强制性的灌输作为追求美德的手段。
自由主义者逃避两难处境的一种方式是经济上持自由主义立场，而文化上、甚至政治上持保守主义立场，他们不认为道德或政治宽容是自由主义的核心，而认为经济自由才是自由主义的核心。可是，当我们追问经济自由为什么是道德上合理的时，他们会给我们一个逃避道德追问的回答：自由主义不关乎道德而关乎历史演进，它是自生自发的，而不是任何道德合理性论证的产物。可是，自由主义怎么可能不合乎理性呢？一个不合乎理性的东西怎么可能历史地演进？排斥建构理性主义及其进步主义是荒谬的。建构并不一定是行为上的，不是像盖房子一样把自由主义建构出来，而是道德上的，是指无论自由主义如何历史地演进，它都必须合乎道德理性的评判。如果不能在理性的天平上来秤量，自由主义在与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等等竞争中拿什么去说服人？你不能仅仅诉诸它是历史的必然产物吧，历史不是无理性的，而是合乎理性的，相信进步是能够诉诸道德理性批判的前提。我们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恰恰缺乏的是建构理性主义??从道德上论证自由主义的合理性。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最终胜利靠的一定不是自发的历史演进，而是道德论证、道德评判和道德追求。自由主义者们之所以投靠保守主义，甚至不惜以权威主义来保驾经济自由主义，在政治自由主义和文化自由主义方面消极妥协、无所作为，与他们对建构理性主义的批判、对道德理想主义的诋毁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从90年代重新浮出水面起就患上了软骨病，以批判道德理想主义和建构理性主义来自欺欺人，以掩盖和说服自己的消极无为和软弱妥协，在现实主义的包装下犬儒主义地龟缩到保守主义的外壳里。
保守自由主义者们为自己消极无为作辩解的一个理由是，自由主义是一个自生自发过程，不是理性论证和道德追求所能促成的。在他们看来，理性不能先验地认定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自由不是寓于理性自身中的一种价值，不是人的一种不可取消的道德特征。个人自由或个人权利之所以重要以至必须，在于它们是到目前为止所能发现和找到的促进社会进步和繁荣的最佳手段。也就是说，自由的价值必须在经验中证实，其意义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它的经验效果。由此，他们把自由主义的希望建立在制度和秩序的经验稳固性上，而不相信理性对自由主义有什么意义。在他们看来，自由主义不是证明的问题，而是实行(漫长摸索)的问题；不是论证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是否有道德上的根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步步去争取权利。
可是，没有道德合理性的证明，没有理性的根据，自由主义会是什么样的？它会是从最易获得机会和进展的经济领域开始。因为经济上获得的权利是最不可能威胁专制权力的，经济人唯一的善目标是利益，而国家完全可以不与民争利，它甚至希望人们单一化和物质化善目标，因为，对它来讲，威胁其权力的是人们多元化善目标的追求，是不满足于动物的自由而要求人的自由的追求。保守自由主义者们心领神会这一点，他们向权力所有者暗送秋波：只要你给我自由(经济自由)，我就给你合法性，我无意争取除经济自由之外的更多自由，起码暂时无意于此。他们为自己有失人格尊严而寻找到的安慰理由或借口是，一个市场秩序的形成是保证自由主义得以确立的基础，在基础未牢靠之前冒然政治改革会制造动荡，反过来殃及市场秩序的确立，失去经济上点滴积累起来的自由。在他们看来，即使需要政治改革，也仅仅是因为经济自由主义的需要，为了确立市场秩序，政治上才不得不也要相应变革。而他们对道德的或理性的自由主义证明的否定和拒斥，是这种保守的、犬儒主义的自由主义的理论依据。
如果自由主义只是自发形成的、无人设计的东西，那么，在我们中国就必须等待这种自由主义的缓慢成长，而不是争取自由主义的确立。其结果自然是只进行这种市场自由主义，而是否有人们的思想、言论、参政自由，就搁置不论了。保守自由主义者们把自由主义的演进限制于私人领域里的自发自生过程，这使他们拒绝民主，甚至认为不仅不应急于推进政治民主化，而且应警惕民主的危险，言外之意是，承认或默认威权政治比推动民主化改革更能保有自由，起码在目前情况下，专制威权比民主政治更促进自由。其立论根据是，自生自发的市场秩序不依赖于政治制度的状况，市场秩序与政治的关系只在于后者不干涉就行了，而不在于政治是怎样运作的，是否有我的参与。这样的自由主义会是什么？是一个怪物。没有人们对权力的制约，没有思想、言论自由对权力的监督，没有权力之间的制衡，总之，没有一套民主宪政的保障，权力所恩准的市场自由主义必是一个腐化的渊薮。这样的自由主义只被少数精英人物所呐喊和鼓吹，而不被大众所向往、热望和期盼，这毫不奇怪。
把自由主义等同于经济自由主义是保守自由主义者们的一种固执，但是，这恰恰不表明他们的坚定性，而是表明他们的软弱性。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写到：“经济自由也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9但是，手段毕竟只是手段，在一个只有经济自由而没有(或尚未实现)政治自由下的制度是否称得上是自由主义的？或者，是否自然会走向政治自由主义？显然，如果经济自由已然是自由主义，或者，会自然而然走向政治自由主义，那么就不会发生像韩国、台湾、智利等曾经有过的对专制主义的反抗、斗争和争取运动了。经济自由主义不等于就是自由主义，如果不去斗争和追求，专制主义完全可能永远与经济自由并行不悖，自由主义永远不可能成为现实。
可见，作为自由主义本质的是政治自由主义。罗尔斯把政治自由主义作为自由主义最可能被所有合理的“主义”(包括保守主义、社会主义)所接受的内核，认为自由主义的包容性、多元主义和普遍性都仰赖于在这个内核基础上所达成的广泛共识。而经济自由却不能成为这个共识之点，如果把经济自由作为自由主义所坚守的内核，那么自由主义首先就将会对社会主义实施镇压，一旦如此，它的自由主义本质就将会完全丧失，因为如果它无法让社会主义在自由主义下宽容地存在，它就无法号称是自由主义。中国当今的自由主义者尊奉哈耶克自由主义为真理，而几乎无视美国当今关于自由主义的讨论已经远远超越了作为冷战产物的哈耶克自由主义这个事实，固执地把坚持私有制和经济自由作为自由主义的核心诉求。其结果是：一，把自己的敌人树立于经济领域而不是政治领域里，扩大了自由主义的斗争面；二，因此，他们放过了或犬儒主义地对待他们真正应该斗争、抗争的对象。也就是说，他们把社会主义而不是把专制主义作为真正的敌人，这就使自由主义者们失去了(如罗尔斯认为的)这个社会里的那些珍惜平等价值的人们的支持，而在两极分化愈益严重的今天，珍惜平等价值、坚持平等主义立场的人们之众，使自由主义者所树之敌大大增加。与80年代自由主义者一呼百应的状况形成鲜明反差，今天的自由主义者们几乎被大众所唾弃。原因即在于，80年代自由主义者的抗争发生于政治领域，而今天的自由主义者们却逃离了政治领域，犬儒主义地回避政治的专制主义现实。
哈耶克派自由主义者们之所以把社会主义树为真正的敌人，在于他们教条主义地认为社会主义是“通往奴役之路”。更可笑的是，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今天政治专制主义的根本症结所在，而无视对于当局而言今天的社会主义已经有名无实。罗尔斯已经指出，政治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没有必然的联系，政治自由主义的真正敌人是那些不合理的“主义”，而不是合理的一切“主义”。合理还是不合理的标准在于是否承认他者也有存在的权利，宽容就是合理，不宽容就是不合理。社会主义(坚持平等主义的立场)是否必然与政治自由主义不相容，因而必然“走向奴役之路”？平等是否就必然与自由不可调和而不能给予平衡？哈耶克所抨击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下的社会主义，可是连他晚期都承认某种平等主义的福利措施是应该的。我们看到，实行福利主义的国家，在文化上反而是最宽容的，在西方，左派更倾向于政治的自由主义精神，而右派反而倾向于政治的保守主义精神。这都说明，社会主义、平等、左派是可以在政治自由主义之下合理地与他者共处的，与专制主义并无必然的联系，正如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也并无必然的联系一样。自由和平等的冲突是合理的冲突，关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争论(只要不是你死我活的)会永远存在下去，不可能终结，但是，自由主义还是专制主义的冲突是可以终结的。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是可以终结历史的，而资本主义却不能终结历史。
要想拯救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声望，就必须把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拉开距离，公正处理自由与平等的关系问题。自由主义所反对的不应该是社会主义对平等的追求，而是反对它对个人权利??尤其对思想、言论权利??的压制，而这种压制并非它的本质，对平等的追求并不必然导致这种压制。自由主义认定自由的价值优于平等的价值，这并不等于捍卫自由就是抵制平等，优于并不等于排斥，它完全可以使自由与平等的冲突从自由主义之外转到自由主义之内来，使社会主义在承认自由主义内核的前提下追求平等。片面为资本主义辩护而拒斥社会主义，这会使自由主义失去其中立性目标，从而制造一个虽然人人有自由权利，却只有一部分人有自由的不公平的社会。
自由主义对中国的意义并不在于是否实行了自由市场制度，是否向资本主义敞开了大门，而在于是否从宪政上保证了人们有按自己的意愿来思想、来表达意见、来参与政治过程的基本权利。自由主义的根本保障不是经济领域里的市场机制，而是政治领域里的宪政制度，这种制度不存在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它只管人们的权利，不管权利的内容。你运用此权利鼓吹社会主义，并通过民主程序使国家执行某些社会主义政策，只要并无侵犯人们的基本权利，就不违反自由主义。关键是保护住人们的思想、言论权利，至于经济上是实行资本主义还是行社会主义，并无关自由主义的大局。不要因经济上限制了人们的一点自由，为平等而征用了人们的一点私有财产，就渲染为是“走向奴役之路”。经济不是自由主义的基础，政治才是自由主义的保障。可以有社会主义的专制，也可以有资本主义的专制，资本主义与自由之间正如社会主义与专制之间并无必然联系。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何以拥护读经运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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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枫
三
把哈耶克与保守主义者混同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们也许对保守主义有不同的定义。在他们眼中，保守主义就是保守传统，而这符合哈耶克的行为，因此哈耶克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可是哈耶克为什么否认自己是保守主义者呢？可见，哈耶克眼中的保守主义有另一副面孔。
我们首先来看看哈耶克是怎样区分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者认为，道德理想和宗教理念都不是强制所能施加的恰当对象，但是不无遗憾的是，不论是保守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都不承认强制所应当具有的这种限制。我有时觉得，自由主义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它认为，那些关于行为善恶的道德观念，并不能证明强制为正当，因为这些道德观念本身亦不能直接干涉或侵入他人确受保护的领域；而正是自由主义所具有的这一特征，使其既明显区别于保守主义，也根本区别于社会主义。”“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之间的显著区别，就在于前者从不认为自己有权把自己的精神信仰强加于他人，而不论他们的精神信仰有多么深奥神圣??????”4把哈耶克的言论与蒋庆的言论对照一下，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态度的分别就昭然若揭了，按此哈耶克言论，他绝对不会拥护蒋庆等人发起的读经运动。
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保守传统，而在于保守什么传统：是自由主义的传统，还是非自由主义的传统。传统可以是向个人提供免于国家权力侵犯的保障，但是也可以是限制以致侵犯个人自由的强加力量。不加区分地谈论传统只会混淆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界限。盲目模仿哈耶克对传统的亲和立场只会搞出一种“弄错时代”(anachronism)的笑话来。秋风写道：“哈耶克进一步证明，这些自发的演进的传统，未必是自由的妨碍者和敌人，相反，传统是自由的朋友。最起码，大量经过文化的选择而获保有其存在的传统，尽管其本身并不构成自由本身，但却可以与自由兼容。比如，传统的宗教信仰可以为自由秩序提供某种支撑。” (秋风：“经过哈耶克重新发现和转化传统”)可是，蒋庆首先就不这样看，他分明认为传统对个人自由是敌视的，他所尊奉的传统性并不支持自由主义，而恰恰是反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者在对待自由主义的态度上非常清楚，他们骨子里头是认为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个人自主毁坏了传统，因此他们要抵制自由主义。
表面上看，保守主义与哈耶克的自由主义都为了维护传统而限制理性，可是，保守主义者指责理性主义是指责个人的理性自主权利，归根到底是指责个人主义。他们不认为个人在善观念的选择方面应该具有权利，总是倾向于对个人自主采取敌视态度。自由主义尊重个人的理性能力就是尊重个人具有对事物的反思、质疑和探问的权利，保守主义却要求我们不加反思地尊奉权威、遵循传统、尊重经典，生怕对理性反思的鼓励会破坏信仰、破坏传统秩序，破坏权威，以致怀疑一切。可是，没有反思、没有质疑，我们对传统的尊重能够是自觉自愿的吗？盲目的、非反思的读经可以塑造一种类型的人，这种人可能具有某些可贵的品质和美德，但是，他们在关键处很可能会缺乏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最为可贵的品质和美德??宽容和自主精神。传统社会里的生活不需要宽容，传统人也不需要自主，因为传统生活是一元性的，不存在需要对异端的宽容，也不需要个人在多元价值之间承担选择的责任。而现代社会却不同，如果人们被培养成一种非反思的、盲目信从的品质，那他们难保不会进一步走向非理性的狂热，其结果从今天民族主义大众的表现可见端倪。在已然多元化并且“诸神竞争”的现代性生活下，传统型人格与现代公民对他者的尊重品格并不和谐。现代公民教育的优先目标应该是自由主义品格和美德的教育，这就是学会尊重人：尊重人的自主选择权利。自由主义的教育目标首先不是善观念的灌输，而是正义观念的培养。自由、自主、权利、宽容等等这些观念也许并没有教人追求什么样的善观念、尊奉什么样的文化传统，但是，它们在被教育者心灵中的发育程度却决定了任何人在追求某种善观念、尊奉某种文化传统时是否是一个好公民。不要以为只有善观念的培育和灌输才是重要的，如果没有权利或正义观念及其尊重它们的品格的形成，对善的追求就有可能走向恶。对善的追求是古往今来人们的永恒生活方式，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但是，作为现代现象的自由主义之本质的不是对善的追求，而是对善追求的规范，防止善追求对正义的侵犯。自由主义之现代性品质，就在于它以理性建构主义来建立正义规范及其制度以保障人的权利，抵制权力的滥用，尤其是以善的追求名义的权力滥用。其根据建立于这样一个事实上，即善(价值)是多元的，因此任何以某种善的名义对人的强迫都存在着侵犯的危险。为防止这种危险，自由主义提倡宽容和国家道德中立，自由主义的所有制度理念都深深打下这一烙印。
哈耶克也不可能是这一自由主义理念的例外，他无论如何强调传统的意义也不可能把任何传统的善观念凌驾于权利和正义理念之上，而他所不认同的保守主义者却是这么做的。
哈耶克清楚地意识到他与保守主义者的区别。可是，在我们的自由主义者那里，保守主义这一词却被严重误用，其涵义与自由主义竟然不加区分，这在刘军宁的《保守主义》一书中开其先例。刘军宁以英国的柏克为例，认为保守主义所保守的就是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由此得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说，保守主义所保守的内容就是自由：“一个真正的保守主义者只能是该社会的自由传统的保守者，......没有自由的传统根本不是保守主义的保守对象。......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有一个共同的基础，这就是自由的传统 。不保守这种传统的保守主义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保守主义。离开了对自由的担当，离开了自由的传统，保守主义就难有立足之地。”5秋风也以相同的口吻写道：“一个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总是倾向于成为一个保守主义者。”(秋风：“经过哈耶克重新发现和转化传统”)王怡更写道“何谓保守主义，保守就是保守自由的传统，看待自由的传统胜过看待自由的理念。如果有一种自由按理说是好的，但必须舍了千百年来形成的一切既有的自由(即使并不太多，也不完整)去换，那个坚决说‘不’的人就是保守主义者。” (王怡：“‘读经’和文化保守”)
这些人对保守主义是如此的青睐，以致把自由主义的品格加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头上，要求在中国寻找自由的传统，以供保守主义来维护。王怡甚至说：“有人说中国的传统是专制主义，是一种没有自由的传统。在这种被舍弃的传统下还谈什幺‘保守’呢。这是一种虚无主义的看法，而且把‘自由’当作了一个假想的概念。中国政治传统的专制无须赘言，但文化的传统有三点是需要辩驳的。其一，自由必有两种内容，一是身体的自由，二是精神的自由。中国人在精神上的自由，难道会与中国人千百年来的文化价值和汉语书写没有关系吗？一个把中国自古以来的精神传统完全摧毁了的社会，还能够给予中国人精神上的自由吗？一种在文化价值上空洞化的自由，绝不是真正的自由。” (王怡：“‘读经’和文化保守”)在王怡眼中，不是假想的自由概念竟然是一种精神自由，而且和精神传统休戚相关，照此说来，所有人类文明传统都有自由这回事了，因为精神自由是任何文明的精神传统都具有的。可是，我们知道，自由主义大师伯林却指出，作为积极自由的精神自由恰恰倾向于对真正不是假想的自由??消极自由??的行使构成压迫。王怡等自由主义者为使自由主义具有保守主义的内容，居然模仿英国的自由主义者要求中国的自由主义在中国传统中寻找其渊源，似乎没有这种传统渊源，自由主义就没有它的根。可是，自由主义作为现代性的标志是毋庸置疑、为人所公认的。什么是现代性？现代性即走出传统。现代生活与传统的断裂是无可置疑的，这种断裂是好是坏的评价在此搁置，但是起码要承认，自由主义不是任何传统包括西方传统的延续，而是这些传统的断裂。作为自由主义原发地的英国，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因素早已潜在于传统中，现代性是内生性地从传统中展开的，这使英国人有资格说他们的“自由主义传统”。但是，此一传统非彼一传统，作为普遍形态的传统不是自由主义的特殊传统，而是各文明形态共有的一般传统，一般保守主义所维护的核心价值即是这种传统里的那些与现代性截然有别的东西。也正因此，对个人自由、个人主义或个人自主这些现代性核心价值的批评普遍地存在于世界范围的所有文明形态中，不仅发生在中国的传统主义者这里，也发生在西方的传统主义者那里，正如艾恺在《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中指出的：“一种持续的、世界范围的对现代化加以批评，其存在基本相似的内容，不管批评者个人来自怎样的文化背景或国家。”6发生于西方自身的传统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也未必比我们中国今天的传统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和抵制在激烈性程度要低。而且，这些激烈批评几乎都有基督教的背景，因此，我们很难如某些人认为的那样说自由主义是基督教传统的延续，恰恰相反，它是基督教传统的终结(尽管与基督教有千丝万缕的亲和关系)，是施特劳斯所谓的“虚无主义”的到来。归根到底，它是一种任何传统都没有的个人主义文明，这种文明从任何传统中都演绎不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主义确实是无根的。企图将自由主义嫁接到中国的传统中去的想法和行为是再荒谬不过的了，这种想法和行为不过是对英国的自由主义者(包括不是英国人但充满英国人精神的哈耶克)的拙劣模仿。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特别喜欢伯克，总是以伯克为例来证明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一致性。可是，作为保守主义者的蒋庆却不买自由主义者的帐，他宣称“柏克是保守主义的柏克而非自由主义的柏克”，公然与自由主义者抢夺伯克。蒋庆以他犀利的保守主义眼光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内在于伯克精神、气质之中的实质，而我们那些自由主义者们却迟钝地无条件迎纳伯克。这种迟钝突出地表现在他们混淆现代性与传统性的本质区别上，居然要求自由主义去维护传统而不是批判传统，而蒋庆却清醒地、自觉地、坚决地作出这一区别：“自由主义的内容不管多么繁多驳杂，自由主义的自性特质与根本特征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现代性。我们可以说自由主义就是现代性在近代以来政治生活中的体现。而保守主义则是对自由主义的反动而起，故保守主义的自性特质与根本特征亦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传统性，传统性就是‘中世纪价值’，对‘中世纪价值’的向往追求构成了保守主义的本质特征。”7蒋庆特别指出：“保守主义是从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中产生的。”(同上)这一点伯克也不例外。
其实，任何自由主义者都可以清楚地读到伯克有关对所谓世俗人道主义、个人主义、道德怀疑主义、宽容等等这些现代性或自由主义品质持批判态度的言论，这些言论表明他很难归类到自由主义之列，倒是与洛克所批判的菲尔默具有同样保守主义的精神气质。首先，柏克强调宗教的国教地位，主张政教合一，这与自由主义所强调的政教分离、宗教私人化的现代性价值完全对立。其次，柏克强调社会、国家是一神圣而神秘的有机延续体，具有超越的权威与尊严，这与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信念背道而驰。第三，柏克热情讴歌建立在道德差异上的“自然的贵族制”和社会等级制度，反对将人的道德差异与社会区别拉平，这与自由主义所坚持的所有人在权利和道德地位上平等的观念不可同日而语。第四，柏克认为，民众没有政治智慧与政治能力，需要更高的权威与智慧来指引，这与自由主义所拥护的民主原则截然对立。这些思想特征都明显地与反对现代性、反对自由主义有关。
不可否认，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继承了许多柏克的保守主义思想，或者说显示了类似柏克保守主义的思想倾向。他们都反对理性主义，都维护私有财产制度，都恐惧社会变革，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都可以被称为保守主义者。但是，哈耶克的保守主义成份来自对平等主义的恐惧，而非来自对现代性的恐惧。由于害怕平等追求所导致的消极自由的缩减，他极力反对建构理性主义对市场自发秩序的修正和调整。这确实是抵制革命，但不是抵制针对传统贵族等级制的革命，而是抵制针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原始意义的保守主义者认为，由于人性本质上的恶，苦难和邪恶是人类生存所无法摆脱的，因此任何乌托邦改造方案都只能适得其反，社会进步只是一种虚幻。也就是说，保守主义者宁愿人类忍受不公正或其他社会恶，也要维护传统高贵的生活方式。可是，无论马克思主义、其它社会主义，还是古典自由主义、保守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等，都不认为、起码不能完全认同邪恶和苦难根源于人的本性，埋藏于人类生活的本质之中，而是认为源于不合理的社会秩序，因此，至少可以考虑对社会秩序中的适当部分实行变革(理性建构)。区别在于对这种变革的深度存在不同的观点，但是即使最低限度的变革主张也突破了柏克的反现代性的上述保守观念。哈耶克所保守的不平等与柏克所保守的不平等不可同日而语。哈耶克反对理性主义是基于人的无知，这与柏克基于人的邪恶反对理性主义是两码事。如果说哈耶克也持保守主义的话，那么这是另外一种保守主义，与伯克、蒋庆等坚持的保守主义完全是两码事。前者抵制的是社会主义，而后者抵制的是现代性。
蒋庆表面的民族主义诉求掩盖不了实质上是“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的一部分。与保守自由主义者相反，他对伯克的推崇是为了抵制现代性，这不是在召唤自由，而是在召唤传统性之魂兮归来：“在两百来年的历史中，柏克所揭橥的保守主义价值并没有在日趋现代性的世界中实现，但这并非是保守主义无价值而是现代人不接受保守主义价值。但是，保守主义的价值已凝固为人类的集体记忆，一旦天道往还，现代性走到尽头，此集体记忆就会在人们心中觉醒，传统性就会成为人类的主导思想，指引人类走向另一个新的世纪。??????在现代性价值之外还有一种传统性价值，此传统性价值难说不是人类明天走投无路时的希望所在。”8与蒋庆等保守主义者的自觉、清醒和鲜明相比，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却表现出一种犬儒主义的暧昧与含糊，他们自称这是一种“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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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枫
三
把哈耶克与保守主义者混同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们也许对保守主义有不同的定义。在他们眼中，保守主义就是保守传统，而这符合哈耶克的行为，因此哈耶克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可是哈耶克为什么否认自己是保守主义者呢？可见，哈耶克眼中的保守主义有另一副面孔。
我们首先来看看哈耶克是怎样区分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者认为，道德理想和宗教理念都不是强制所能施加的恰当对象，但是不无遗憾的是，不论是保守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都不承认强制所应当具有的这种限制。我有时觉得，自由主义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它认为，那些关于行为善恶的道德观念，并不能证明强制为正当，因为这些道德观念本身亦不能直接干涉或侵入他人确受保护的领域；而正是自由主义所具有的这一特征，使其既明显区别于保守主义，也根本区别于社会主义。”“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之间的显著区别，就在于前者从不认为自己有权把自己的精神信仰强加于他人，而不论他们的精神信仰有多么深奥神圣??????”4把哈耶克的言论与蒋庆的言论对照一下，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态度的分别就昭然若揭了，按此哈耶克言论，他绝对不会拥护蒋庆等人发起的读经运动。
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保守传统，而在于保守什么传统：是自由主义的传统，还是非自由主义的传统。传统可以是向个人提供免于国家权力侵犯的保障，但是也可以是限制以致侵犯个人自由的强加力量。不加区分地谈论传统只会混淆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界限。盲目模仿哈耶克对传统的亲和立场只会搞出一种“弄错时代”(anachronism)的笑话来。秋风写道：“哈耶克进一步证明，这些自发的演进的传统，未必是自由的妨碍者和敌人，相反，传统是自由的朋友。最起码，大量经过文化的选择而获保有其存在的传统，尽管其本身并不构成自由本身，但却可以与自由兼容。比如，传统的宗教信仰可以为自由秩序提供某种支撑。” (秋风：“经过哈耶克重新发现和转化传统”)可是，蒋庆首先就不这样看，他分明认为传统对个人自由是敌视的，他所尊奉的传统性并不支持自由主义，而恰恰是反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者在对待自由主义的态度上非常清楚，他们骨子里头是认为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个人自主毁坏了传统，因此他们要抵制自由主义。
表面上看，保守主义与哈耶克的自由主义都为了维护传统而限制理性，可是，保守主义者指责理性主义是指责个人的理性自主权利，归根到底是指责个人主义。他们不认为个人在善观念的选择方面应该具有权利，总是倾向于对个人自主采取敌视态度。自由主义尊重个人的理性能力就是尊重个人具有对事物的反思、质疑和探问的权利，保守主义却要求我们不加反思地尊奉权威、遵循传统、尊重经典，生怕对理性反思的鼓励会破坏信仰、破坏传统秩序，破坏权威，以致怀疑一切。可是，没有反思、没有质疑，我们对传统的尊重能够是自觉自愿的吗？盲目的、非反思的读经可以塑造一种类型的人，这种人可能具有某些可贵的品质和美德，但是，他们在关键处很可能会缺乏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最为可贵的品质和美德??宽容和自主精神。传统社会里的生活不需要宽容，传统人也不需要自主，因为传统生活是一元性的，不存在需要对异端的宽容，也不需要个人在多元价值之间承担选择的责任。而现代社会却不同，如果人们被培养成一种非反思的、盲目信从的品质，那他们难保不会进一步走向非理性的狂热，其结果从今天民族主义大众的表现可见端倪。在已然多元化并且“诸神竞争”的现代性生活下，传统型人格与现代公民对他者的尊重品格并不和谐。现代公民教育的优先目标应该是自由主义品格和美德的教育，这就是学会尊重人：尊重人的自主选择权利。自由主义的教育目标首先不是善观念的灌输，而是正义观念的培养。自由、自主、权利、宽容等等这些观念也许并没有教人追求什么样的善观念、尊奉什么样的文化传统，但是，它们在被教育者心灵中的发育程度却决定了任何人在追求某种善观念、尊奉某种文化传统时是否是一个好公民。不要以为只有善观念的培育和灌输才是重要的，如果没有权利或正义观念及其尊重它们的品格的形成，对善的追求就有可能走向恶。对善的追求是古往今来人们的永恒生活方式，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但是，作为现代现象的自由主义之本质的不是对善的追求，而是对善追求的规范，防止善追求对正义的侵犯。自由主义之现代性品质，就在于它以理性建构主义来建立正义规范及其制度以保障人的权利，抵制权力的滥用，尤其是以善的追求名义的权力滥用。其根据建立于这样一个事实上，即善(价值)是多元的，因此任何以某种善的名义对人的强迫都存在着侵犯的危险。为防止这种危险，自由主义提倡宽容和国家道德中立，自由主义的所有制度理念都深深打下这一烙印。
哈耶克也不可能是这一自由主义理念的例外，他无论如何强调传统的意义也不可能把任何传统的善观念凌驾于权利和正义理念之上，而他所不认同的保守主义者却是这么做的。
哈耶克清楚地意识到他与保守主义者的区别。可是，在我们的自由主义者那里，保守主义这一词却被严重误用，其涵义与自由主义竟然不加区分，这在刘军宁的《保守主义》一书中开其先例。刘军宁以英国的柏克为例，认为保守主义所保守的就是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由此得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说，保守主义所保守的内容就是自由：“一个真正的保守主义者只能是该社会的自由传统的保守者，......没有自由的传统根本不是保守主义的保守对象。......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有一个共同的基础，这就是自由的传统 。不保守这种传统的保守主义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保守主义。离开了对自由的担当，离开了自由的传统，保守主义就难有立足之地。”5秋风也以相同的口吻写道：“一个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总是倾向于成为一个保守主义者。”(秋风：“经过哈耶克重新发现和转化传统”)王怡更写道“何谓保守主义，保守就是保守自由的传统，看待自由的传统胜过看待自由的理念。如果有一种自由按理说是好的，但必须舍了千百年来形成的一切既有的自由(即使并不太多，也不完整)去换，那个坚决说‘不’的人就是保守主义者。” (王怡：“‘读经’和文化保守”)
这些人对保守主义是如此的青睐，以致把自由主义的品格加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头上，要求在中国寻找自由的传统，以供保守主义来维护。王怡甚至说：“有人说中国的传统是专制主义，是一种没有自由的传统。在这种被舍弃的传统下还谈什幺‘保守’呢。这是一种虚无主义的看法，而且把‘自由’当作了一个假想的概念。中国政治传统的专制无须赘言，但文化的传统有三点是需要辩驳的。其一，自由必有两种内容，一是身体的自由，二是精神的自由。中国人在精神上的自由，难道会与中国人千百年来的文化价值和汉语书写没有关系吗？一个把中国自古以来的精神传统完全摧毁了的社会，还能够给予中国人精神上的自由吗？一种在文化价值上空洞化的自由，绝不是真正的自由。” (王怡：“‘读经’和文化保守”)在王怡眼中，不是假想的自由概念竟然是一种精神自由，而且和精神传统休戚相关，照此说来，所有人类文明传统都有自由这回事了，因为精神自由是任何文明的精神传统都具有的。可是，我们知道，自由主义大师伯林却指出，作为积极自由的精神自由恰恰倾向于对真正不是假想的自由??消极自由??的行使构成压迫。王怡等自由主义者为使自由主义具有保守主义的内容，居然模仿英国的自由主义者要求中国的自由主义在中国传统中寻找其渊源，似乎没有这种传统渊源，自由主义就没有它的根。可是，自由主义作为现代性的标志是毋庸置疑、为人所公认的。什么是现代性？现代性即走出传统。现代生活与传统的断裂是无可置疑的，这种断裂是好是坏的评价在此搁置，但是起码要承认，自由主义不是任何传统包括西方传统的延续，而是这些传统的断裂。作为自由主义原发地的英国，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因素早已潜在于传统中，现代性是内生性地从传统中展开的，这使英国人有资格说他们的“自由主义传统”。但是，此一传统非彼一传统，作为普遍形态的传统不是自由主义的特殊传统，而是各文明形态共有的一般传统，一般保守主义所维护的核心价值即是这种传统里的那些与现代性截然有别的东西。也正因此，对个人自由、个人主义或个人自主这些现代性核心价值的批评普遍地存在于世界范围的所有文明形态中，不仅发生在中国的传统主义者这里，也发生在西方的传统主义者那里，正如艾恺在《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中指出的：“一种持续的、世界范围的对现代化加以批评，其存在基本相似的内容，不管批评者个人来自怎样的文化背景或国家。”6发生于西方自身的传统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也未必比我们中国今天的传统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和抵制在激烈性程度要低。而且，这些激烈批评几乎都有基督教的背景，因此，我们很难如某些人认为的那样说自由主义是基督教传统的延续，恰恰相反，它是基督教传统的终结(尽管与基督教有千丝万缕的亲和关系)，是施特劳斯所谓的“虚无主义”的到来。归根到底，它是一种任何传统都没有的个人主义文明，这种文明从任何传统中都演绎不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主义确实是无根的。企图将自由主义嫁接到中国的传统中去的想法和行为是再荒谬不过的了，这种想法和行为不过是对英国的自由主义者(包括不是英国人但充满英国人精神的哈耶克)的拙劣模仿。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特别喜欢伯克，总是以伯克为例来证明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一致性。可是，作为保守主义者的蒋庆却不买自由主义者的帐，他宣称“柏克是保守主义的柏克而非自由主义的柏克”，公然与自由主义者抢夺伯克。蒋庆以他犀利的保守主义眼光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内在于伯克精神、气质之中的实质，而我们那些自由主义者们却迟钝地无条件迎纳伯克。这种迟钝突出地表现在他们混淆现代性与传统性的本质区别上，居然要求自由主义去维护传统而不是批判传统，而蒋庆却清醒地、自觉地、坚决地作出这一区别：“自由主义的内容不管多么繁多驳杂，自由主义的自性特质与根本特征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现代性。我们可以说自由主义就是现代性在近代以来政治生活中的体现。而保守主义则是对自由主义的反动而起，故保守主义的自性特质与根本特征亦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传统性，传统性就是‘中世纪价值’，对‘中世纪价值’的向往追求构成了保守主义的本质特征。”7蒋庆特别指出：“保守主义是从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中产生的。”(同上)这一点伯克也不例外。
其实，任何自由主义者都可以清楚地读到伯克有关对所谓世俗人道主义、个人主义、道德怀疑主义、宽容等等这些现代性或自由主义品质持批判态度的言论，这些言论表明他很难归类到自由主义之列，倒是与洛克所批判的菲尔默具有同样保守主义的精神气质。首先，柏克强调宗教的国教地位，主张政教合一，这与自由主义所强调的政教分离、宗教私人化的现代性价值完全对立。其次，柏克强调社会、国家是一神圣而神秘的有机延续体，具有超越的权威与尊严，这与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信念背道而驰。第三，柏克热情讴歌建立在道德差异上的“自然的贵族制”和社会等级制度，反对将人的道德差异与社会区别拉平，这与自由主义所坚持的所有人在权利和道德地位上平等的观念不可同日而语。第四，柏克认为，民众没有政治智慧与政治能力，需要更高的权威与智慧来指引，这与自由主义所拥护的民主原则截然对立。这些思想特征都明显地与反对现代性、反对自由主义有关。
不可否认，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继承了许多柏克的保守主义思想，或者说显示了类似柏克保守主义的思想倾向。他们都反对理性主义，都维护私有财产制度，都恐惧社会变革，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都可以被称为保守主义者。但是，哈耶克的保守主义成份来自对平等主义的恐惧，而非来自对现代性的恐惧。由于害怕平等追求所导致的消极自由的缩减，他极力反对建构理性主义对市场自发秩序的修正和调整。这确实是抵制革命，但不是抵制针对传统贵族等级制的革命，而是抵制针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原始意义的保守主义者认为，由于人性本质上的恶，苦难和邪恶是人类生存所无法摆脱的，因此任何乌托邦改造方案都只能适得其反，社会进步只是一种虚幻。也就是说，保守主义者宁愿人类忍受不公正或其他社会恶，也要维护传统高贵的生活方式。可是，无论马克思主义、其它社会主义，还是古典自由主义、保守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等，都不认为、起码不能完全认同邪恶和苦难根源于人的本性，埋藏于人类生活的本质之中，而是认为源于不合理的社会秩序，因此，至少可以考虑对社会秩序中的适当部分实行变革(理性建构)。区别在于对这种变革的深度存在不同的观点，但是即使最低限度的变革主张也突破了柏克的反现代性的上述保守观念。哈耶克所保守的不平等与柏克所保守的不平等不可同日而语。哈耶克反对理性主义是基于人的无知，这与柏克基于人的邪恶反对理性主义是两码事。如果说哈耶克也持保守主义的话，那么这是另外一种保守主义，与伯克、蒋庆等坚持的保守主义完全是两码事。前者抵制的是社会主义，而后者抵制的是现代性。
蒋庆表面的民族主义诉求掩盖不了实质上是“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的一部分。与保守自由主义者相反，他对伯克的推崇是为了抵制现代性，这不是在召唤自由，而是在召唤传统性之魂兮归来：“在两百来年的历史中，柏克所揭橥的保守主义价值并没有在日趋现代性的世界中实现，但这并非是保守主义无价值而是现代人不接受保守主义价值。但是，保守主义的价值已凝固为人类的集体记忆，一旦天道往还，现代性走到尽头，此集体记忆就会在人们心中觉醒，传统性就会成为人类的主导思想，指引人类走向另一个新的世纪。??????在现代性价值之外还有一种传统性价值，此传统性价值难说不是人类明天走投无路时的希望所在。”8与蒋庆等保守主义者的自觉、清醒和鲜明相比，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却表现出一种犬儒主义的暧昧与含糊，他们自称这是一种“中道”。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何以拥护读经运动(2)
第1页: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何以拥护读经运动第2页: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何以拥护读经运动(2)第3页: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何以拥护读经运动(3)第4页: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何以拥护读经运动(4)第5页: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何以拥护读经运动(5)第6页: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何以拥护读经运动(6)
作者：周枫
二
对理性的不信任在学理上来自哈耶克。中国自由主义者们之所以把哈耶克归入保守主义之列，正是因为哈耶克也是通过否定理性的某种优越地位来维护传统的。表面上看，哈耶克与蒋庆这些传统主义的保守主义者们如出一辙，可实际上他们大相径庭。
秋风在为自己拥护读经运动的行为辩护时，表面上几乎完全遵循哈耶克的论说。他写道：“唯理主义者相信，理性就是要怀疑一切，当然包括传统和经典，只有通过怀疑，才能取得进步。但是，唯独理性、进步本身是不可被怀疑的，因而，被尊奉为至高无上的价值，成为一种拜物教??????由此，那些唯理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便在不知不觉间堕入了他们声称正在反对的‘蒙昧主义’之中。他们宣布自己??????可以对一切价值进行重估：一切不能经受他们的理性审判的东西，都应当被抛弃”。(秋风：“为什么不能读经”)哈耶克一生都致力于对理性之自负的批评，秋风敏锐地把握到理性的自负就是理性要怀疑一切，按照笛卡儿，理性通过“怀疑”一切而“建构”自己的大厦，没有怀疑就没有建构。通过拥引哈耶克的批评，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几乎使理性主义或建构理性主义等同于“蒙昧主义”，以致对理性主义的“谬误”在自由主义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共识，无人敢为其翻案。既然理性的自负被嘲笑，那么“理性之不及”就成为不可怀疑的了??仍然必须有一个不可怀疑的起点。所谓“理性不及”，说白了，就是理性不能怀疑一切，必须有所信仰、有所盲从、有所不思。不可怀疑的起点现在不是怀疑本身，而是坚定的确信，确信有某种不经理性的“审判”和“重估”就可以信赖的东西。这种东西在蒋庆那里就是经典，就是圣人之言，就是传统权威。对于经典，我们是绝对不可怀疑的，因为“‘经’是‘常理’‘常道’，用今天的话来说，‘经’是永恒不变的普遍真理，适应于人类历史的所有阶段与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经’中所说的道理是‘天经地义’的，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一样永远不会改变。如果改变了，就不复有‘天理’了，不复有‘天理’也就不复有‘人理’了；‘人理’源于“天理”，天不成其为天，人当然就不成其为人了。??????我们说‘经’或者说‘经典’体现了永恒普遍的超越性与神圣性。” (蒋庆：“读经与中国文化的复兴” )
可是，“永恒不变的普遍真理”怎么可能不经过理性的审视和检验而成立呢？如果没有理性的审视和检验，没有经过我的自觉认同，我怎么能断定它就是我的指导者而不是压迫者？此类诸问对于自由主义者而言是再熟悉不过的了，简直毋需在此多言，因为正是这类问题催生了自由主义的诞生，并使自由主义把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政和教、正当和善区分开来，使后者具有了宽容的品格，在多元主义的共识下各种善观念共容共存。保守主义者当然不会认同自由主义的这一区分，他们必然是一元论的追求者，他们不可能相信关于善生活的终极观念是一个理性争议的课题，因为对于他们，关于善生活的终极观念具有理性不及的“超验(越)性”与“神圣性”。这毫不奇怪，因为他们不是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对一切善观念保持中立，而只维持公共领域里的正当、权利及其正义观念的某种信念，后者不可能被视为具有理性不及的超验性，因为它们必须在严格的理性审视和检验下被接受。如果说这就是建构理性主义的话，那么它就是。建构理性主义不被确立，多元主义也就不能成立，因为那意味着用理性不及的某种一元性超验善观念来支配公共领域里的正当、权利和正义观念，而后者在自由主义眼光中应该对一切善观念保持中立，它只交由理性来处理而不能交由任何善观念来支配，否则对思想的镇压(不宽容)就会是唯一的选择。保守主义不能不是如此，因为它总是倾向于把善观念的信仰贯彻到公共领域里去；对于保守主义者，善的追求肯定是优先于权利的维护。
秋风也强调宽容，他说道：“如果说，启蒙运动确实产生了什么可欲的后果的话，那就是发展出了宽容这种美德。但是，如果唯独不对理性和进步本身保持怀疑，或者说，不对怀疑精神本身保持怀疑，则在启蒙之后的今天，人的心灵同样会走向闭塞，形成一种理性和进步的蒙昧主义。”(秋风：“为什么不能读经”)这里，秋风把宽容解释为对保守主义者贬低理性精神这个行为的宽容，或者说是对保守主义者鼓吹盲从主义的宽容，这等于他要宽容保守主义者的不宽容。保守主义者质疑理性怀疑精神，对理性的“霸权”提出抗议，其意旨是要为某种无疑的非理性盲从辩护。而秋风对怀疑精神进行怀疑，和保守主义者一样走向了对启蒙主义的诋毁。所谓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 (康德：“什么是启蒙运动?”)而秋风对启蒙主义的诋毁就是要提倡只经过别人引导才能够运用理智的盲从，这才是真正的蒙昧主义。而秋风把启蒙说成蒙昧，把蒙昧说成启蒙，这是一种思想混乱。如果你有勇气，你就应该诚实地宣布：“我就是要提倡蒙昧主义，那又怎么样！”而从辜鸿铭到蒋庆等这样的保守主义者就有这个勇气。
但是，秋风不可能这么提倡，因为他毕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是，他的自由主义信念与他的保守主义信念发生了冲突，这一冲突来自于他对自由主义基础的错误理解，而这又来自于他对哈耶克的误解。
哈耶克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或上述意义的保守主义者吗？如果是，那就要闹出一个大笑话来。如果不是，又如何解释他与保守主义者几乎如出一辙的那些论说？
首先，下面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即哈耶克对所谓建构理性主义的批评是为了阐明使个人自由得以可能的社会秩序的自生自发性，其目标是个人自由的肯定而不是个人自由的否定，其所有论说都是围绕个人自由来展开的。在哈耶克看来，对理性控制能力的自负会走向国家对某种整体的共同目标的追求(表现为全能主义)，从而导致对个人目标的否定。如此，哈耶克维护了个人自主，在这个意义上，他恰恰是肯定了而不是否定了每个个人的理性能力。他与其说是在否定理性主义，不如说是在否定集体主义，否定在个人之上有一个先行确定的集体目标以规定个人的行为。对理性自负的否定是因为理性主义的集体主义狂妄威胁了个人自主，对理性的滥用到头来只会扼杀个人对理性的自主运用。自生自发秩序实际上与罗尔斯理性建构的正义秩序一样并不服务于特定目标，比如国家的强盛和繁荣以及各种完善论追求，它只是为个人实现其各自的目标提供有助益的条件或框架，这与罗尔斯等人关于“权利优先于善”的道义论是一致的。由此可见，哈耶克与保守主义者所坚持的“善优先于权利”、从而导向对个人自主的否定完全不同。
但是，哈耶克对自生自发秩序给个人自由以保障的观点并没有必然性，一个自发演进的秩序未必就保障自由；传统既可能是自由的守护者，又可能是自由的威胁者，而后者的可能性甚至大于前者。即使是前者，自生自发秩序也仅仅是保证个人自由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个人自由的保障还必须有更多的东西。这是因为自生自发秩序的观念(起码在哈耶克早期是这样认为的)只能解释经济活动的秩序是如何实现的，尽管哈耶克后期倾向于认为它还具有更广泛的适用范围，但是，很难相信它可以延伸到诸如政治领域的情况说明。自由主义政治秩序的建立没有理性的自觉建构是难以想象的，也不符合历史经验。自由主义的一整套观念和体系??包括自由、人权、正义等等??都带有非常强的理性建构色彩，根本不是自生自发或进化概念所能够解释的。不错，自由主义政治制度的建构离不开传统这个条件，在其原发地(诸如英国)也不可能不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的产物，但是，它并非原封不动的全盘接受传统，而是对传统做出审视、检验和修正，在质疑、批判的基础上来接受的。这是理性对传统的自觉，而非盲目。因此，不在于理性建构是否可能，而在于理性建构是否被滥用。理性建构不可能摆脱传统已有的自发累积秩序，但是，人们仍然能够、也必须对自发演进的传统秩序作理性的重构和修正，这种理性重构正是理性对自身权威的确认。
第1页: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何以拥护读经运动第2页: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何以拥护读经运动(2)第3页: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何以拥护读经运动(3)第4页: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何以拥护读经运动(4)第5页: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何以拥护读经运动(5)第6页: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何以拥护读经运动(6)
作者：周枫
二
对理性的不信任在学理上来自哈耶克。中国自由主义者们之所以把哈耶克归入保守主义之列，正是因为哈耶克也是通过否定理性的某种优越地位来维护传统的。表面上看，哈耶克与蒋庆这些传统主义的保守主义者们如出一辙，可实际上他们大相径庭。
秋风在为自己拥护读经运动的行为辩护时，表面上几乎完全遵循哈耶克的论说。他写道：“唯理主义者相信，理性就是要怀疑一切，当然包括传统和经典，只有通过怀疑，才能取得进步。但是，唯独理性、进步本身是不可被怀疑的，因而，被尊奉为至高无上的价值，成为一种拜物教??????由此，那些唯理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便在不知不觉间堕入了他们声称正在反对的‘蒙昧主义’之中。他们宣布自己??????可以对一切价值进行重估：一切不能经受他们的理性审判的东西，都应当被抛弃”。(秋风：“为什么不能读经”)哈耶克一生都致力于对理性之自负的批评，秋风敏锐地把握到理性的自负就是理性要怀疑一切，按照笛卡儿，理性通过“怀疑”一切而“建构”自己的大厦，没有怀疑就没有建构。通过拥引哈耶克的批评，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几乎使理性主义或建构理性主义等同于“蒙昧主义”，以致对理性主义的“谬误”在自由主义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共识，无人敢为其翻案。既然理性的自负被嘲笑，那么“理性之不及”就成为不可怀疑的了??仍然必须有一个不可怀疑的起点。所谓“理性不及”，说白了，就是理性不能怀疑一切，必须有所信仰、有所盲从、有所不思。不可怀疑的起点现在不是怀疑本身，而是坚定的确信，确信有某种不经理性的“审判”和“重估”就可以信赖的东西。这种东西在蒋庆那里就是经典，就是圣人之言，就是传统权威。对于经典，我们是绝对不可怀疑的，因为“‘经’是‘常理’‘常道’，用今天的话来说，‘经’是永恒不变的普遍真理，适应于人类历史的所有阶段与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经’中所说的道理是‘天经地义’的，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一样永远不会改变。如果改变了，就不复有‘天理’了，不复有‘天理’也就不复有‘人理’了；‘人理’源于“天理”，天不成其为天，人当然就不成其为人了。??????我们说‘经’或者说‘经典’体现了永恒普遍的超越性与神圣性。” (蒋庆：“读经与中国文化的复兴” )
可是，“永恒不变的普遍真理”怎么可能不经过理性的审视和检验而成立呢？如果没有理性的审视和检验，没有经过我的自觉认同，我怎么能断定它就是我的指导者而不是压迫者？此类诸问对于自由主义者而言是再熟悉不过的了，简直毋需在此多言，因为正是这类问题催生了自由主义的诞生，并使自由主义把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政和教、正当和善区分开来，使后者具有了宽容的品格，在多元主义的共识下各种善观念共容共存。保守主义者当然不会认同自由主义的这一区分，他们必然是一元论的追求者，他们不可能相信关于善生活的终极观念是一个理性争议的课题，因为对于他们，关于善生活的终极观念具有理性不及的“超验(越)性”与“神圣性”。这毫不奇怪，因为他们不是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对一切善观念保持中立，而只维持公共领域里的正当、权利及其正义观念的某种信念，后者不可能被视为具有理性不及的超验性，因为它们必须在严格的理性审视和检验下被接受。如果说这就是建构理性主义的话，那么它就是。建构理性主义不被确立，多元主义也就不能成立，因为那意味着用理性不及的某种一元性超验善观念来支配公共领域里的正当、权利和正义观念，而后者在自由主义眼光中应该对一切善观念保持中立，它只交由理性来处理而不能交由任何善观念来支配，否则对思想的镇压(不宽容)就会是唯一的选择。保守主义不能不是如此，因为它总是倾向于把善观念的信仰贯彻到公共领域里去；对于保守主义者，善的追求肯定是优先于权利的维护。
秋风也强调宽容，他说道：“如果说，启蒙运动确实产生了什么可欲的后果的话，那就是发展出了宽容这种美德。但是，如果唯独不对理性和进步本身保持怀疑，或者说，不对怀疑精神本身保持怀疑，则在启蒙之后的今天，人的心灵同样会走向闭塞，形成一种理性和进步的蒙昧主义。”(秋风：“为什么不能读经”)这里，秋风把宽容解释为对保守主义者贬低理性精神这个行为的宽容，或者说是对保守主义者鼓吹盲从主义的宽容，这等于他要宽容保守主义者的不宽容。保守主义者质疑理性怀疑精神，对理性的“霸权”提出抗议，其意旨是要为某种无疑的非理性盲从辩护。而秋风对怀疑精神进行怀疑，和保守主义者一样走向了对启蒙主义的诋毁。所谓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 (康德：“什么是启蒙运动?”)而秋风对启蒙主义的诋毁就是要提倡只经过别人引导才能够运用理智的盲从，这才是真正的蒙昧主义。而秋风把启蒙说成蒙昧，把蒙昧说成启蒙，这是一种思想混乱。如果你有勇气，你就应该诚实地宣布：“我就是要提倡蒙昧主义，那又怎么样！”而从辜鸿铭到蒋庆等这样的保守主义者就有这个勇气。
但是，秋风不可能这么提倡，因为他毕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是，他的自由主义信念与他的保守主义信念发生了冲突，这一冲突来自于他对自由主义基础的错误理解，而这又来自于他对哈耶克的误解。
哈耶克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或上述意义的保守主义者吗？如果是，那就要闹出一个大笑话来。如果不是，又如何解释他与保守主义者几乎如出一辙的那些论说？
首先，下面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即哈耶克对所谓建构理性主义的批评是为了阐明使个人自由得以可能的社会秩序的自生自发性，其目标是个人自由的肯定而不是个人自由的否定，其所有论说都是围绕个人自由来展开的。在哈耶克看来，对理性控制能力的自负会走向国家对某种整体的共同目标的追求(表现为全能主义)，从而导致对个人目标的否定。如此，哈耶克维护了个人自主，在这个意义上，他恰恰是肯定了而不是否定了每个个人的理性能力。他与其说是在否定理性主义，不如说是在否定集体主义，否定在个人之上有一个先行确定的集体目标以规定个人的行为。对理性自负的否定是因为理性主义的集体主义狂妄威胁了个人自主，对理性的滥用到头来只会扼杀个人对理性的自主运用。自生自发秩序实际上与罗尔斯理性建构的正义秩序一样并不服务于特定目标，比如国家的强盛和繁荣以及各种完善论追求，它只是为个人实现其各自的目标提供有助益的条件或框架，这与罗尔斯等人关于“权利优先于善”的道义论是一致的。由此可见，哈耶克与保守主义者所坚持的“善优先于权利”、从而导向对个人自主的否定完全不同。
但是，哈耶克对自生自发秩序给个人自由以保障的观点并没有必然性，一个自发演进的秩序未必就保障自由；传统既可能是自由的守护者，又可能是自由的威胁者，而后者的可能性甚至大于前者。即使是前者，自生自发秩序也仅仅是保证个人自由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个人自由的保障还必须有更多的东西。这是因为自生自发秩序的观念(起码在哈耶克早期是这样认为的)只能解释经济活动的秩序是如何实现的，尽管哈耶克后期倾向于认为它还具有更广泛的适用范围，但是，很难相信它可以延伸到诸如政治领域的情况说明。自由主义政治秩序的建立没有理性的自觉建构是难以想象的，也不符合历史经验。自由主义的一整套观念和体系??包括自由、人权、正义等等??都带有非常强的理性建构色彩，根本不是自生自发或进化概念所能够解释的。不错，自由主义政治制度的建构离不开传统这个条件，在其原发地(诸如英国)也不可能不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的产物，但是，它并非原封不动的全盘接受传统，而是对传统做出审视、检验和修正，在质疑、批判的基础上来接受的。这是理性对传统的自觉，而非盲目。因此，不在于理性建构是否可能，而在于理性建构是否被滥用。理性建构不可能摆脱传统已有的自发累积秩序，但是，人们仍然能够、也必须对自发演进的传统秩序作理性的重构和修正，这种理性重构正是理性对自身权威的确认。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何以拥护读经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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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枫
由蒋庆等人发起的读经运动作为一种保守主义者的行为受到大陆一部分人的欢迎，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一个多元主义格局的形成没有保守主义的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它是理所当然的现代社会“诸神竞争”的一个“神”。保守主义者理所当然地要浮出水面，扮演现代生活舞台上的一种角色，去捍卫一种(组)价值，正如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民间的而非官方的)所做的那样。
但是，一批被认为属于自由主义的学者，如秋风、刘海波、王怡、范亚峰等，也撰文支持读经运动，这就有点儿奇怪了。这批自由主义者的学理背景基本上是以哈耶克为代表的那一路自由主义，而鉴于国内自由主义市场上的“哈耶克主义”之卖俏，也鉴于大部分国内著名自由主义学者对这批拥护读经运动的自由主义者的沉默(可视之为默许)，我们可以断定，拥护读经运动，或者说拥护文化保守主义、甚至拥护政治保守主义(表现为权威主义)，不止是少数自由主义者的行为和观念。可以说，中国的自由主义从它在90年代再度“浮出水面”起就带有浓厚的保守主义气息，这不仅仅表现在自由主义者拥护读经运动上，拥护读经运动仅仅是自由主义浮出中国大陆时就具有的特有性格的一系列展示之一。要了解自由主义的这种性格，就必须去了解它的浮出背景以及它与保守主义之亲和关系的缘由。但这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1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真的具有亲和力吗？国内盛行的“哈耶克主义”共识真的是自由主义唯一的学理基础吗？
一
其实，国内学者对所谓哈耶克之“保守主义”的认同是自由主义者们的一个误导。我左读右读哈耶克著作，没看到什么地方表现出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倒是看到他白纸黑字的否认自己是一个保守主义者。2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与哈耶克相反，视保守主义为自己的伙伴，甚至认为是自由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我认同哈耶克的观点：保守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对手、甚至是敌人。自由主义从根本上说不应该是保守主义的，恰恰相反，自由主义从它诞生起就与保守主义作持久的斗争。这种斗争在冷战结束、社会主义力量衰退后是更加强了而不是更隐没了，以致罗尔斯的大弟子斯蒂芬?霍尔姆斯清醒地意识到当代的“反自由主义”力量主要来自自由主义的右边而不是左边，为此他专门撰写著作予以回击，这就是著名的《反自由主义剖析》一书。
为什么霍尔姆斯把来自右边的也即保守主义的力量视为对自由主义的更严重挑战？这是因为，西方的自由主义者清醒地意识到，自由主义的根基正在遭受保守主义力量的侵蚀。自由主义的根基是什么？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所认同的“传统性”根基相反，这一根基恰恰扎在“现代性”之中，也即由现代性所体现的理性主义、个人主义和普遍主义等等这些理念之中。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所认同的观念相反，自由主义从它来到世间起就不可能不是理性主义的，如果把理性主义批倒了、否定了，那么自由主义也就完蛋了。正因此，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总是把理性主义所保持的怀疑主义精神而不是非理性的盲从、信仰和狂热作为他们的阵地，而右边的反自由主义者们也总是把理性主义作为自由主义的基础来攻击。
我们且看蒋庆是怎样通过否定理性来否定自由主义的，他写道：“西方自由主义的教育理论，即要启发儿童的理性与自主精神??????这是几百年西方自由主义教育理论的老调，这种教育理论认为，每个人都有平等清明的理性，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清明的理性判定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因为自己理性的法庭具有审查一切事物的最高权威，任何外在权威都必须服从自己理性的审判。但是，这种自由主义的教育理论没有看到，在现实层面圣人的理性与凡人的理性是不平等的，??????圣人有天然教化凡人的权利，曰‘天赋圣权’，而凡人只有生来接受圣人教化的义务。所以，圣人讲的话、编的书??经典??-就具有先在的权威性，凡人必须无条件接受，不存在凡人用理性审查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因为凡人的理性没有资格审查圣人的理性，相反只能用圣人的理性来审查凡人的理性，来要求凡人接受。??????对儿童来说，经典的学习必须进行某种强制，家长老师的严厉要求与督促就是强制。用中国的话来说，经典的学习不能让学生“放羊”，自由主义的教育理论就是让学生“放羊”。”(蒋庆：“读经与中华文化的复兴”3)蒋庆在此把理性与自主精神相联，再恰切不过地道出了理性主义的根本意旨。这意味着，理性主义是个人自主的前提条件，对理性的否定就是对个人自主的否定，而个人自主是自由主义的真正核心。从蒋庆上述言论的保守主义精神看，他的真正敌人是个人自主，为否定个人自主，他才否定理性主义。否定理性主义的根本意义，对于他，就是要把盲从权威(圣人、经典、传统)凌驾于理性自主之上，不否定个人自主，权威无以为立。这对于保守主义者是天经地义的行为，保守主义的天然品质就是尊崇传统权威，为捍卫传统权威，它必须与理性主义作最坚决的斗争。并不是说它要否定个人自主才尊崇传统权威，而是说它要尊崇传统权威才要否定个人自主；否定个人自主不是其目的，而是从其真正目的出发必然地要采取的手段，这个真正的目的就是：捍卫传统权威。保守主义一贯认为，在传统权威面前没有理性对话的可能性，个人理性的评判、审视和检验没有置喙的余地，崇拜和遵循必须是无条件的。
可见，保守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天然对手以致敌人，而不是什么自由主义的天然朋友。可是，拥护读经运动的自由主义者们却把保守主义者所追求的目标??捍卫传统权威??作为他们同样的目标，而与其结盟而非与其论辩。尽管这一目标肯定不是终极的，因为他们的真正目标是捍卫个人自由。也就是说，他们把捍卫传统权威作为捍卫个人自由的手段来追求，这使他们与保守主义相区别。但是，同样是捍卫传统权威，保守主义者们要抑制或起码消弱个人自由，而自由主义者们却是为了保护个人自由。除非他们所理解的传统是歧义的，否则我们会认为这里发生了逻辑混乱：同一个传统怎么可能既敌视个人自由又保护个人自由？这一问题我们先放一放，下文再来讨论。这里我们把问题接续到上文：既然理性主义关乎自由主义的存亡，为什么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的行为却与保守主义者一样，也加入到贬低以致反对理性主义的阵营中去？
刘海波几乎以同样保守主义的口吻这样写道：“经验和历史却告诉我们，道德习惯和修养，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教化的结果。正确的是非观念，良好的习惯，不是儿童的天性，而是日积月累的灌输甚至适度惩戒的结果。要培养孩子成为有用的、品行良好的社会成员，不是使他从小就怀疑一切，以自己为中心成为裁量一切的尺度，而是不加怀疑地学习和继承一个源远流长的伟大传统。只有在传统中，才有进行边际批评的资格和可能。知识的获得不是起始于怀疑，而是相信。不一定是理解了才相信，也是相信了才有可能理解。” (刘海波：“蒙昧的教育理念与传统观”)可是，自由主义的教育如果不是从小就培养质疑的精神，从而使之成人后能够去参与对话而不是“不加怀疑”地捍卫权威外，又是什么？自由主义的灵魂不就是宽容而非非友即敌的执着吗？而宽容精神难道不是唯有自由主义教育才能培养出来的吗？如果没有从小就开始培养怀疑和批判精神，个人自主和个人自由能够得到捍卫吗？价值(善观念)判断和选择的个人自主正是自由主义的根本意旨，因为只有培养和保护个人自主，才能根本抵制对个人的善观念的强加。可见海波这里分明是在通过否定理性的普遍怀疑精神来批评自由主义对个人自主的维护，但是，他却说这是在维护自由主义：“蒋庆先生编辑的‘诵本’，并非独出心裁，而是基于历史的经验，取我国古圣前贤的成法而已。这不是什么专制心态。对历史和前人的尊重，恰恰是对思想专制的抵制，终极的权威恰恰在编书者之外。”(同上)对传统权威及其不加怀疑地信仰的维护反而是对思想专制的抵制，这看似自相矛盾的话语却道出了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们的一个普遍信念：对传统权威的尊崇恰恰是对现代人滥用权力(表现为滥用理性)的抵制，其目的恰恰是保护个人自由。这无异于说：对个人自由的否定正是为了保护个人自由。一个非常保守主义的行为就这样转化为一个非常自由主义的行为。这种转化是如何可能？又是否可能？我们再次把这个问题放一放
第1页: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何以拥护读经运动第2页: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何以拥护读经运动(2)第3页: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何以拥护读经运动(3)第4页: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何以拥护读经运动(4)第5页: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何以拥护读经运动(5)第6页: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何以拥护读经运动(6)
作者：周枫
由蒋庆等人发起的读经运动作为一种保守主义者的行为受到大陆一部分人的欢迎，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一个多元主义格局的形成没有保守主义的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它是理所当然的现代社会“诸神竞争”的一个“神”。保守主义者理所当然地要浮出水面，扮演现代生活舞台上的一种角色，去捍卫一种(组)价值，正如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民间的而非官方的)所做的那样。
但是，一批被认为属于自由主义的学者，如秋风、刘海波、王怡、范亚峰等，也撰文支持读经运动，这就有点儿奇怪了。这批自由主义者的学理背景基本上是以哈耶克为代表的那一路自由主义，而鉴于国内自由主义市场上的“哈耶克主义”之卖俏，也鉴于大部分国内著名自由主义学者对这批拥护读经运动的自由主义者的沉默(可视之为默许)，我们可以断定，拥护读经运动，或者说拥护文化保守主义、甚至拥护政治保守主义(表现为权威主义)，不止是少数自由主义者的行为和观念。可以说，中国的自由主义从它在90年代再度“浮出水面”起就带有浓厚的保守主义气息，这不仅仅表现在自由主义者拥护读经运动上，拥护读经运动仅仅是自由主义浮出中国大陆时就具有的特有性格的一系列展示之一。要了解自由主义的这种性格，就必须去了解它的浮出背景以及它与保守主义之亲和关系的缘由。但这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1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真的具有亲和力吗？国内盛行的“哈耶克主义”共识真的是自由主义唯一的学理基础吗？
一
其实，国内学者对所谓哈耶克之“保守主义”的认同是自由主义者们的一个误导。我左读右读哈耶克著作，没看到什么地方表现出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倒是看到他白纸黑字的否认自己是一个保守主义者。2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与哈耶克相反，视保守主义为自己的伙伴，甚至认为是自由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我认同哈耶克的观点：保守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对手、甚至是敌人。自由主义从根本上说不应该是保守主义的，恰恰相反，自由主义从它诞生起就与保守主义作持久的斗争。这种斗争在冷战结束、社会主义力量衰退后是更加强了而不是更隐没了，以致罗尔斯的大弟子斯蒂芬?霍尔姆斯清醒地意识到当代的“反自由主义”力量主要来自自由主义的右边而不是左边，为此他专门撰写著作予以回击，这就是著名的《反自由主义剖析》一书。
为什么霍尔姆斯把来自右边的也即保守主义的力量视为对自由主义的更严重挑战？这是因为，西方的自由主义者清醒地意识到，自由主义的根基正在遭受保守主义力量的侵蚀。自由主义的根基是什么？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所认同的“传统性”根基相反，这一根基恰恰扎在“现代性”之中，也即由现代性所体现的理性主义、个人主义和普遍主义等等这些理念之中。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所认同的观念相反，自由主义从它来到世间起就不可能不是理性主义的，如果把理性主义批倒了、否定了，那么自由主义也就完蛋了。正因此，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总是把理性主义所保持的怀疑主义精神而不是非理性的盲从、信仰和狂热作为他们的阵地，而右边的反自由主义者们也总是把理性主义作为自由主义的基础来攻击。
我们且看蒋庆是怎样通过否定理性来否定自由主义的，他写道：“西方自由主义的教育理论，即要启发儿童的理性与自主精神??????这是几百年西方自由主义教育理论的老调，这种教育理论认为，每个人都有平等清明的理性，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清明的理性判定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因为自己理性的法庭具有审查一切事物的最高权威，任何外在权威都必须服从自己理性的审判。但是，这种自由主义的教育理论没有看到，在现实层面圣人的理性与凡人的理性是不平等的，??????圣人有天然教化凡人的权利，曰‘天赋圣权’，而凡人只有生来接受圣人教化的义务。所以，圣人讲的话、编的书??经典??-就具有先在的权威性，凡人必须无条件接受，不存在凡人用理性审查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因为凡人的理性没有资格审查圣人的理性，相反只能用圣人的理性来审查凡人的理性，来要求凡人接受。??????对儿童来说，经典的学习必须进行某种强制，家长老师的严厉要求与督促就是强制。用中国的话来说，经典的学习不能让学生“放羊”，自由主义的教育理论就是让学生“放羊”。”(蒋庆：“读经与中华文化的复兴”3)蒋庆在此把理性与自主精神相联，再恰切不过地道出了理性主义的根本意旨。这意味着，理性主义是个人自主的前提条件，对理性的否定就是对个人自主的否定，而个人自主是自由主义的真正核心。从蒋庆上述言论的保守主义精神看，他的真正敌人是个人自主，为否定个人自主，他才否定理性主义。否定理性主义的根本意义，对于他，就是要把盲从权威(圣人、经典、传统)凌驾于理性自主之上，不否定个人自主，权威无以为立。这对于保守主义者是天经地义的行为，保守主义的天然品质就是尊崇传统权威，为捍卫传统权威，它必须与理性主义作最坚决的斗争。并不是说它要否定个人自主才尊崇传统权威，而是说它要尊崇传统权威才要否定个人自主；否定个人自主不是其目的，而是从其真正目的出发必然地要采取的手段，这个真正的目的就是：捍卫传统权威。保守主义一贯认为，在传统权威面前没有理性对话的可能性，个人理性的评判、审视和检验没有置喙的余地，崇拜和遵循必须是无条件的。
可见，保守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天然对手以致敌人，而不是什么自由主义的天然朋友。可是，拥护读经运动的自由主义者们却把保守主义者所追求的目标??捍卫传统权威??作为他们同样的目标，而与其结盟而非与其论辩。尽管这一目标肯定不是终极的，因为他们的真正目标是捍卫个人自由。也就是说，他们把捍卫传统权威作为捍卫个人自由的手段来追求，这使他们与保守主义相区别。但是，同样是捍卫传统权威，保守主义者们要抑制或起码消弱个人自由，而自由主义者们却是为了保护个人自由。除非他们所理解的传统是歧义的，否则我们会认为这里发生了逻辑混乱：同一个传统怎么可能既敌视个人自由又保护个人自由？这一问题我们先放一放，下文再来讨论。这里我们把问题接续到上文：既然理性主义关乎自由主义的存亡，为什么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的行为却与保守主义者一样，也加入到贬低以致反对理性主义的阵营中去？
刘海波几乎以同样保守主义的口吻这样写道：“经验和历史却告诉我们，道德习惯和修养，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教化的结果。正确的是非观念，良好的习惯，不是儿童的天性，而是日积月累的灌输甚至适度惩戒的结果。要培养孩子成为有用的、品行良好的社会成员，不是使他从小就怀疑一切，以自己为中心成为裁量一切的尺度，而是不加怀疑地学习和继承一个源远流长的伟大传统。只有在传统中，才有进行边际批评的资格和可能。知识的获得不是起始于怀疑，而是相信。不一定是理解了才相信，也是相信了才有可能理解。” (刘海波：“蒙昧的教育理念与传统观”)可是，自由主义的教育如果不是从小就培养质疑的精神，从而使之成人后能够去参与对话而不是“不加怀疑”地捍卫权威外，又是什么？自由主义的灵魂不就是宽容而非非友即敌的执着吗？而宽容精神难道不是唯有自由主义教育才能培养出来的吗？如果没有从小就开始培养怀疑和批判精神，个人自主和个人自由能够得到捍卫吗？价值(善观念)判断和选择的个人自主正是自由主义的根本意旨，因为只有培养和保护个人自主，才能根本抵制对个人的善观念的强加。可见海波这里分明是在通过否定理性的普遍怀疑精神来批评自由主义对个人自主的维护，但是，他却说这是在维护自由主义：“蒋庆先生编辑的‘诵本’，并非独出心裁，而是基于历史的经验，取我国古圣前贤的成法而已。这不是什么专制心态。对历史和前人的尊重，恰恰是对思想专制的抵制，终极的权威恰恰在编书者之外。”(同上)对传统权威及其不加怀疑地信仰的维护反而是对思想专制的抵制，这看似自相矛盾的话语却道出了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们的一个普遍信念：对传统权威的尊崇恰恰是对现代人滥用权力(表现为滥用理性)的抵制，其目的恰恰是保护个人自由。这无异于说：对个人自由的否定正是为了保护个人自由。一个非常保守主义的行为就这样转化为一个非常自由主义的行为。这种转化是如何可能？又是否可能？我们再次把这个问题放一放
孟母堂家长声明
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局2006年7月17日下发告知单（沪松教[2006]94号），告知单指出：孟母堂属非法教育机构，从事的是非法教育活动，应立即停止非法行为。
上海市市教委发言人又于2006年7月24日对此发表谈话，并给媒体发文，又列举出孟母堂的所谓“错误”：
1、违反办学许可的有关规定
2、违反《义务教育法》的第二条、第四条和第三十五条的有关规定
3、违反有关教育收费的规定
针对上海市教育主管部门的上述行为，我们特声明如下
一、“孟母堂”并非教育机构
我们的孩子因为特殊原因不能或不愿去教育部门主办的正规学校学习，为了让他们受到教育，我们必须给这些儿童提供家庭教育。因此，我们这些相互认识，并有相同理念的家长，就自发地组织在一起，共同聘请家教。我们只是以家长小组的形式共同处理孩子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并不对外公开招生，也不以盈利为目的。孟母堂只是我们借以勉励自己及孩子的一个厅匾名称，并非什么机构名称。教育主管部门把“孟母堂”作为一个办学主体，并加以处罚，从主体上看，显然是错误的。
二、教育部门的告知书和公开发言，无法律依据
1、我国教育法是国家为了保证公民受教育的权利而制定的，《义务教育法》第二条、第四条规定的是国家要提供义务教育，属国家的义务，而不是公民的义务。《义务教育法》并未规定适龄儿童必须在教育部门认可的教育机构就读，也未规定不允许在家教育。因此，我们并未违反《义务教育法》第二条、第四条规定。
2、《义务教育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是“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对实施义务教育的工作进行监督、指导、检查的制度。”以上规定，是国家对教育部门管理的要求，是内部管理制度，与教育部门对我们的处理毫无关系。
3、上海市市教委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三十五条，指责“读经教育”不能达到国家规定的基本质量要求。上海市市教委又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三十四条，指责“读经教育”不符合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提出的培养目标，不符合教育规律和学生的认知规律以及身心发展特征。这显然是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的片面认识，是对“读经教育”不公正的批评。“读经教育”是中华民族一贯的教育传统，是中华五千年文明赖于传承的根本方法，因特殊的历史原因而中断近百年。自94年重新倡导“读经教育”以来， 便在全球华人中得到广泛的响应。“读经教育”又称“儿童经典诵读”、“中华经典诵读工程”、“经典教育”、“国学教育”、“儿童中国文化导读”、“儿童中西文化导读”等等。目前在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越来越多的华人儿童加入到“读经”行列中，台湾地区也有百万儿童在“读经”。国内自1998年开展“读经教育”以来，在各界有识之士的共同推动下,已有几百万儿童在“读经”中受益，成果显著。“读经教育”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自醒的教育方式。读经班分布在各大、中、小学和幼儿园中，分布在社区，少年宫，业余培训班中，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众多的家庭读经班，成立了许多读经幼儿园，读经学校，许多学校把它列入了校本课程，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实践表明：“读经教育”不仅符合儿童的天性，而且符合教育原理，不仅不过时，而且具有先进性和科学性，是一种系统、全面、科学的教育方式。“读经教育”有益于儿童德育和智育的培养，有益于儿童身心的健康发展。当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优秀民族文化精神的培养和传承。“读经教育”的目标和方向完全符合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政策。“读经教育” 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它可大可小，可长可久，它不仅限于国学教育，可以延伸至基础教育的方方面面（包括人格养成，外文教育，音乐、艺术教育，数理化教育，儿童中医养生等）。“读经教育”并没有违背《义务教育法》的精神，而是能更快、更好地达到国家规定的基本质量要求。由此可见：上海市市教委无视中华民族的教育传统，无视“读经教育”的时代需求，无视教育的创新和发展，只想简单地以《义务教育法》的基本纲条来解决所有的教育问题，这是不可能的，否则周济部长就不会有“应试教育愈演愈烈，素质教育难推”的感慨。
三、教育主管部门认定事实不清
1、我们没有成立什么教育机构
我们只是家庭自主学习的形式，不属于国家所规定的办学形式，并非什么教育机构，所以无须向有关部门申请办学。
2、我们从未进行教育收费
我们的费用支出属于家庭开支，由家长共同承担。家庭开支无须经过物价部门审核。
3、我们共同学习的儿童中，包含学龄前儿童、因特殊原因休学的儿童和外籍儿童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十一条规定：适龄儿童、少年因疾病或者特殊情况，可以延缓入学或者免予入学。上海市市教委未经调查盲目认定孟母堂的儿童均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适龄儿童，并盲目指责家长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四、应当给予在家教育以合法地位
1、国际化都市应该允许教育的多元化
2、世界各国大多允许在家教育（资料另附）
3、读经教育成果丰硕，完全可以作为在家学习的主要内容（资料另附）
4、上海有地方立法权，应立法允许在家教育
虽然我们已于2006年7月19日致函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局陈情事实，但是，教育行政部门完全不予理会，不深入调查实情，不进行任何的对话和沟通，以强权执法的心态单方面发表724讲话，指责我们违规违法，并在媒体上称将在9月1日前用强制措施取缔我们的家庭教育。
上海市市教委的种种做法严重干扰了家庭教育，损害了儿童的身心健康。这种做法与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的形象极不相称。家长们均对此表示强烈的不满。但是我们将尊重教育行政部门执法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我们将在9月1日前暂时停止目前的家庭自主学习形式。同时，我们已聘请律师，准备在9月1日前以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分别起诉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局和上海市市教委，通过法律手段维护我们的合法权利。届时，将召开新闻发布会。
法律诉求实属无奈，我们仍然希望在事态未进一步发展之前，双方都能充分领会胡锦涛总书记“科学发展观”的精神，以人为本，认真领会《义务教育法》的精神内涵，认真研究“读经教育”，共同关心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进程。我们也希望教育主管部门了解每一种有利于教育改革的新思路、新做法，对新生事物多一份理解、支持和指导。以法的精神为依归，以传承民族文化大业为重，以开明、开放的心态积极对话沟通，重新认定事实，妥善处理有关事宜，以促进上海教育环境的和谐发展。
最后，为了继续给现有因特殊原因不能正常上学的儿童提供教育而不致荒废孩子们的学业，在家长们的强烈要求下，吕丽委老师决定在自己家中（原孟母堂所在地新桥镇新南路1298弄锦轩新墅156号）免费提供家庭教育，并将于近日向所在地的教育主管部门提出备案申请。
孟母堂家长谨状
2006年7月31日
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局2006年7月17日下发告知单（沪松教[2006]94号），告知单指出：孟母堂属非法教育机构，从事的是非法教育活动，应立即停止非法行为。
上海市市教委发言人又于2006年7月24日对此发表谈话，并给媒体发文，又列举出孟母堂的所谓“错误”：
1、违反办学许可的有关规定
2、违反《义务教育法》的第二条、第四条和第三十五条的有关规定
3、违反有关教育收费的规定
针对上海市教育主管部门的上述行为，我们特声明如下
一、“孟母堂”并非教育机构
我们的孩子因为特殊原因不能或不愿去教育部门主办的正规学校学习，为了让他们受到教育，我们必须给这些儿童提供家庭教育。因此，我们这些相互认识，并有相同理念的家长，就自发地组织在一起，共同聘请家教。我们只是以家长小组的形式共同处理孩子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并不对外公开招生，也不以盈利为目的。孟母堂只是我们借以勉励自己及孩子的一个厅匾名称，并非什么机构名称。教育主管部门把“孟母堂”作为一个办学主体，并加以处罚，从主体上看，显然是错误的。
二、教育部门的告知书和公开发言，无法律依据
1、我国教育法是国家为了保证公民受教育的权利而制定的，《义务教育法》第二条、第四条规定的是国家要提供义务教育，属国家的义务，而不是公民的义务。《义务教育法》并未规定适龄儿童必须在教育部门认可的教育机构就读，也未规定不允许在家教育。因此，我们并未违反《义务教育法》第二条、第四条规定。
2、《义务教育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是“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对实施义务教育的工作进行监督、指导、检查的制度。”以上规定，是国家对教育部门管理的要求，是内部管理制度，与教育部门对我们的处理毫无关系。
3、上海市市教委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三十五条，指责“读经教育”不能达到国家规定的基本质量要求。上海市市教委又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三十四条，指责“读经教育”不符合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提出的培养目标，不符合教育规律和学生的认知规律以及身心发展特征。这显然是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的片面认识，是对“读经教育”不公正的批评。“读经教育”是中华民族一贯的教育传统，是中华五千年文明赖于传承的根本方法，因特殊的历史原因而中断近百年。自94年重新倡导“读经教育”以来， 便在全球华人中得到广泛的响应。“读经教育”又称“儿童经典诵读”、“中华经典诵读工程”、“经典教育”、“国学教育”、“儿童中国文化导读”、“儿童中西文化导读”等等。目前在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越来越多的华人儿童加入到“读经”行列中，台湾地区也有百万儿童在“读经”。国内自1998年开展“读经教育”以来，在各界有识之士的共同推动下,已有几百万儿童在“读经”中受益，成果显著。“读经教育”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自醒的教育方式。读经班分布在各大、中、小学和幼儿园中，分布在社区，少年宫，业余培训班中，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众多的家庭读经班，成立了许多读经幼儿园，读经学校，许多学校把它列入了校本课程，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实践表明：“读经教育”不仅符合儿童的天性，而且符合教育原理，不仅不过时，而且具有先进性和科学性，是一种系统、全面、科学的教育方式。“读经教育”有益于儿童德育和智育的培养，有益于儿童身心的健康发展。当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优秀民族文化精神的培养和传承。“读经教育”的目标和方向完全符合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政策。“读经教育” 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它可大可小，可长可久，它不仅限于国学教育，可以延伸至基础教育的方方面面（包括人格养成，外文教育，音乐、艺术教育，数理化教育，儿童中医养生等）。“读经教育”并没有违背《义务教育法》的精神，而是能更快、更好地达到国家规定的基本质量要求。由此可见：上海市市教委无视中华民族的教育传统，无视“读经教育”的时代需求，无视教育的创新和发展，只想简单地以《义务教育法》的基本纲条来解决所有的教育问题，这是不可能的，否则周济部长就不会有“应试教育愈演愈烈，素质教育难推”的感慨。
三、教育主管部门认定事实不清
1、我们没有成立什么教育机构
我们只是家庭自主学习的形式，不属于国家所规定的办学形式，并非什么教育机构，所以无须向有关部门申请办学。
2、我们从未进行教育收费
我们的费用支出属于家庭开支，由家长共同承担。家庭开支无须经过物价部门审核。
3、我们共同学习的儿童中，包含学龄前儿童、因特殊原因休学的儿童和外籍儿童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十一条规定：适龄儿童、少年因疾病或者特殊情况，可以延缓入学或者免予入学。上海市市教委未经调查盲目认定孟母堂的儿童均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适龄儿童，并盲目指责家长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四、应当给予在家教育以合法地位
1、国际化都市应该允许教育的多元化
2、世界各国大多允许在家教育（资料另附）
3、读经教育成果丰硕，完全可以作为在家学习的主要内容（资料另附）
4、上海有地方立法权，应立法允许在家教育
虽然我们已于2006年7月19日致函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局陈情事实，但是，教育行政部门完全不予理会，不深入调查实情，不进行任何的对话和沟通，以强权执法的心态单方面发表724讲话，指责我们违规违法，并在媒体上称将在9月1日前用强制措施取缔我们的家庭教育。
上海市市教委的种种做法严重干扰了家庭教育，损害了儿童的身心健康。这种做法与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的形象极不相称。家长们均对此表示强烈的不满。但是我们将尊重教育行政部门执法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我们将在9月1日前暂时停止目前的家庭自主学习形式。同时，我们已聘请律师，准备在9月1日前以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分别起诉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局和上海市市教委，通过法律手段维护我们的合法权利。届时，将召开新闻发布会。
法律诉求实属无奈，我们仍然希望在事态未进一步发展之前，双方都能充分领会胡锦涛总书记“科学发展观”的精神，以人为本，认真领会《义务教育法》的精神内涵，认真研究“读经教育”，共同关心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进程。我们也希望教育主管部门了解每一种有利于教育改革的新思路、新做法，对新生事物多一份理解、支持和指导。以法的精神为依归，以传承民族文化大业为重，以开明、开放的心态积极对话沟通，重新认定事实，妥善处理有关事宜，以促进上海教育环境的和谐发展。
最后，为了继续给现有因特殊原因不能正常上学的儿童提供教育而不致荒废孩子们的学业，在家长们的强烈要求下，吕丽委老师决定在自己家中（原孟母堂所在地新桥镇新南路1298弄锦轩新墅156号）免费提供家庭教育，并将于近日向所在地的教育主管部门提出备案申请。
孟母堂家长谨状
2006年7月31日
“孟母堂”事情纪实
2006年7月10日 《东方早报》报道“孟母堂”，由此引发媒体热议；
2006年7月14日 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局派人至家中质询，家长们说明这是家庭自主学习模式；
2006年7月17日 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局派人至家中下发告知单，告知：“孟母堂”属非法教育机构，从事的是非法教育活动，应停止非法行为；
2006年7月19日 家长致函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局，进一步陈述事实；
2006年7月24日 上海市市教委发言人对此发表谈话，并给媒体发文，又列举出“孟母堂”的“错误”：
1、 违反办学许可的有关规定；
2、 违反《义务教育法》的第二条、第四条和第三十五条的有关规定；
3、 违反有关教育收费的规定；
而且在媒体上称将在9月1日前叫停“孟母堂”；
2006年7月28日 政府食品卫生管理人员以有人告发非法办学为由来检查厨房卫生及保姆的健康证；
2006年7月31日 家长们发表了“孟母堂家长声明”，准备以法律手段维权；
2006年8月7日 一警察至家中，调查住家主人身份证号码。
2006年8月18日 松江区教育局又至家中，要求：9月1日前适龄儿童应该到学校上学；
、、、、、、（待续）
2006年7月10日 《东方早报》报道“孟母堂”，由此引发媒体热议；
2006年7月14日 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局派人至家中质询，家长们说明这是家庭自主学习模式；
2006年7月17日 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局派人至家中下发告知单，告知：“孟母堂”属非法教育机构，从事的是非法教育活动，应停止非法行为；
2006年7月19日 家长致函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局，进一步陈述事实；
2006年7月24日 上海市市教委发言人对此发表谈话，并给媒体发文，又列举出“孟母堂”的“错误”：
1、 违反办学许可的有关规定；
2、 违反《义务教育法》的第二条、第四条和第三十五条的有关规定；
3、 违反有关教育收费的规定；
而且在媒体上称将在9月1日前叫停“孟母堂”；
2006年7月28日 政府食品卫生管理人员以有人告发非法办学为由来检查厨房卫生及保姆的健康证；
2006年7月31日 家长们发表了“孟母堂家长声明”，准备以法律手段维权；
2006年8月7日 一警察至家中，调查住家主人身份证号码。
2006年8月18日 松江区教育局又至家中，要求：9月1日前适龄儿童应该到学校上学；
、、、、、、（待续）
行政复议申请书
申请人：吕丽委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新南路1298弄156号
电话：
被申请人：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局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中山中路207号
法定代表人：徐界生
电话：
申请复议请求：
申请人对被申请上海松江区教育局 2006年7月17日所作沪松教[2006]94号告知单不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第43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9条、第12条，向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申请复议。请求撤销上海松江区教育局沪松教[2006]94号告知单所作具体行政行为。
申请复议的事实和理由：
被申请人上海松江区教育局（以下简称松江区教育局）于 2006年7月17日针对所谓“孟母堂教育机构”，作出沪松教[2006]94号告知单（以下简称告知单）称：“经我局查实，你处设在新桥镇南路1298号锦轩别墅156号的“孟母堂”教育机构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五条、第八条、第十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有关规定，属于非法教育机构，从事的是非法教育活动。望收到《告知单》后立即停止其非法活动”。
申请人认为该《告知单》存在（1）行政执法程序错误；（2）告知对象错误；（3）认定事实错误；（4）超越执法权限；（5）适用法律不当等五大错误。现特向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申请复议，以期纠正被申请人松江区教育局错误的行政行为。
申请复议理由如下：
一、《告知单》行政执法程序错误。
被申请人松江区教育局在作出《告知单》前，既未到所称“孟母堂”所在地址“新桥镇南路1298号锦轩别墅156号”进行实地调查，也没有向居住在该房屋内的申请人，及生活在该屋内的孩童进行任何的调查、询问；更不曾制作任何一份调查笔录。被申请人如何认定《告知单》中“查实”的事实？
被申请人松江区教育局作《告知单》前未经任何调查，显然违反行政执法程序。并因此导致以下实体认定的错误。
二、《告知单》告知对象主体错误。
被申请人的《告知单》，所告知的对象为设于“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新南路1298弄156号孟母堂教育机构”。但上述地址为申请人私人住所，并未申请登记为教育机构。家中客厅所挂自制的“孟母堂”圆形纸匾，是依据中国传统，家庭自定用以勉励家人及孩童的一个庭训匾额，绝非机构名称。
被申请人松江区教育局对申请人家中的“孟母堂”匾额，竟然作为告知对象发《告知单》，告知对象主体显然错误。
三、《告知单》认定事实错误。
《告知单》认定：“孟母堂为非法教育机构、从事非法教学活动”。但是：
1、申请人并未在自家住宅内设立任何教育机构，也从未以“孟母堂” 作为教育机构名义对外招生或承诺颁发文凭证书。
申请人只是在家中以自己坚信的教育理念教育年仅四岁半的女儿。不少亲戚及好友因为认同申请人的教育理念，也将自己的子女带到申请人家中，与申请人共同教育子女。这是一种联合式的在家教育方式。这种教育形式在世界先进国家早已行之多年，美国已有两百多万学龄儿童实行在家教育，英国也有十四万学龄儿童实施在家教育。申请人既未设立教育机构，当然谈不上属于“非法教育机构”。
2、 申请人在家教育自己稚龄子女的教育活动内容是：教导孩子背诵中国传统的国学经典《论语》、《老子》《易经》；背诵西方传统经典《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仲夏夜之梦》；并引导通过背诵已有识字能力的孩童自己阅读中国传统小说《西游记》、《三国演义》等书，及引导孩童自己学习查阅各种百科全书。以上这种引导孩子养成自主学习能力的教育方法，是目前教育领域最先进、最符合学童天性的教育方式。被申请人未经过调查，从何认定申请人从事的为“非法教学活动”？
因此，《告知单》认定的事实存在极大的错误 。
四、《告知单》已超越被申请人管理权限
被申请人松江区教育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只能就设籍于上海市松江区内的本国学龄儿童，及违反《义务教育法》的家长进行行政管理。被申请人未进行任何调查，对于在申请人住处共同教育子女的家长及孩童情况完全不了解。这些学童及家长，或为学龄前儿童，或为外国籍，或为外省市学籍，均不属于被申请人行政管理的对象。被申请人松江区教育局作出的《告知单》，显然超出管辖范围和管理权限。
五、《告知单》适用法律不当。
被申请人松江区教育局的《告知单》认定：申请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五条、第八条、第十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等法律。但以上各法律条款规范的内容均与申请人及申请人进行的在家教育无关。《告知单》显属适用法律不当。
1、义务教育法第五条规定：凡年满六岁的儿童应接受义务教育。国家及学龄儿童家长为本条法律的义务人。申请人子女尚未满六岁，不属于学龄儿童，申请人显然不属于本法规定的义务人。
2、义务教育法第八条规定：国家对义务教育的管理权责。此条文的规定与申请人显然无关。
3、义务教育法第十五条规定：国家及学龄儿童父母、监护人的责任。但是，因为申请人女儿尚非属学龄儿童，自然不适用本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规范的对象，是面向社会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社会组织或个人。申请人并未设立学校和教育机构，也从未面向社会招收学生。自然不属于该法的规范范围。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松江区教育局《告知单》存在：1、违反法律程序；2、告知对象主体错误；3、无事实依据；4、超越管辖权限；5、适用法律不当等五大错误。因此，恳请复议机关详为调查后，撤销被申请人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局沪松教[2006]94号告知单所作具体行政行为。
此致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申请人： 吕丽委
2006年08月24日
申请人：吕丽委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新南路1298弄156号
电话：
被申请人：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局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中山中路207号
法定代表人：徐界生
电话：
申请复议请求：
申请人对被申请上海松江区教育局 2006年7月17日所作沪松教[2006]94号告知单不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第43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9条、第12条，向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申请复议。请求撤销上海松江区教育局沪松教[2006]94号告知单所作具体行政行为。
申请复议的事实和理由：
被申请人上海松江区教育局（以下简称松江区教育局）于 2006年7月17日针对所谓“孟母堂教育机构”，作出沪松教[2006]94号告知单（以下简称告知单）称：“经我局查实，你处设在新桥镇南路1298号锦轩别墅156号的“孟母堂”教育机构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五条、第八条、第十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有关规定，属于非法教育机构，从事的是非法教育活动。望收到《告知单》后立即停止其非法活动”。
申请人认为该《告知单》存在（1）行政执法程序错误；（2）告知对象错误；（3）认定事实错误；（4）超越执法权限；（5）适用法律不当等五大错误。现特向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申请复议，以期纠正被申请人松江区教育局错误的行政行为。
申请复议理由如下：
一、《告知单》行政执法程序错误。
被申请人松江区教育局在作出《告知单》前，既未到所称“孟母堂”所在地址“新桥镇南路1298号锦轩别墅156号”进行实地调查，也没有向居住在该房屋内的申请人，及生活在该屋内的孩童进行任何的调查、询问；更不曾制作任何一份调查笔录。被申请人如何认定《告知单》中“查实”的事实？
被申请人松江区教育局作《告知单》前未经任何调查，显然违反行政执法程序。并因此导致以下实体认定的错误。
二、《告知单》告知对象主体错误。
被申请人的《告知单》，所告知的对象为设于“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新南路1298弄156号孟母堂教育机构”。但上述地址为申请人私人住所，并未申请登记为教育机构。家中客厅所挂自制的“孟母堂”圆形纸匾，是依据中国传统，家庭自定用以勉励家人及孩童的一个庭训匾额，绝非机构名称。
被申请人松江区教育局对申请人家中的“孟母堂”匾额，竟然作为告知对象发《告知单》，告知对象主体显然错误。
三、《告知单》认定事实错误。
《告知单》认定：“孟母堂为非法教育机构、从事非法教学活动”。但是：
1、申请人并未在自家住宅内设立任何教育机构，也从未以“孟母堂” 作为教育机构名义对外招生或承诺颁发文凭证书。
申请人只是在家中以自己坚信的教育理念教育年仅四岁半的女儿。不少亲戚及好友因为认同申请人的教育理念，也将自己的子女带到申请人家中，与申请人共同教育子女。这是一种联合式的在家教育方式。这种教育形式在世界先进国家早已行之多年，美国已有两百多万学龄儿童实行在家教育，英国也有十四万学龄儿童实施在家教育。申请人既未设立教育机构，当然谈不上属于“非法教育机构”。
2、 申请人在家教育自己稚龄子女的教育活动内容是：教导孩子背诵中国传统的国学经典《论语》、《老子》《易经》；背诵西方传统经典《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仲夏夜之梦》；并引导通过背诵已有识字能力的孩童自己阅读中国传统小说《西游记》、《三国演义》等书，及引导孩童自己学习查阅各种百科全书。以上这种引导孩子养成自主学习能力的教育方法，是目前教育领域最先进、最符合学童天性的教育方式。被申请人未经过调查，从何认定申请人从事的为“非法教学活动”？
因此，《告知单》认定的事实存在极大的错误 。
四、《告知单》已超越被申请人管理权限
被申请人松江区教育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只能就设籍于上海市松江区内的本国学龄儿童，及违反《义务教育法》的家长进行行政管理。被申请人未进行任何调查，对于在申请人住处共同教育子女的家长及孩童情况完全不了解。这些学童及家长，或为学龄前儿童，或为外国籍，或为外省市学籍，均不属于被申请人行政管理的对象。被申请人松江区教育局作出的《告知单》，显然超出管辖范围和管理权限。
五、《告知单》适用法律不当。
被申请人松江区教育局的《告知单》认定：申请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五条、第八条、第十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等法律。但以上各法律条款规范的内容均与申请人及申请人进行的在家教育无关。《告知单》显属适用法律不当。
1、义务教育法第五条规定：凡年满六岁的儿童应接受义务教育。国家及学龄儿童家长为本条法律的义务人。申请人子女尚未满六岁，不属于学龄儿童，申请人显然不属于本法规定的义务人。
2、义务教育法第八条规定：国家对义务教育的管理权责。此条文的规定与申请人显然无关。
3、义务教育法第十五条规定：国家及学龄儿童父母、监护人的责任。但是，因为申请人女儿尚非属学龄儿童，自然不适用本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规范的对象，是面向社会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社会组织或个人。申请人并未设立学校和教育机构，也从未面向社会招收学生。自然不属于该法的规范范围。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松江区教育局《告知单》存在：1、违反法律程序；2、告知对象主体错误；3、无事实依据；4、超越管辖权限；5、适用法律不当等五大错误。因此，恳请复议机关详为调查后，撤销被申请人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局沪松教[2006]94号告知单所作具体行政行为。
此致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申请人： 吕丽委
2006年08月24日
?掀开孟母堂和一些儒家原教旨主义者的面纱
作者：陈一观
今年夏天可谓是一个“儒热”的夏天，接连几件事都和儒字有关：一是儒家原教旨主义者蒋庆又在到处高喊“儒教要重回国家文化权力中心”和“读经救国”，并提出儒学应向文艺作品抽税；二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儒教研究中心学术委员郑家栋被警方刑事拘留，原因是他涉嫌利用访问美国的机会，申请“妻子”同往，前后共有6名“郑妻”滞美不归；三是孟母堂事件被媒体?光。
和许多善良的普通民众一样,在孟母堂事件刚出来时，我是非常同情孟母堂的。这种同情里包含着对政府在文化和思想上的管制的不满，包含着对现行教育体制`模式以及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的不满，包含着对传统文化教育严重缺失的不满和担忧。但随着对孟母堂事件的逐渐深入的了解，我才发现，事情远非那么简单。
先例举一些被媒体批露出来的事实，然后再来看一篇极具欺骗性和荒唐性的读经宣传文章。
一，孙悟空七十二变般的身份角色的转换。
1孟母堂究竟是谁的。
这个问题要彻底弄清楚，那已经是法律上的事了，我无权也无力去说什么。我这里只是让大家看一些已经被媒体批露和证实的事实：用“绍南文化读经教育推广中心”的一个工作人员的话来说“其实上海孟母堂就是绍南文化在全国推广读经活动的一个具体成果。”孟母堂的创始人吕丽委也是该中心的工作人员。他们办了个网站叫“绍南文化”。该中心成立于1999年5月，其前身为中华文化研习中心，是大陆最早的读经推广机构，目前绍南文化是中国孔子基金会的成员机构。乍一听，这是一个文化机构，但且慢，该中心另外还有个身份??绍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用该中心主任周应之的话来说：“绍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1999年注册成立，对外推广时使用中心名义，目前的经营收入以读经教材为主，包括孟母堂等上述几家全日制私塾的教材均由其提供。”他说的上述几家是指“在孟母堂之前，湖南娄底、厦门、广州等地都办起了全日制的现代私塾。”也就是说已经形成了一个网络，网络的中心就是这个对外推广时使用文化中心名义的“绍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中心主任摇身一变成家长代表。
“7月14日，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局基础教育科4名工作人员来到孟母堂，首次对其进行实地调查。“家长代表”周昌鸿匆匆赶到孟母堂，与其交涉。”
“家长代表是家长们自发推选的。”周昌鸿自称是一家公司的董事。他说，包括吕丽委在内的所有学生家长都是一些很要好的朋友，学生每年需要的费用也只是用来支付老师的报酬和学生的日常开销，“都是家长分摊的”。
“吕丽委说，目前每个孩子的收费大概一年两三万元，也是统一交给家长代表周昌鸿保管。”
经过记者的深入调查，在事实面前，孟母堂的“家长代表”周昌鸿承认，他就是绍南文化读经教育推广中心的主任周应之。他曾以“周昌鸿”的名字和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博士顾瑞荣以学生家长身份在网站上发文：《“孟母堂”违背义务教育法吗？》
让我们来简单理一下事件的线条：每个家长所交的两三万钱没有交给学堂的创办人吕丽委保管，而是交给了家长代表周昌鸿，也就是绍南文化读经教育推广中心的主任周应之的手中。当有关机构来叫停时，周应之又化身为家长代表周昌鸿来叫屈。当我们知道吕是周所在中心（公司）的一员，知道孟母堂所用教材由该中心（公司）提供的时，一切就很好理解了。
二。一篇极具欺骗性和荒唐性的读经宣传文章。
孟母堂事件出来后，可谓一石击起千层浪。 有想把它搅成政治事件的，有借此来发泄对现实不满的，有站在官方站在体制内来谴责的~~~~~~~~总之，自由主义者左派右派赞儒的反儒的体制内的体制外的网民纷纷上阵，真是好不热闹，乱成一锅粥。但非常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看到一篇冷静的学术意义上的文章。（其实，孟母堂事件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有极强的现实层面上的典型意义的，它牵扯着很多敏感的现实话题。而那些所谓走出书斋的文化使者文化大师们何在呢？或许他们正忙着在电视上表演着典雅的四分之三侧面吧。当然这是别人的文化或行为取向的自由，他人无权干涉。）我自觉才疏学浅，无法从更多更深的学术层面来谈论此事，我只能从一个角度来简单的谈谈。从哪谈起呢？就从绍南文化?读经教育推广中心网站上他们以绍南文化之名发的宣传读经的一篇文章谈起吧。那文很长，为了避免有人说我断章取义，各位可以去该网查看，网址是：http://www.dujing.org/Article_Show.asp?ArticleID=688
标题是：儿童读经教育疑问解答九题
（不过要去看此文要趁早哦，原因嘛大家应都知道的吧）太长了，各位去看看，我这里随手举文中一些段落给大家欣赏一下：
“〈论语〉〈孟子〉是立人之本，必须先读。不读《诗经》小孩子长大不会写诗。〈左传〉比较长，所以后读可以，（如果孩子记忆较快）有时间再安排一下〈庄子〉〈离骚〉，〈左〉〈孟〉〈庄〉〈骚〉是最美的文字。这四本书背完，你的孩子就才华横益了。唐宋八大家不敢和你孩子比了。”
我不知道各位看了“这四本书背完，你的孩子就才华横益了。唐宋八大家不敢和你孩子比了”这样的句子是何感想，我是想到了电视上很多虚假广告。
类似的还有：“有了这些书作基础，更本不用担心文科会如何，届时，他们的文才不亚于唐宋八大家了” “英语只要学半年就可以去参加高考了。” “一年左右的时间，名曲大概就可以听几遍了。您孩子从小就能成为音乐天才。”
而更令人吃惊的还在后面：
“但是还是以立人为先，〈论语〉〈孟子〉必须先读。〈唐诗〉有精力读一读，没精力不读也可。〈三字经〉唐诗等比较肤浅的东西就当课外读物好了。”
唐诗在他们眼里成了肤浅的东西了！大家都知道，唐诗是我国文学艺术的高峰之一，非常精妙的语言里浸透着我们的祖先对人生对自然对宇宙的思考和体悟。我认为，加强儿童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唐诗宋词倒是比例应当占得重些。因为艺术相比较那些思想或理论而言，更鲜活，更感性，也更适合儿童作为初学的内容。让那些诗词中美好的山川河流美好的人类情感在儿童幼小的心灵里种下美好的种子。至于思想，如果过早地去强行灌输，岂不是让他失去了选择的自由？而且那些儒家原教旨主义者比如蒋庆比如这个网站上鼓吹的对圣人的经典只能是怀有敬畏之心一味接受，一味死记硬背，这岂不是在培训新的思想奴才么？当然关于这个问题是可以进行学术上的争论的。但从他们把唐诗看成是肤浅的东西可以看出，这些人有知识，有一定国学功底，但只怕是唯独少了文学素养和审美能力。这样一些人教出来的学生不又和现行教育培养出的能力低下的知识机器一样了吗？或许他们也知道唐诗的重要性，只不过他们心目中那些经典是至高无上的，是救国的灵丹妙药。不过，如果他们真的是真心的在寻找救国的灵丹妙药倒也是可敬的。但，是真的吗？请再来欣赏几段妙文：
“孩子的童年时期很长，0-13岁都算，只要家长有心，坚持不懈，年年安排一些内容给孩子学习，是可以学习非常多的经典的。我的建议是，先学初级启蒙，人文初建，先正其心。”
“补充几句，〈论语〉〈孟子〉是立人之本，必须先读。
“但是还是以立人为先，〈论语〉〈孟子〉必须先读
“ 二、儿童读经能否理解？
“个人认为不能理解，也不需要理解。”
“三、记忆时能否让孩子理解？
“个人认为不能。因为就目前中国人状况而言，大人没有几个能理解古文的，哪怕是最粗浅的、片面的，甚至理解的是错误的。自己不懂怎么让孩子理解呢？这一点，王教授已经讲的很清楚。只要读，不用理解，长大后慢慢理解”
注意，文中在反复强调“〈论语〉〈孟子〉是立人之本，必须先读”的同时，又反复强调“不需要理解。”反正你读就行了。除了读还是读。既然《论语》等经典是立人之本，必须先读，却又说不需要理解。这就非常奇怪了。请问：对一种思想不能理解，一点也不懂，又如何能作用于心，如何来立呢？不能理解的文本只能是一堆文字而已，又怎么来起到立人的作用呢？
为何他们会出现这样自相矛盾的话呢？其原因不用多说吧。无非是降低读经的门槛，这样其公司的光盘和经书才好销呀。理解？很多经典就连汉儒宋儒大儒小儒们自己都在那里各持己见闹嚷嚷乱哄哄的。
所以还是吕丽委“说得好”：
“说这些孩子是实验品也可以，但这种实验，中国已经进行了两千多年了。”针对一些媒体有关“家长把孩子作为实验品”的说法，吕丽委说。
真不敢相信这样的话出自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口中！
再来看一段：在成都商报上，也是这位吕某这样说道：
“她很自信地说：“我们的学生素质那么高，还愁就业吗？”她表示，把孩子送到孟母堂来的家长，对高考并不看重，有相当一部分计划将来送孩子出国读书，剩下的对于孩子将来是否参加高考也无所谓。“我们家长都不担心的事情，别人倒替我们担心，我看不必吧。”吕丽委笑着说。”
看了这番话或许就能明白为何人家是不怕自己的孩子成为实验品的。那么那些接受了他们的观点，买了他们的光盘经书花了时间和精力跟着他们走的没钱出国的普通家庭的孩子怎么办呢？至少从现实角度来说，他们出路何在？这让人想到那个卷了钱跑到美国去了的李教主，可怜不知有多少人为他垫了底。
三． 几点不成熟的思考。由于水平有限，权作抛砖引玉吧。
1． 作为政府不能一禁了之。
孟母堂事件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跟目前的现行教育中的种种弊端有关，跟传统文化教育的不足有关，跟教育模式单一有关，等等吧。政府一方面应好好反思一下教育改革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必须思考一下如何来规范新出现的一些民间办学。既有利于教育，又不能给一些利益集团不负责任地为了卷钱而胡作非为以可趁之机。总之不能一禁就万事大吉了。还是要学一下大禹治水。说实话，我和很多民众一样，对现行教育状况是非常不满和担忧的，对政府是非常不满的。政府在教育以及其它很多问题上，实在是太无能太失职了。有时真不知道那些官僚或御用学者们成天干什么去了。
2，要引起警惕的是，小心“儒”和权力相勾结。这有二个层面。一是深层的，这是已经有历史教训了的。二是一些打着儒家旗号的利益集团和权力中的腐败分子相勾结。在一些地方已经有这样的苗头出现了。也要小心一些权力部门介入某事，其实是要参与分赃。
3，复兴国学，不等于全盘复古，更不等于 “儒教要重回国家文化权力中心”。我们不能一下子竟退到了“五四”前。五四时，启蒙和救亡搅在了一起，有些事没理清，但大方向是对的。正如对传统不能全盘否定一样，对五四岂能全盘否定？至少鲁迅胡适一代人从思想和文化上为我们开启了现代之门。我们现在有口饭吃了，后面也没洋人拿枪追了，生命安全是有的了，应该是可以更冷静更从容地来梳理一下了。正如徐友渔先生说的:" 说到这里我倒想对当前倡导国学的学者冒昧建言，如果你们珍惜自己的事业，对之有长远打算，那么一定要保持低调，力戒鼓噪；首先而且长期埋头做学问~~~~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国学热时兴了一阵，马上被打压下去，原因是有人(尤其是儒学研究队伍内部)对国学热的所谓“意识形态动机”大加追究，而不是因为像我这样的人从学理方面提出了疑问与批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以为，艰苦、长期、低调的文化建设而非张扬、鼓噪，是复兴国学的建设性道路。”。
急功近利必然出现新的弊端。举个例：就拿绍南文化读经教育推广中心推荐成人去读的“ 一代宗师南怀瑾先生讲述的经、史、子、集”来说，他们称之为“教师、家长了解经典的捷径”。已故的著名学者张中行曾在《让人哭笑不得的南怀瑾》中随手指出南怀瑾书中的许多错误，而且一些错误还很低级。把这样的书作为捷径推荐给家长和教师，岂不是成了歪路？至少很不慎重吧？再者，搞国学的人应该知道“宗师”的含义吧，能这样随便浮夸地把这样的称号安在一个人头上吗？这些例子也正好反证了徐友渔的话是非常有道理的。
应该说，孟母堂的人不一定全是儒家原教旨主义者，但在急功近利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那么，他们为什么那样的急功近利，那样的迫不及待呢？一些网友和学者的话或许已经给出了答案：
1． “接受记者采访时，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指出，孔子本人就曾经提醒过自己的弟子不要陷入“小人儒”的境地，成为言行不一，借儒家之名牟利的人。而蒋庆的这一提法却事实上与近年来，部分文化保守主义者通过宣扬儒家文化牟取利益的行为不谋而合了。”
2． 网友子颠：“那些想敛财的人怎么会低调呢,怎么会长期艰苦呢,出名要趁早,发财更是等不及呀。现行教育中传统文化的缺失空出这么大的蛋糕,不赶快去分割,岂不是被别人分走了?”
3． 网友1ongfellow：“正和现在的中国特色的传销一样，读经的下家越多，他们的教主就收入越多，影响越大”
4． 网络写手羽戈：“蒋庆“重建中国儒教”的真面目，往上是为了权力，往下是为了利益。所谓复兴，也就不再是儒教的再生，而是权力与利益的再分配。庄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而我要说：伪圣不死，闹剧不止。”
5． 评论家沈宏非：“任何和儒家沾上边的都要被征使用税？他是不是饿昏了？照此说来，我们是不是还要给仓颉的后人交‘汉字使用税’？ 蒋庆口中批着别的知识分子‘知性愚昧’，可他自己身上却体现了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劣根性???两面性。他对别人是儒教的三纲五常，可对自己呢？
6． 网友冷月不葬花魂：“也不能把儒家一棒打死了。不过也说明读经和道德没有必然联系”
7． 儒者乐音:从现在披露的一些情况来看，我对这个事件还是疑虑重重的，如果真有那么多家长肯完全放弃“正规”的中小学教育，这在今天的中国，恐怕不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事情，毕竟事关自己孩子的前程。即使这些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受一些典籍的教育，也完全不必如此与“正规”教育彻底决裂。如果我所料不错，这要么根本就不是什么家长的联合行为，要么就是这些家长已经受到了某种精神上的控制。
一些网友的话可能是“意气”了点，不过倒也切中了要害。确实是“伪圣不死，闹剧不止。”
作者：陈一观
今年夏天可谓是一个“儒热”的夏天，接连几件事都和儒字有关：一是儒家原教旨主义者蒋庆又在到处高喊“儒教要重回国家文化权力中心”和“读经救国”，并提出儒学应向文艺作品抽税；二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儒教研究中心学术委员郑家栋被警方刑事拘留，原因是他涉嫌利用访问美国的机会，申请“妻子”同往，前后共有6名“郑妻”滞美不归；三是孟母堂事件被媒体?光。
和许多善良的普通民众一样,在孟母堂事件刚出来时，我是非常同情孟母堂的。这种同情里包含着对政府在文化和思想上的管制的不满，包含着对现行教育体制`模式以及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的不满，包含着对传统文化教育严重缺失的不满和担忧。但随着对孟母堂事件的逐渐深入的了解，我才发现，事情远非那么简单。
先例举一些被媒体批露出来的事实，然后再来看一篇极具欺骗性和荒唐性的读经宣传文章。
一，孙悟空七十二变般的身份角色的转换。
1孟母堂究竟是谁的。
这个问题要彻底弄清楚，那已经是法律上的事了，我无权也无力去说什么。我这里只是让大家看一些已经被媒体批露和证实的事实：用“绍南文化读经教育推广中心”的一个工作人员的话来说“其实上海孟母堂就是绍南文化在全国推广读经活动的一个具体成果。”孟母堂的创始人吕丽委也是该中心的工作人员。他们办了个网站叫“绍南文化”。该中心成立于1999年5月，其前身为中华文化研习中心，是大陆最早的读经推广机构，目前绍南文化是中国孔子基金会的成员机构。乍一听，这是一个文化机构，但且慢，该中心另外还有个身份??绍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用该中心主任周应之的话来说：“绍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1999年注册成立，对外推广时使用中心名义，目前的经营收入以读经教材为主，包括孟母堂等上述几家全日制私塾的教材均由其提供。”他说的上述几家是指“在孟母堂之前，湖南娄底、厦门、广州等地都办起了全日制的现代私塾。”也就是说已经形成了一个网络，网络的中心就是这个对外推广时使用文化中心名义的“绍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中心主任摇身一变成家长代表。
“7月14日，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局基础教育科4名工作人员来到孟母堂，首次对其进行实地调查。“家长代表”周昌鸿匆匆赶到孟母堂，与其交涉。”
“家长代表是家长们自发推选的。”周昌鸿自称是一家公司的董事。他说，包括吕丽委在内的所有学生家长都是一些很要好的朋友，学生每年需要的费用也只是用来支付老师的报酬和学生的日常开销，“都是家长分摊的”。
“吕丽委说，目前每个孩子的收费大概一年两三万元，也是统一交给家长代表周昌鸿保管。”
经过记者的深入调查，在事实面前，孟母堂的“家长代表”周昌鸿承认，他就是绍南文化读经教育推广中心的主任周应之。他曾以“周昌鸿”的名字和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博士顾瑞荣以学生家长身份在网站上发文：《“孟母堂”违背义务教育法吗？》
让我们来简单理一下事件的线条：每个家长所交的两三万钱没有交给学堂的创办人吕丽委保管，而是交给了家长代表周昌鸿，也就是绍南文化读经教育推广中心的主任周应之的手中。当有关机构来叫停时，周应之又化身为家长代表周昌鸿来叫屈。当我们知道吕是周所在中心（公司）的一员，知道孟母堂所用教材由该中心（公司）提供的时，一切就很好理解了。
二。一篇极具欺骗性和荒唐性的读经宣传文章。
孟母堂事件出来后，可谓一石击起千层浪。 有想把它搅成政治事件的，有借此来发泄对现实不满的，有站在官方站在体制内来谴责的~~~~~~~~总之，自由主义者左派右派赞儒的反儒的体制内的体制外的网民纷纷上阵，真是好不热闹，乱成一锅粥。但非常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看到一篇冷静的学术意义上的文章。（其实，孟母堂事件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有极强的现实层面上的典型意义的，它牵扯着很多敏感的现实话题。而那些所谓走出书斋的文化使者文化大师们何在呢？或许他们正忙着在电视上表演着典雅的四分之三侧面吧。当然这是别人的文化或行为取向的自由，他人无权干涉。）我自觉才疏学浅，无法从更多更深的学术层面来谈论此事，我只能从一个角度来简单的谈谈。从哪谈起呢？就从绍南文化?读经教育推广中心网站上他们以绍南文化之名发的宣传读经的一篇文章谈起吧。那文很长，为了避免有人说我断章取义，各位可以去该网查看，网址是：http://www.dujing.org/Article_Show.asp?ArticleID=688
标题是：儿童读经教育疑问解答九题
（不过要去看此文要趁早哦，原因嘛大家应都知道的吧）太长了，各位去看看，我这里随手举文中一些段落给大家欣赏一下：
“〈论语〉〈孟子〉是立人之本，必须先读。不读《诗经》小孩子长大不会写诗。〈左传〉比较长，所以后读可以，（如果孩子记忆较快）有时间再安排一下〈庄子〉〈离骚〉，〈左〉〈孟〉〈庄〉〈骚〉是最美的文字。这四本书背完，你的孩子就才华横益了。唐宋八大家不敢和你孩子比了。”
我不知道各位看了“这四本书背完，你的孩子就才华横益了。唐宋八大家不敢和你孩子比了”这样的句子是何感想，我是想到了电视上很多虚假广告。
类似的还有：“有了这些书作基础，更本不用担心文科会如何，届时，他们的文才不亚于唐宋八大家了” “英语只要学半年就可以去参加高考了。” “一年左右的时间，名曲大概就可以听几遍了。您孩子从小就能成为音乐天才。”
而更令人吃惊的还在后面：
“但是还是以立人为先，〈论语〉〈孟子〉必须先读。〈唐诗〉有精力读一读，没精力不读也可。〈三字经〉唐诗等比较肤浅的东西就当课外读物好了。”
唐诗在他们眼里成了肤浅的东西了！大家都知道，唐诗是我国文学艺术的高峰之一，非常精妙的语言里浸透着我们的祖先对人生对自然对宇宙的思考和体悟。我认为，加强儿童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唐诗宋词倒是比例应当占得重些。因为艺术相比较那些思想或理论而言，更鲜活，更感性，也更适合儿童作为初学的内容。让那些诗词中美好的山川河流美好的人类情感在儿童幼小的心灵里种下美好的种子。至于思想，如果过早地去强行灌输，岂不是让他失去了选择的自由？而且那些儒家原教旨主义者比如蒋庆比如这个网站上鼓吹的对圣人的经典只能是怀有敬畏之心一味接受，一味死记硬背，这岂不是在培训新的思想奴才么？当然关于这个问题是可以进行学术上的争论的。但从他们把唐诗看成是肤浅的东西可以看出，这些人有知识，有一定国学功底，但只怕是唯独少了文学素养和审美能力。这样一些人教出来的学生不又和现行教育培养出的能力低下的知识机器一样了吗？或许他们也知道唐诗的重要性，只不过他们心目中那些经典是至高无上的，是救国的灵丹妙药。不过，如果他们真的是真心的在寻找救国的灵丹妙药倒也是可敬的。但，是真的吗？请再来欣赏几段妙文：
“孩子的童年时期很长，0-13岁都算，只要家长有心，坚持不懈，年年安排一些内容给孩子学习，是可以学习非常多的经典的。我的建议是，先学初级启蒙，人文初建，先正其心。”
“补充几句，〈论语〉〈孟子〉是立人之本，必须先读。
“但是还是以立人为先，〈论语〉〈孟子〉必须先读
“ 二、儿童读经能否理解？
“个人认为不能理解，也不需要理解。”
“三、记忆时能否让孩子理解？
“个人认为不能。因为就目前中国人状况而言，大人没有几个能理解古文的，哪怕是最粗浅的、片面的，甚至理解的是错误的。自己不懂怎么让孩子理解呢？这一点，王教授已经讲的很清楚。只要读，不用理解，长大后慢慢理解”
注意，文中在反复强调“〈论语〉〈孟子〉是立人之本，必须先读”的同时，又反复强调“不需要理解。”反正你读就行了。除了读还是读。既然《论语》等经典是立人之本，必须先读，却又说不需要理解。这就非常奇怪了。请问：对一种思想不能理解，一点也不懂，又如何能作用于心，如何来立呢？不能理解的文本只能是一堆文字而已，又怎么来起到立人的作用呢？
为何他们会出现这样自相矛盾的话呢？其原因不用多说吧。无非是降低读经的门槛，这样其公司的光盘和经书才好销呀。理解？很多经典就连汉儒宋儒大儒小儒们自己都在那里各持己见闹嚷嚷乱哄哄的。
所以还是吕丽委“说得好”：
“说这些孩子是实验品也可以，但这种实验，中国已经进行了两千多年了。”针对一些媒体有关“家长把孩子作为实验品”的说法，吕丽委说。
真不敢相信这样的话出自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口中！
再来看一段：在成都商报上，也是这位吕某这样说道：
“她很自信地说：“我们的学生素质那么高，还愁就业吗？”她表示，把孩子送到孟母堂来的家长，对高考并不看重，有相当一部分计划将来送孩子出国读书，剩下的对于孩子将来是否参加高考也无所谓。“我们家长都不担心的事情，别人倒替我们担心，我看不必吧。”吕丽委笑着说。”
看了这番话或许就能明白为何人家是不怕自己的孩子成为实验品的。那么那些接受了他们的观点，买了他们的光盘经书花了时间和精力跟着他们走的没钱出国的普通家庭的孩子怎么办呢？至少从现实角度来说，他们出路何在？这让人想到那个卷了钱跑到美国去了的李教主，可怜不知有多少人为他垫了底。
三． 几点不成熟的思考。由于水平有限，权作抛砖引玉吧。
1． 作为政府不能一禁了之。
孟母堂事件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跟目前的现行教育中的种种弊端有关，跟传统文化教育的不足有关，跟教育模式单一有关，等等吧。政府一方面应好好反思一下教育改革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必须思考一下如何来规范新出现的一些民间办学。既有利于教育，又不能给一些利益集团不负责任地为了卷钱而胡作非为以可趁之机。总之不能一禁就万事大吉了。还是要学一下大禹治水。说实话，我和很多民众一样，对现行教育状况是非常不满和担忧的，对政府是非常不满的。政府在教育以及其它很多问题上，实在是太无能太失职了。有时真不知道那些官僚或御用学者们成天干什么去了。
2，要引起警惕的是，小心“儒”和权力相勾结。这有二个层面。一是深层的，这是已经有历史教训了的。二是一些打着儒家旗号的利益集团和权力中的腐败分子相勾结。在一些地方已经有这样的苗头出现了。也要小心一些权力部门介入某事，其实是要参与分赃。
3，复兴国学，不等于全盘复古，更不等于 “儒教要重回国家文化权力中心”。我们不能一下子竟退到了“五四”前。五四时，启蒙和救亡搅在了一起，有些事没理清，但大方向是对的。正如对传统不能全盘否定一样，对五四岂能全盘否定？至少鲁迅胡适一代人从思想和文化上为我们开启了现代之门。我们现在有口饭吃了，后面也没洋人拿枪追了，生命安全是有的了，应该是可以更冷静更从容地来梳理一下了。正如徐友渔先生说的:" 说到这里我倒想对当前倡导国学的学者冒昧建言，如果你们珍惜自己的事业，对之有长远打算，那么一定要保持低调，力戒鼓噪；首先而且长期埋头做学问~~~~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国学热时兴了一阵，马上被打压下去，原因是有人(尤其是儒学研究队伍内部)对国学热的所谓“意识形态动机”大加追究，而不是因为像我这样的人从学理方面提出了疑问与批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以为，艰苦、长期、低调的文化建设而非张扬、鼓噪，是复兴国学的建设性道路。”。
急功近利必然出现新的弊端。举个例：就拿绍南文化读经教育推广中心推荐成人去读的“ 一代宗师南怀瑾先生讲述的经、史、子、集”来说，他们称之为“教师、家长了解经典的捷径”。已故的著名学者张中行曾在《让人哭笑不得的南怀瑾》中随手指出南怀瑾书中的许多错误，而且一些错误还很低级。把这样的书作为捷径推荐给家长和教师，岂不是成了歪路？至少很不慎重吧？再者，搞国学的人应该知道“宗师”的含义吧，能这样随便浮夸地把这样的称号安在一个人头上吗？这些例子也正好反证了徐友渔的话是非常有道理的。
应该说，孟母堂的人不一定全是儒家原教旨主义者，但在急功近利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那么，他们为什么那样的急功近利，那样的迫不及待呢？一些网友和学者的话或许已经给出了答案：
1． “接受记者采访时，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指出，孔子本人就曾经提醒过自己的弟子不要陷入“小人儒”的境地，成为言行不一，借儒家之名牟利的人。而蒋庆的这一提法却事实上与近年来，部分文化保守主义者通过宣扬儒家文化牟取利益的行为不谋而合了。”
2． 网友子颠：“那些想敛财的人怎么会低调呢,怎么会长期艰苦呢,出名要趁早,发财更是等不及呀。现行教育中传统文化的缺失空出这么大的蛋糕,不赶快去分割,岂不是被别人分走了?”
3． 网友1ongfellow：“正和现在的中国特色的传销一样，读经的下家越多，他们的教主就收入越多，影响越大”
4． 网络写手羽戈：“蒋庆“重建中国儒教”的真面目，往上是为了权力，往下是为了利益。所谓复兴，也就不再是儒教的再生，而是权力与利益的再分配。庄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而我要说：伪圣不死，闹剧不止。”
5． 评论家沈宏非：“任何和儒家沾上边的都要被征使用税？他是不是饿昏了？照此说来，我们是不是还要给仓颉的后人交‘汉字使用税’？ 蒋庆口中批着别的知识分子‘知性愚昧’，可他自己身上却体现了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劣根性???两面性。他对别人是儒教的三纲五常，可对自己呢？
6． 网友冷月不葬花魂：“也不能把儒家一棒打死了。不过也说明读经和道德没有必然联系”
7． 儒者乐音:从现在披露的一些情况来看，我对这个事件还是疑虑重重的，如果真有那么多家长肯完全放弃“正规”的中小学教育，这在今天的中国，恐怕不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事情，毕竟事关自己孩子的前程。即使这些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受一些典籍的教育，也完全不必如此与“正规”教育彻底决裂。如果我所料不错，这要么根本就不是什么家长的联合行为，要么就是这些家长已经受到了某种精神上的控制。
一些网友的话可能是“意气”了点，不过倒也切中了要害。确实是“伪圣不死，闹剧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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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应之、吕丽委：英语学习的科学观
多年的英语学习让我们都有深切的隐痛：英语也只是一种语言而已，我们学自己的母语如此轻松，而学习英语却耗费了我们无数的时间和精力，甚至有人读到了博士后还在学英语，更有多少人为考级、求职而烦恼？聪明的中国人怎么会学习英语如此艰难，一定是出了问题！那么问题到底在哪里呢??
从“ 儿童英语”（即从易到难，从简单到复杂的学习模式）入门学英语科学吗？
回答是否定的
传统的英语教材是根据从浅到深、从易到难的顺序来编写的，我们学英语就是从简单的开始学起，这是否科学呢？让我们做以下分析：
一、从心理角度来看
我们学习母语时，无论周围的语言是简单还是复杂，都是我们模仿、学习的素材，因此，我们对母语的认识没有难易之分。然而，通常的英语教材却是按从易到难的顺序来编写的，一开始就给英语学习者有难易之分的概念，英语是越学越难，而且在相当长的学习时间里都没有有效地掌握英语，久而久之就造成了众多英语学习者的心理障碍，这种心里障碍一般在学习的第二、三年就开始出现，再加上英语的考级制度，更是使学习者的心理雪上加霜，这些心理障碍严重影响了我们学习英语的兴趣、热情和信心，大多数英语学习者到了一定程度，都觉得很难再突破，心理障碍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
二、从生理的角度来看
生理研究表明：人的听觉细胞从0-3岁成长60%，3-6岁成长20%，6-13岁成长10%。这一时期是人类记忆力的黄金时期，也是学习语言的黄金时期。丰富的语言能够刺激听觉细胞的正常生长，而听觉细胞的正常生长更有助于语言的学习。学习母语如此，学习英语也是如此，错过这段时间，要完整掌握一门语言是相当困难的。很多留学生都有这样的体会，过了13岁去国外留学，他们的外语发音和语调总还会受到母语的影响。因此，开始就接触丰富的语言符合我们生理的发展。但是，传统的英语教材一开始只给我们提供简单的语言，而简单的语言对听觉神经的刺激作用是远远不够的，不利于语言的学习。
三、从音韵的角度来看：
音韵是语言的语声、语调、语韵的总和。掌握音韵，有助于发音和对语言的记忆。只有系统完整丰富的语言才可能让我们完整而准确地掌握音韵，婴儿就是在丰富的语言环境中掌握了音韵而渐渐发音说话的。而传统的英语教材是依循从简单到复杂的原则来编写的，这样一来，英语初学者只能感受到简单甚至单一的语音和语调而无法完整准确地掌握音韵，所以我们只能说出语音、语调中国化的英语。
四、从语言系统的完整性来看
要了解”系统”这个科学的概念，就必须要大体了解西方科学思想的发展历程。
西方早期的科学思想是以牛顿”经典力学”为代表的机械自然观，它研究的只是事物之间、事物内部构成要素之间简单的关系。在它看来，这些关系都是线性的关系，所有的科学知识都必须是确定的知识；而且，它认为，任何复杂现象都可以通过对其组成部分的精确分析，然后将其还原，就能了解事物的本质，这就是所谓的“还原论”。但随着人类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无论所涉及的事物还是事物的内在构成要素以及各要素的各种特征都越来越多，科学家发现：无论对复杂事物的各个组成部分进行的分析和研究作得多么精详，由此还原得出的事物的特性和功能，与事物整体原本的特性和功能有很大、甚至是根本性的差异。传统的机械自然观已完全不能适应科学发展的要求，在本世纪40年代产生了系统科学，系统科学强调直接对系统进行研究。随着对系统的深入研究，科学家又在确定性系统中发现了非周期性、内在随机性的混沌现象，对混沌现象的研究，到了七十年代，形成混沌理论。混沌理论认为，系统是由若干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要素组成的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更多是非线性的关系。整体性是系统最基本的特征。在一个系统中，系统的整体的特性和功能在原则上不能归纳为组成它的要素的特性和功能的总和，处于系统整体中的组成要素和特性和功能，也异于它在孤立状态时的特性和功能。而且在混沌理论中，系统的概念同时包含了“有序与无序”、“简单与复杂”，“确定性与随机性”，“可逆与不可逆”，“必然与偶然”这些相对的概念，这在机械自然观看来是不可能的。(混沌理论是继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问世后，本世纪物理学的第三次革命。它改变了人类认识自然宇宙以及人类自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已被广泛应用于自然科学、生命科学、社会科学与经济学等的研究。它已促使整个现代知识体系向新的结构转变。)
科学的思想在发展，我们对英语语言的认识和我们的英语教学观念在发展吗?
我们知道，语言是由语音、语义、语法组成的系统，。语音有高、有低、有长、有短，语义有深有浅，语法有稳定性、有不稳定性，这构成了语言系统的科学特征：语言系统是有序和无序、稳定和不稳定、简单和复杂相结合的有机整体。也正是由于这三个要素的复杂多样性，才构成生动活泼的语言。对语言来说，系统的整体性是第一性的。从以上系统的整体性思想，我们知道语言系统整体的特性和功能，不是由组成它的三个要素的特性和功能的简单相加，而是三者的有机结合，而且语言、语义、语法在他们独立状态下的特性和功能也完全不同于他们在整体语言系统中所表现的特性和功能。因此，只有在整体的语言系统中学习语言、语义、语法，才能有效地掌握英语语言。而传统的英语教材按照从简单到复杂，从易到难的原则来编排的，也就是从单词、简单句型、语法入手的，其实是把语言的单个要素和构成要素的部分特征割裂出来，这是简单的机械方法论，完全破坏了语言系统的整体性，使得我们的英语学习一开始就背离语言系统的整体性思想而机械地学习处在割裂状态下的语言、语义、语法，这种最初形成的机械的英语学习方法将一直贯穿在我们今后的英语学习中，虽然历经了多年的努力，也能累积大量的单词、句型，精确地了解单词、词组的中文意思，也能熟练地套用语法，但由于这些英语知识大多不是在整体的语言系统中学习取得的，所以往往一到实际运用时，不是用词不当，就是语不达意，学习者最终无法有效完整地掌握英语。（由于破坏了语言系统的完整性而导致的学习心理的障碍，以及语音、语调和表达方式的缺憾在前文中均有论述。）
五、从人的认知行为看
以往的观念认为：人的认识或学习过程是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人的认知果真如此吗?起码我们学习母语的方式不是这样。我们出生下来，周围的一切语言无论简单或是复杂、懂还是不懂都是我们模仿学习的对象，长大后自然就能流利地使用母语。既然母语的学习不是按照从简单到复杂的认识模式，那么科学知识的学习是不是按照这种模式呢？我们的回答：仍然不是。为什么呢？第一，让我们回到语言本身来探讨。就知识层面而言，语言系统其实是非常复杂的知识系统，其内涵可以广及人类的一切知识领域，也可以是普通的生活语言，而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自然掌握这个复杂的系统，我们在学习任何一门科学知识之前，已经充分掌握了语言（文字）系统，没有语言（文字）基础，是不可能学习任何科学知识的，因为科学知识内容本身就是由语言（文字）构成的，只是加上这个科学知识领域所特有的符号和公式而已。第二，表面看来，科学知识有很多我们不了解符号和公式，但是其内在的科学原理和我们已知的知识和生活经验是密切相关的。很多的科学原理多是浅显易懂的。比如：“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可以很好地理解“微积分”的概念；爱因斯坦在回答什么是“相对论”时，曾形象地比喻说，一个年轻人坐在姑娘旁边和坐在火炉旁边对时间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是“时间相对性概念”；而对于所谓的最新科学“混沌理论”，如果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定了解的人，只要看到“混沌”二字，就能大体猜出“混沌理论”的基本思想。这都表明：我们在学习科学知识之前，对其内在的本质已经有一定的了解。第三，我们学习科学知识时的思维方法和我们已经形成的认识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之间同样有碍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第四，科学是对自然客观实际的真实反映，而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天生就和自然有着共通性，这决定了我们学习任何科学知识都不可能是盲目的。所以，科学知识的学习从来都不是只简单地依循从易到难，从简单到复杂的单一模式。再者“难与易”，“懂与不懂”，只是相对的概念，就如同中国人对说中国话一点都不觉得难，而对外国人来说就难了，而且随着时间推移，难的可以变易，容易也可变难了，“懂与不懂”也是如此，老子所说的“难易相成”就是这个道理。这些相对的概念只是学习过程中的工具和方便而已。而人类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认识真理，真理是包含相对概念而又超越相对的，因此，我们不能把这些相对的概念简单地排列，来做为固定的思维模式，从而限制了人的思维的健康发展。
作者： kitty晶 2005-2-11 13:57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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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周应之、吕丽委：英语学习的科学观
在“混沌理论”看来，人的思维也是一个开放性的复杂系统，可称之为人的“系统智慧”；整体性同样是“系统智慧”的核心：人类不仅具有理性的缜密思辩，而且具有直觉的灵感和超越；既有局部的精细思考又有整体的宏观把握；循序渐进与跳跃顿悟、模糊思维与精确思考也是同时并存的，人的各种思维方式和思维能力是有机交织的，是不可分割的。它们之间没有主次、先后之分.婴儿就是以这样复杂的认知系统有效地掌握了语言系统，也就是无论难易，简单和复杂，懂和不懂，只要不断地模仿、学习就能掌握，人类也是以这样的认知系统来感知世界、认识世界的，毕竟生命是一大奇迹，具有这样的能力。
把人的认知设定为从易到难，从简单到复杂的模式，是典型的机械自然观，它直接影响了近代的教育思想，使我们的教育理论和教材的编辑思想长期以来一直都无法摆脱机械自然观的影响，英语教学也深受其害。
六、最后从文化的角度来看
文化虽然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但文化的核心是以道德人伦为基准的人文文化精神和以认识自然为要旨的的科学文化精神。西方不仅有科学文化传统，同样有深厚的人文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同样给我们滋养，提升我们的人格和思想境界，我们学英语应该要了解西方文化精神，而不能仅仅学习所谓的日常生活英语，让我们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停留在诸如“咖啡”、“肯德基”、“麦当劳”这些商业文化上。传统的英语教材在文化内涵方面是严重缺失的，当然也影响我们的英语表达水平。
从以上分析可知，传统英语教材、教法的最终目的也是让我们整体系统地掌握英语，但由于传统英语教育理论对人的认知行为和英语语言的科学本质认识不清而使英语教材编辑思想发生偏失，从而导致了我们对英语学习的方法也产生偏失。这种偏失使我们觉得英语越学越难，虽经多年刻苦学习，始终无法有效地掌握英语，不仅造成了人生资源和财力的巨大浪费，而且使得原本优美的英语在中国人的嘴里大都变成了语音、语调中国化、表达呆板、甚至是单词、词组中文式叠加（诸如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之类）的中国式英语（Chinglish），满口满耳的英语垃圾严重污染了英语语言环境，结果令人痛心。
成功的英语学习者最终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超出这类教材而把自己放到整体语言环境中去学习才获得成功。虽然他们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很多遗憾是终生无法弥补的。而更多的学习者都被困在初级和高级之间，英语成了永远的畏途，永远达不到的彼岸。
英语是不同于我们汉语的另外一种语言系统，我们应该也完全可以直接系统地学习英语，只有直接系统地学习英语，才可能系统、完整地掌握英语。
“领读、跟读”这种教学法不仅体现了很好的英语学习环境，
也是轻松、简单、便行、高效的学习法。
我们推开上述理论，再来看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就能同时有母语和英语环境的话，那么这个孩子能说英语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也就是说我们天生就有系统学习英语的能力。所以不会说英语是因为我们没有学英语的语言环境。中国人真的没有很好的语言学习环境吗?
我们普遍认为只有到说英语的人群中才算是语言环境。请记住，语言表达和交流的根本是音声，只要环境中具有一定的语言内容，而且能同时提供听和说的机会，就是很好的“语言环境”。
“领读、跟读”这种学习方法是让我们跟着老师(或教学录音带)，按所学的内容老师读一句，我们跟一句，这其中包含了听和说的机会。“领读、跟读”不正是体现了很好的英语学习环境吗??
我们学习语言是从模仿开始的，而模仿是最轻松的学习方式。“领读、跟读”这种学习方法可以让你在语言环境中不断模仿，不断纠正自己的发音，读错了不要紧，可以再来，就这样反复学习，不断地听、不断地说，我们就能够掌握音韵、词汇和语法。有了听和说的基础，又有了英语的词汇、语法、句型的累积，我们就可以开始表达自己的思想和别人自由交流，这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作者： kitty晶 2005-2-11 13:57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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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周应之、吕丽委：英语学习的科学观
“领读、跟读”是将听、说、记忆（单词、语法、句型）等语言学习的诸多要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实在是一种简单高效的学习方法。其实，“领读、跟读”也是婴儿学习母语方式的高度概括。因为两者强调的都是语言学习从模仿开始，模仿多了，自然就会。
模仿学习是要达到自由表达语言的必经之路，离开这个过程，学习英语就会出现很大偏差。传统英语教学恰恰忽视了这种教学方法，忽视模仿学习的过程，代之以掺杂着很多西方哲学中模糊不定的名词或是不成熟的科学观念的教学法，结果是教学方法越来越复杂，学生越学越疲惫。
“领读、跟读”这种轻松的学习方法，一直是世界各国早期语文教学的根本方法，直到20世纪初，受到当时不成熟的科学观念的冲击，把语文教学简单化、机械化了，这种教学法才渐渐被其它方式取代。但是现在世界各国都普遍认识到国民的语文水平、人文素质一代不如一代，随着系统科学观念的出现和对人文精神重要性的重新认识，这种教学法，又逐渐受到重视。
英语教材的编辑思想及教学方法
英语教材的编辑思想：内容丰富，保持英语语言系统的完整性，充分体现文化内涵，体现先进的科学文化精神。教材内容可分为“语”和“文”两部分。
一、“语”的部分：可采用《英语导读1000句》的形式，包括英语常用的句型、语法、词汇，内容广泛而且相对集中，可反复学习。语句应该保持英语的原本风貌，无须初、中、高级或儿童、成人英语之分，同样的教材适用于不同的年龄。
二、“文”的部分：1、采用《英文经典导读》的形式，辑选西方历史上有代表、有文化价值的经典文章。2、采用《科学文论导读》的形式，辑选科学发展史上著名的科学文论。
所选择的教材均须用标准的英语录制成朗读及领读、跟读教学录音。录音就是最好的专业英语教师。对于家庭学习而言，家长只须陪孩子多听多读，对于课堂教学而言，老师只须组织学生听录音并跟读即可。所有的学习内容均要求反复诵读直至能够熟练背诵。（成人的的记忆力已逐渐减弱，只要求熟练读诵。）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就可以接触英语媒体，并广泛进行英文阅读。
英语的学习不需要借助汉语
最后，我们再来探讨一个问题：英语的学习要借助汉语吗？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如此，而且我们认为必须要明白英文的中文意思才能学习英语。其实这都是非常错误的观念，因为我们学习自己的母语时，从来就不需要借助另一种语言，也没有任何一种语言可借助，而且我们学习母语时，从来不需要别人告诉我们所学内容是什么意思，因为语言本身既是工具又是内容，即便需要对所学内容做更多解释，也是用自己的母语来解释，而不需要借助第二语言。（同样，英国人学习英语不需要借助其他语言。）因此，我们学习英语不需要借助汉语。那么，不借助汉语学习英语，最终能明白英文的中文意思吗？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如果一个人能同时用英语和汉语表达时，英文和中文自然就相通了。
有一点需要强调的，不借助汉语的英语学习只有建立在系统学习英语的基础上。如果是依循传统的从易到难、从简单到复杂的英语学习模式机械地学习英语，则必须借助汉语，因为这种机械的学习方法使我们始终无法有效地掌握英语，所以我们只能借助汉语来学习英语。如果英语的学习无法摆脱汉语的影响，英语就不能成为我们的第二母语。
“儿童读经”(又称”儿童中西文化导读”)给我们的信心
我们完全可以采用”领读和跟读”的方法直接系统地学习英语，这是我们在推广“儿童读经”活动的过程中深深体会到的。(“儿童读经”是王财贵教授于1994年台湾发起的教育运动，旨在倡导:利用13岁以前人生记忆的黄金时期，读诵中国文化乃至世界一切文化的经典，以夯实文化修养的基础，未来能以健全的人格、道德和智慧投身于社会。为中国文化之发扬光大，建构“人文与科技交融”的未来世界作出贡献)。?
一个孩子能轻松地背诵《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老子》、《诗经》、《易经》等中国文化经典和《莎士比亚》等西方文化经典，我们可能以为只有象辜鸿铭先生、钱钟书先生这样的中西学问大家才有可能，但这种现象在我们推广“儿童读经”的过程中是屡见不鲜的。这些孩子都不是天才，也不是来自有深厚文化传承的家庭，对于“四书五经”的学习，他们只是遵照“小朋友、跟我读”的简单原理，在大人的带读下，他们看着带有汉语拼音的经典诵读本跟读；对于西方经典的学习，他们也是遵照“小朋友，跟它读”(跟录音读)的原理，在家长(或老师)的带领下，看着不带中文翻译的经典原文和家长一起跟读，对于语文和英语的学习，他们已经具有良好的自学能力。为什么这样简单的方法却有这样好的成效呢?一是因为经典本身就是内容丰富、思想深刻、音韵优美的语言（文字），二是因为这种学习方法本来就符合人类学习语言(文字)的天性。孩子真是让他学什么他就能学什么，天生的模仿、 学习能力是无穷的，实在不需要担心他能不能学。
科学是时代的标竿，但科学也有陈旧的观念。机械自然观的基本原理背离了自然界的客观实际，是陈旧过时的科学观。遗憾的是我们的科学教育是依循科学的发展史来编排的，也同样是依循从简单到复杂，从易到难的模式来做科学教育的，使绝大多数人只能了解早期的科学思想，并且把它当成科学的唯一信条，而不了解这种观念的局限性，不知道它已严重影响了科学思维的发展。科学昌明的时代需要先进的科学思想做指导，这样才能有正确的教育哲学观念和教育科学思想，才能全面提高我们的英语教学水平。
多年的英语学习让我们都有深切的隐痛：英语也只是一种语言而已，我们学自己的母语如此轻松，而学习英语却耗费了我们无数的时间和精力，甚至有人读到了博士后还在学英语，更有多少人为考级、求职而烦恼？聪明的中国人怎么会学习英语如此艰难，一定是出了问题！那么问题到底在哪里呢??
从“ 儿童英语”（即从易到难，从简单到复杂的学习模式）入门学英语科学吗？
回答是否定的
传统的英语教材是根据从浅到深、从易到难的顺序来编写的，我们学英语就是从简单的开始学起，这是否科学呢？让我们做以下分析：
一、从心理角度来看
我们学习母语时，无论周围的语言是简单还是复杂，都是我们模仿、学习的素材，因此，我们对母语的认识没有难易之分。然而，通常的英语教材却是按从易到难的顺序来编写的，一开始就给英语学习者有难易之分的概念，英语是越学越难，而且在相当长的学习时间里都没有有效地掌握英语，久而久之就造成了众多英语学习者的心理障碍，这种心里障碍一般在学习的第二、三年就开始出现，再加上英语的考级制度，更是使学习者的心理雪上加霜，这些心理障碍严重影响了我们学习英语的兴趣、热情和信心，大多数英语学习者到了一定程度，都觉得很难再突破，心理障碍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
二、从生理的角度来看
生理研究表明：人的听觉细胞从0-3岁成长60%，3-6岁成长20%，6-13岁成长10%。这一时期是人类记忆力的黄金时期，也是学习语言的黄金时期。丰富的语言能够刺激听觉细胞的正常生长，而听觉细胞的正常生长更有助于语言的学习。学习母语如此，学习英语也是如此，错过这段时间，要完整掌握一门语言是相当困难的。很多留学生都有这样的体会，过了13岁去国外留学，他们的外语发音和语调总还会受到母语的影响。因此，开始就接触丰富的语言符合我们生理的发展。但是，传统的英语教材一开始只给我们提供简单的语言，而简单的语言对听觉神经的刺激作用是远远不够的，不利于语言的学习。
三、从音韵的角度来看：
音韵是语言的语声、语调、语韵的总和。掌握音韵，有助于发音和对语言的记忆。只有系统完整丰富的语言才可能让我们完整而准确地掌握音韵，婴儿就是在丰富的语言环境中掌握了音韵而渐渐发音说话的。而传统的英语教材是依循从简单到复杂的原则来编写的，这样一来，英语初学者只能感受到简单甚至单一的语音和语调而无法完整准确地掌握音韵，所以我们只能说出语音、语调中国化的英语。
四、从语言系统的完整性来看
要了解”系统”这个科学的概念，就必须要大体了解西方科学思想的发展历程。
西方早期的科学思想是以牛顿”经典力学”为代表的机械自然观，它研究的只是事物之间、事物内部构成要素之间简单的关系。在它看来，这些关系都是线性的关系，所有的科学知识都必须是确定的知识；而且，它认为，任何复杂现象都可以通过对其组成部分的精确分析，然后将其还原，就能了解事物的本质，这就是所谓的“还原论”。但随着人类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无论所涉及的事物还是事物的内在构成要素以及各要素的各种特征都越来越多，科学家发现：无论对复杂事物的各个组成部分进行的分析和研究作得多么精详，由此还原得出的事物的特性和功能，与事物整体原本的特性和功能有很大、甚至是根本性的差异。传统的机械自然观已完全不能适应科学发展的要求，在本世纪40年代产生了系统科学，系统科学强调直接对系统进行研究。随着对系统的深入研究，科学家又在确定性系统中发现了非周期性、内在随机性的混沌现象，对混沌现象的研究，到了七十年代，形成混沌理论。混沌理论认为，系统是由若干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要素组成的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更多是非线性的关系。整体性是系统最基本的特征。在一个系统中，系统的整体的特性和功能在原则上不能归纳为组成它的要素的特性和功能的总和，处于系统整体中的组成要素和特性和功能，也异于它在孤立状态时的特性和功能。而且在混沌理论中，系统的概念同时包含了“有序与无序”、“简单与复杂”，“确定性与随机性”，“可逆与不可逆”，“必然与偶然”这些相对的概念，这在机械自然观看来是不可能的。(混沌理论是继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问世后，本世纪物理学的第三次革命。它改变了人类认识自然宇宙以及人类自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已被广泛应用于自然科学、生命科学、社会科学与经济学等的研究。它已促使整个现代知识体系向新的结构转变。)
科学的思想在发展，我们对英语语言的认识和我们的英语教学观念在发展吗?
我们知道，语言是由语音、语义、语法组成的系统，。语音有高、有低、有长、有短，语义有深有浅，语法有稳定性、有不稳定性，这构成了语言系统的科学特征：语言系统是有序和无序、稳定和不稳定、简单和复杂相结合的有机整体。也正是由于这三个要素的复杂多样性，才构成生动活泼的语言。对语言来说，系统的整体性是第一性的。从以上系统的整体性思想，我们知道语言系统整体的特性和功能，不是由组成它的三个要素的特性和功能的简单相加，而是三者的有机结合，而且语言、语义、语法在他们独立状态下的特性和功能也完全不同于他们在整体语言系统中所表现的特性和功能。因此，只有在整体的语言系统中学习语言、语义、语法，才能有效地掌握英语语言。而传统的英语教材按照从简单到复杂，从易到难的原则来编排的，也就是从单词、简单句型、语法入手的，其实是把语言的单个要素和构成要素的部分特征割裂出来，这是简单的机械方法论，完全破坏了语言系统的整体性，使得我们的英语学习一开始就背离语言系统的整体性思想而机械地学习处在割裂状态下的语言、语义、语法，这种最初形成的机械的英语学习方法将一直贯穿在我们今后的英语学习中，虽然历经了多年的努力，也能累积大量的单词、句型，精确地了解单词、词组的中文意思，也能熟练地套用语法，但由于这些英语知识大多不是在整体的语言系统中学习取得的，所以往往一到实际运用时，不是用词不当，就是语不达意，学习者最终无法有效完整地掌握英语。（由于破坏了语言系统的完整性而导致的学习心理的障碍，以及语音、语调和表达方式的缺憾在前文中均有论述。）
五、从人的认知行为看
以往的观念认为：人的认识或学习过程是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人的认知果真如此吗?起码我们学习母语的方式不是这样。我们出生下来，周围的一切语言无论简单或是复杂、懂还是不懂都是我们模仿学习的对象，长大后自然就能流利地使用母语。既然母语的学习不是按照从简单到复杂的认识模式，那么科学知识的学习是不是按照这种模式呢？我们的回答：仍然不是。为什么呢？第一，让我们回到语言本身来探讨。就知识层面而言，语言系统其实是非常复杂的知识系统，其内涵可以广及人类的一切知识领域，也可以是普通的生活语言，而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自然掌握这个复杂的系统，我们在学习任何一门科学知识之前，已经充分掌握了语言（文字）系统，没有语言（文字）基础，是不可能学习任何科学知识的，因为科学知识内容本身就是由语言（文字）构成的，只是加上这个科学知识领域所特有的符号和公式而已。第二，表面看来，科学知识有很多我们不了解符号和公式，但是其内在的科学原理和我们已知的知识和生活经验是密切相关的。很多的科学原理多是浅显易懂的。比如：“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可以很好地理解“微积分”的概念；爱因斯坦在回答什么是“相对论”时，曾形象地比喻说，一个年轻人坐在姑娘旁边和坐在火炉旁边对时间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是“时间相对性概念”；而对于所谓的最新科学“混沌理论”，如果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定了解的人，只要看到“混沌”二字，就能大体猜出“混沌理论”的基本思想。这都表明：我们在学习科学知识之前，对其内在的本质已经有一定的了解。第三，我们学习科学知识时的思维方法和我们已经形成的认识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之间同样有碍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第四，科学是对自然客观实际的真实反映，而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天生就和自然有着共通性，这决定了我们学习任何科学知识都不可能是盲目的。所以，科学知识的学习从来都不是只简单地依循从易到难，从简单到复杂的单一模式。再者“难与易”，“懂与不懂”，只是相对的概念，就如同中国人对说中国话一点都不觉得难，而对外国人来说就难了，而且随着时间推移，难的可以变易，容易也可变难了，“懂与不懂”也是如此，老子所说的“难易相成”就是这个道理。这些相对的概念只是学习过程中的工具和方便而已。而人类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认识真理，真理是包含相对概念而又超越相对的，因此，我们不能把这些相对的概念简单地排列，来做为固定的思维模式，从而限制了人的思维的健康发展。
作者： kitty晶 2005-2-11 13:57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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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周应之、吕丽委：英语学习的科学观
在“混沌理论”看来，人的思维也是一个开放性的复杂系统，可称之为人的“系统智慧”；整体性同样是“系统智慧”的核心：人类不仅具有理性的缜密思辩，而且具有直觉的灵感和超越；既有局部的精细思考又有整体的宏观把握；循序渐进与跳跃顿悟、模糊思维与精确思考也是同时并存的，人的各种思维方式和思维能力是有机交织的，是不可分割的。它们之间没有主次、先后之分.婴儿就是以这样复杂的认知系统有效地掌握了语言系统，也就是无论难易，简单和复杂，懂和不懂，只要不断地模仿、学习就能掌握，人类也是以这样的认知系统来感知世界、认识世界的，毕竟生命是一大奇迹，具有这样的能力。
把人的认知设定为从易到难，从简单到复杂的模式，是典型的机械自然观，它直接影响了近代的教育思想，使我们的教育理论和教材的编辑思想长期以来一直都无法摆脱机械自然观的影响，英语教学也深受其害。
六、最后从文化的角度来看
文化虽然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但文化的核心是以道德人伦为基准的人文文化精神和以认识自然为要旨的的科学文化精神。西方不仅有科学文化传统，同样有深厚的人文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同样给我们滋养，提升我们的人格和思想境界，我们学英语应该要了解西方文化精神，而不能仅仅学习所谓的日常生活英语，让我们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停留在诸如“咖啡”、“肯德基”、“麦当劳”这些商业文化上。传统的英语教材在文化内涵方面是严重缺失的，当然也影响我们的英语表达水平。
从以上分析可知，传统英语教材、教法的最终目的也是让我们整体系统地掌握英语，但由于传统英语教育理论对人的认知行为和英语语言的科学本质认识不清而使英语教材编辑思想发生偏失，从而导致了我们对英语学习的方法也产生偏失。这种偏失使我们觉得英语越学越难，虽经多年刻苦学习，始终无法有效地掌握英语，不仅造成了人生资源和财力的巨大浪费，而且使得原本优美的英语在中国人的嘴里大都变成了语音、语调中国化、表达呆板、甚至是单词、词组中文式叠加（诸如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之类）的中国式英语（Chinglish），满口满耳的英语垃圾严重污染了英语语言环境，结果令人痛心。
成功的英语学习者最终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超出这类教材而把自己放到整体语言环境中去学习才获得成功。虽然他们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很多遗憾是终生无法弥补的。而更多的学习者都被困在初级和高级之间，英语成了永远的畏途，永远达不到的彼岸。
英语是不同于我们汉语的另外一种语言系统，我们应该也完全可以直接系统地学习英语，只有直接系统地学习英语，才可能系统、完整地掌握英语。
“领读、跟读”这种教学法不仅体现了很好的英语学习环境，
也是轻松、简单、便行、高效的学习法。
我们推开上述理论，再来看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就能同时有母语和英语环境的话，那么这个孩子能说英语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也就是说我们天生就有系统学习英语的能力。所以不会说英语是因为我们没有学英语的语言环境。中国人真的没有很好的语言学习环境吗?
我们普遍认为只有到说英语的人群中才算是语言环境。请记住，语言表达和交流的根本是音声，只要环境中具有一定的语言内容，而且能同时提供听和说的机会，就是很好的“语言环境”。
“领读、跟读”这种学习方法是让我们跟着老师(或教学录音带)，按所学的内容老师读一句，我们跟一句，这其中包含了听和说的机会。“领读、跟读”不正是体现了很好的英语学习环境吗??
我们学习语言是从模仿开始的，而模仿是最轻松的学习方式。“领读、跟读”这种学习方法可以让你在语言环境中不断模仿，不断纠正自己的发音，读错了不要紧，可以再来，就这样反复学习，不断地听、不断地说，我们就能够掌握音韵、词汇和语法。有了听和说的基础，又有了英语的词汇、语法、句型的累积，我们就可以开始表达自己的思想和别人自由交流，这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作者： kitty晶 2005-2-11 13:57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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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周应之、吕丽委：英语学习的科学观
“领读、跟读”是将听、说、记忆（单词、语法、句型）等语言学习的诸多要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实在是一种简单高效的学习方法。其实，“领读、跟读”也是婴儿学习母语方式的高度概括。因为两者强调的都是语言学习从模仿开始，模仿多了，自然就会。
模仿学习是要达到自由表达语言的必经之路，离开这个过程，学习英语就会出现很大偏差。传统英语教学恰恰忽视了这种教学方法，忽视模仿学习的过程，代之以掺杂着很多西方哲学中模糊不定的名词或是不成熟的科学观念的教学法，结果是教学方法越来越复杂，学生越学越疲惫。
“领读、跟读”这种轻松的学习方法，一直是世界各国早期语文教学的根本方法，直到20世纪初，受到当时不成熟的科学观念的冲击，把语文教学简单化、机械化了，这种教学法才渐渐被其它方式取代。但是现在世界各国都普遍认识到国民的语文水平、人文素质一代不如一代，随着系统科学观念的出现和对人文精神重要性的重新认识，这种教学法，又逐渐受到重视。
英语教材的编辑思想及教学方法
英语教材的编辑思想：内容丰富，保持英语语言系统的完整性，充分体现文化内涵，体现先进的科学文化精神。教材内容可分为“语”和“文”两部分。
一、“语”的部分：可采用《英语导读1000句》的形式，包括英语常用的句型、语法、词汇，内容广泛而且相对集中，可反复学习。语句应该保持英语的原本风貌，无须初、中、高级或儿童、成人英语之分，同样的教材适用于不同的年龄。
二、“文”的部分：1、采用《英文经典导读》的形式，辑选西方历史上有代表、有文化价值的经典文章。2、采用《科学文论导读》的形式，辑选科学发展史上著名的科学文论。
所选择的教材均须用标准的英语录制成朗读及领读、跟读教学录音。录音就是最好的专业英语教师。对于家庭学习而言，家长只须陪孩子多听多读，对于课堂教学而言，老师只须组织学生听录音并跟读即可。所有的学习内容均要求反复诵读直至能够熟练背诵。（成人的的记忆力已逐渐减弱，只要求熟练读诵。）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就可以接触英语媒体，并广泛进行英文阅读。
英语的学习不需要借助汉语
最后，我们再来探讨一个问题：英语的学习要借助汉语吗？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如此，而且我们认为必须要明白英文的中文意思才能学习英语。其实这都是非常错误的观念，因为我们学习自己的母语时，从来就不需要借助另一种语言，也没有任何一种语言可借助，而且我们学习母语时，从来不需要别人告诉我们所学内容是什么意思，因为语言本身既是工具又是内容，即便需要对所学内容做更多解释，也是用自己的母语来解释，而不需要借助第二语言。（同样，英国人学习英语不需要借助其他语言。）因此，我们学习英语不需要借助汉语。那么，不借助汉语学习英语，最终能明白英文的中文意思吗？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如果一个人能同时用英语和汉语表达时，英文和中文自然就相通了。
有一点需要强调的，不借助汉语的英语学习只有建立在系统学习英语的基础上。如果是依循传统的从易到难、从简单到复杂的英语学习模式机械地学习英语，则必须借助汉语，因为这种机械的学习方法使我们始终无法有效地掌握英语，所以我们只能借助汉语来学习英语。如果英语的学习无法摆脱汉语的影响，英语就不能成为我们的第二母语。
“儿童读经”(又称”儿童中西文化导读”)给我们的信心
我们完全可以采用”领读和跟读”的方法直接系统地学习英语，这是我们在推广“儿童读经”活动的过程中深深体会到的。(“儿童读经”是王财贵教授于1994年台湾发起的教育运动，旨在倡导:利用13岁以前人生记忆的黄金时期，读诵中国文化乃至世界一切文化的经典，以夯实文化修养的基础，未来能以健全的人格、道德和智慧投身于社会。为中国文化之发扬光大，建构“人文与科技交融”的未来世界作出贡献)。?
一个孩子能轻松地背诵《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老子》、《诗经》、《易经》等中国文化经典和《莎士比亚》等西方文化经典，我们可能以为只有象辜鸿铭先生、钱钟书先生这样的中西学问大家才有可能，但这种现象在我们推广“儿童读经”的过程中是屡见不鲜的。这些孩子都不是天才，也不是来自有深厚文化传承的家庭，对于“四书五经”的学习，他们只是遵照“小朋友、跟我读”的简单原理，在大人的带读下，他们看着带有汉语拼音的经典诵读本跟读；对于西方经典的学习，他们也是遵照“小朋友，跟它读”(跟录音读)的原理，在家长(或老师)的带领下，看着不带中文翻译的经典原文和家长一起跟读，对于语文和英语的学习，他们已经具有良好的自学能力。为什么这样简单的方法却有这样好的成效呢?一是因为经典本身就是内容丰富、思想深刻、音韵优美的语言（文字），二是因为这种学习方法本来就符合人类学习语言(文字)的天性。孩子真是让他学什么他就能学什么，天生的模仿、 学习能力是无穷的，实在不需要担心他能不能学。
科学是时代的标竿，但科学也有陈旧的观念。机械自然观的基本原理背离了自然界的客观实际，是陈旧过时的科学观。遗憾的是我们的科学教育是依循科学的发展史来编排的，也同样是依循从简单到复杂，从易到难的模式来做科学教育的，使绝大多数人只能了解早期的科学思想，并且把它当成科学的唯一信条，而不了解这种观念的局限性，不知道它已严重影响了科学思维的发展。科学昌明的时代需要先进的科学思想做指导，这样才能有正确的教育哲学观念和教育科学思想，才能全面提高我们的英语教学水平。
吕丽委老师：大陆儿童英文读经教师第一人
作者：吕丽委
从事小学教育十余年
96年在自己家里进行读经教育
97年开始推广儿童读经
98年开始英文读经教学
99年在少年宫开设“中英文读经”课
长期与全国各地读经家长、教师进行交流
2000年招收“少年托福（雅思）”班
撰写多篇中、英文读经教育的文章
编写多篇中、英文读经的教学建议，教案
多次上中、英文读经观摩课
用英文撰写的有关英文读经教育的论文The English Recitation Program for Children in China于第四届中国国际英语教育研讨会宣读
英国莎士比亚学会会员
国际莎士比亚学会会员
绍南文化读经教育推广中心教师
上海孟母堂（读经私塾）教师
联系电话：021-54193709
作者：吕丽委
从事小学教育十余年
96年在自己家里进行读经教育
97年开始推广儿童读经
98年开始英文读经教学
99年在少年宫开设“中英文读经”课
长期与全国各地读经家长、教师进行交流
2000年招收“少年托福（雅思）”班
撰写多篇中、英文读经教育的文章
编写多篇中、英文读经的教学建议，教案
多次上中、英文读经观摩课
用英文撰写的有关英文读经教育的论文The English Recitation Program for Children in China于第四届中国国际英语教育研讨会宣读
英国莎士比亚学会会员
国际莎士比亚学会会员
绍南文化读经教育推广中心教师
上海孟母堂（读经私塾）教师
联系电话：021-54193709
孟母堂读经背后的故事:个人品性提升成意外收获
8月初，上海教育部门对私塾“孟母堂”举起黄牌，再次引发了舆论对“国学”的关注。本报对孟母堂进行了采访，而这次采访，最终将我们的关注引向了孟母堂的那些孩子们。
由于不堪应试教育的重负，放弃普通全日制教育，进入以诵读国学与西学经典为主的“孟母堂”，某种意义上，他们的选择有些无奈。
如果彻底全面的改革又不可能短期达成，那么施教一方可有温和有效的改善之策？
本次特别报道同时关注广州离休老教师郑千一的故事。她以国学为手段，在尊重现有教育秩序的前提下，进行着人格教育的尝试，意图弥补学校教育的缺憾。
这两个故事都与国学有关，但我们无意借此进行价值层面的倡导。我们仅试图通过这两个事关国学的故事，从不同的角度，反观现时教育体制中有待提升之处。
本报记者 曹筠武
星期天的晚上，9岁的男孩朱季被父母送到了上海市郊的一幢别墅的院子门口。朱季第一个从车里钻出来，跳跃着进了门。别墅内正在晚餐，十多个和朱季年龄相仿的孩子围坐在两张长桌旁，纷纷起身跟朱季打着招呼。
别墅的主人，33岁的吕丽委坐在饭厅的门口，看着孩子们吃饭。13岁的男孩儿刘晨认真地舔掉碗里最后一粒米饭，双手把碗筷放进旁边桌上的大盆里，鞠躬后从吕丽委身边跑出饭厅，还不忘回头响亮地喊：大家请慢用。
吕丽委微笑着对刘晨投以赞许的目光，“孩子们很快就会学会我们的礼仪。”她说。
吕丽委今年33岁，曾经是厦门市一家模范中学的英语老师。而现在，她在这间别墅里指导十多个孩子诵读《论语》和莎士比亚，并在客厅中高高悬挂的孔子像下教授孩子们礼仪。
作为这个学习场所的发起人和负责人之一，吕丽委把这里命名为：孟母堂。
“找一个能轻松快乐的学校”
“一想到他还要这样上十多年的学，我就背上冒冷汗。”
在进入孟母堂之前，朱季是宁波一间重点小学的学生。朱季在那里读到二年级，他本来被期望和其他孩子拥有一样的学习和生活。
但父母很快发现，他们的孩子无法和其他孩子一样。朱季可能有一点多动症，喜欢跟人说话，爱把细细的胳膊挥来挥去，眨眼的频率比其他孩子稍微高一点。
在进入学校前，大家都善意地觉得，这个小孩儿，只是过于活泼好动了一些。但老师们不这么看。朱季的父母被频繁地召到学校，老师警告说，在学校，没有人管得住这个孩子。朱季会在课堂上说话，老师训斥他的时候，又觉得他在挤眉弄眼，没有虚心接受批评。
同学也瞧不起他“老是眨眼”，在学校，朱季没有什么朋友。回到家里，朱季的痛苦也没有结束。尽管才小学二年级，每天晚上朱季都要到9点10点才能做完作业。做作业的过程令父母看了心疼，8岁的孩子，被成语造句或者加减乘除折磨得焦躁不安，不停地挥着胳膊。
“一想到他还要这样上十多年的学，我就背上冒冷汗。”父亲朱宏回忆说。
朱宏找到老师，想跟老师“谈一谈素质教育”。朱宏觉得，小孩子不用特别精通四则运算，如果能够降低学习的激烈程度，再发展一下兴趣爱好，比如“琴棋书画”，孩子会健康一些。
老师很直白，也很无奈：“现在不是素质教育，现在比的就是做考题。”老师还很坦诚的告诉朱宏，作为一所著名重点小学的老师，他被分配的主要任务是抓好尖子生，而对于朱季这样的问题学生，“实在没有太多的时间管”，“只能看他的造化”。
“我感觉我的孩子被抛弃了。”如今说起来，朱宏仍然语调悲伤。
13岁的刘晨在学校也不快乐。这个高大而清秀的男孩曾就读于上海一所重点中学，“小学的时候他成绩很好的。” 刘晨的母亲张丽说，“但是到了中学，好的学生太多了。”刘晨开始变得孤僻，不愿意跟母亲说话，一提到成绩，他就脸色铁青。“我甚至觉得，儿子对我越来越没感情了，有时候很伤心。”张丽说。
上个期末，刘晨的名次有进步，张丽试图夸奖儿子，希望借此能跟儿子有些交流。但刘晨突然狂暴地撕碎了卷子，嘴里不停地大叫，“狗屁的成绩，狗屁的成绩！”
张丽泪流满面，她觉得自己的孩子不能在学校呆下去了，“我承认我的孩子可能不如其他孩子那么会考试，但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给那些孩子陪读，最后成为考试的牺牲品。”张丽决定给儿子“找一个能轻松快乐的学校”。
从“读经”到“孟母堂”
“我们需要有另外的更好的方法推广读经。”
在厦门做中学英语老师的时候，吕丽委就曾试图对教学方法做一些改进。她试图减少对语法的讲解，增加阅读量。但很快她又发现，这对考试成绩并没有太多好处，相反甚至还会降低学生的分数。
“我们学校是模范中学，成绩是最重要的。”吕丽委停止了她的尝试，“我明白，在既定的规范里，我个人的努力没有任何效果。”
她转而训练她的小侄子。她教5岁的侄子背诵唐诗宋词，甚至阅读《论语》。小家伙并不能全部记住那些音调多变的语句，但是一天在一个朋友家做客，5岁的孩子在被禁止触碰陶瓷茶具后，用叹气的语调吟出了王维的诗句：“独在异乡为异客。”
吕丽委惊喜万分，她认为自己的训练终于显出了成效，“我觉得大量朗读和背诵经典，就是他说出诗句的原因。”
与此同时，吕丽委的丈夫周应之，一个熟稔金融资本运作的商人，也在经商之余发现了新的“人生乐趣”。
朋友推荐周应之阅读了台湾南怀瑾所著的《论语别裁》，并介绍周应之进入了“读经运动”圈子。“我受了很大的影响，发现了读经的好处。并且渐渐从乐趣上升成了人生的指引。”
同时周应之还发现了商机。他成立了“绍南”文化传播公司。“致力于推广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
一开始，周应之希望在厦门的中学中推广“读经”。他先印刷上万本儒家经典简读本，分发到厦门一些重点中学，包括妻子吕丽委所在的学校。然后再请老师为中学生们讲解。
但效果并不明显，中学生们兴趣明显不高。一次经过学校的垃圾站，吕丽委发现，被揉烂的儒家读本在垃圾堆里四处散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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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有另外的更好的方法推广读经。”吕丽委说，“这个方法，不一定是在现行的教育体制内的。”
去年7月，周应之和吕丽委来到上海，连同自己5岁的女儿在内，加上朋友的孩子，最开始总共教授4个学生。吕丽委负责指导孩子们背诵《论语》、《大学》、《易经》和莎士比亚。那就是“孟母堂”的开始。
“没有预料到的收获”
“个人品性的提升是我本来没有预料到的收获。”
从朋友那里，宁波的朱宏听说了“孟母堂”，他的想法是，“姑且一试吧”。此时他的孩子朱季已经陷入了对学校不可抑止的焦躁之中，他对孟母堂本没有兴趣，但当听说那里
没有考试也没有作业，就不再表示反对。
在孟母堂，吕丽委拿给朱季一本《论语》读本，书里用汉语拼音标注了每一句话的发音。朱季胆怯又很好奇，周围的孩子都端坐在课桌旁大声朗读，在短暂的迟疑之后，朱季也开始照着读本朗读起来。
“在那个环境里面，小孩还是适应很快的。”朱宏说，“周围的小朋友怎么做，自己也会学着怎么做。”
按照孟母堂的课程设置，每天除早晨的跑步晨练和傍晚前的体育锻炼之外，上午和下午各两个小时读背是学习的主要内容。每个孩子有自己的读本，还有一台录音机用以播放标准朗读磁带。背诵的材料有《论语》、《大学》、《易经》、莎士比亚戏剧和包括马丁?路德?金著名演说在内的英文经典名篇。吕丽委规定，每篇课文，每天必须朗读80遍，并背诵一遍。但老师们很少解释这些深奥的语句。
“讲解并不是必要的。”吕丽委说，“重要的是在孩子记忆力最好的时候，把这些经典记住。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自然会理解。”
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在孟母堂的地位并不高，孟母堂延请了上海一位老教师给孩子们教授数学，但只是“一周上两节课”。这位老教师的教学方法也和孟母堂的文科学习一样带有大胆的想象色彩，他对小学适龄儿童们讲授从加减法到微分几何乃至拓扑学。
周应之对此有着比较个人色彩的解释，他认为孟母堂并非不重视自然科学，“我们学习《易经》，其实从易经里就可以发现包括所有自然科学的终极真理。”
当然，9岁的朱季并不能理解这种终极真理，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在这里他至少可以在提供的课本中自由选择他喜欢的内容进行阅读，而不用像在小学，“一定要学讨厌的成语造句。”朱季习惯了在孟母堂每天晚上9点就上床睡觉。时间一到，他就往楼上宿舍跑。“晚上我不学习。”8月19日，他站在楼梯口说，“因为天一黑我的思想就睡着了，第二天再醒过来。”
对于其他孩子来说，5岁的佳丽喜欢读《论语》，而10岁的小文居然喜欢“看上去很奇怪”的《易经》。13岁的刘晨比其他小朋友的英文程度更好一些。他更多地阅读了“英文名篇选读”。在包括了萧伯纳、丘吉尔、马丁?路德?金、肯尼迪等人的名篇中，他最喜欢柏拉图的《论正义》。他可以对照课本后附的汉语翻译弄懂这位先贤的思想。
孩子们同吃同住同学习，还一同欢天喜地地扫房间和庭院，尽管大多数时间需要勤杂阿姨重新打扫。老师要他们对每个同伴使用礼貌用语，对帮助自己的人鞠躬称谢，还要每天晚上开个小会，反思自己一天的不足，推举出今天表现最好的同伴。
身材高大的刘晨由此成为了孩子们尊敬的对象，因为他总是像个大哥一样在篮球场和游泳池照顾弟弟妹妹们。心情放松的刘晨，还开始主动和母亲沟通，周末回家前，他会先打个电话回家，询问家里有什么安排。“我第一次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高兴得快哭了。”张丽说，“他多久没主动跟我说话了！”在张丽眼里，刘晨越来越礼貌和富有责任感，“这在学校里不会教授也不会受重视。个人品性的提升是我本来没有预料到的收获。”
朱宏并不觉得自己年龄尚小的儿子在短时间内能学到多少东西，但他的确看到孩子脸上露出了越来越多的笑容。“我只能说，我的孩子的确不适应现行的教育体制。无论如何，在这里，他可以轻松一些、快乐一些。其他的以后再说。”
“我的孩子只能去孟母堂”
“至少现在，我的孩子，只有孟母堂可去。”
“我们认为，孟母堂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是不科学的，是不适宜儿童身心全面发展的。”在上海本地报纸于今年8 月报道孟母堂之后，孟母堂所在的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局一位工作人员对媒体公开表态说。
孟母堂的教学地点原本设在上海城区内桂林路一幢别墅内。在上海市食品监督局的检验员坚持要求进入孟母堂对学生伙食的卫生标准进行检测后，周应之把12个学生搬到了如今的城郊锦轩别墅区内。如今的别墅3楼，卧室内相当局促地摆放着七八张双层床。“我们这里都住不下了，只能让他们走读。”周应之说。
在开办初期，学生主要来源于周应之和吕丽委的朋友圈；在媒体报道之后，陆续有自寻上门者。按照吕丽委的说法， “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是满身伤痕地从学校来到这里。他们只能是一小部分优秀学生的牺牲品，最后就成了我们现行高淘汰率教育选拔机制的残次品。”
8月初，松江区教育局下发通告，把“孟母堂”定性为非法办学，并要求周应之和吕丽委停止孟母堂的授课。教育局有关负责人还向媒体表示，将在9月1日新学期开始之前，采取措施取缔孟母堂。
教育局的依据来源于义务教育法。一位工作人员向媒体表示，管理部门必须为每一个孩子接受合格与适合年龄阶段的教育负责，而有关部门经过调查，认为孟母堂并不能提供完整的科学的教育。例如，孟母堂几乎不讲授自然科学，所传授的社会科学知识，也与现代文明社会脱节。
但周应之认为，这种论断是“对传统文化无知的表现”。“我们中华民族依靠这些知识生存了几千年。”他说，“我们缺少的是从中吸取营养，而不是用所谓的现代文明来片面否定。”
然而，如何让孩子们在背诵“男女授受不亲”的同时，又理解“罗米欧与朱丽叶”？如何实践“君子讷于言而敏与行 ”，又学会向现代社会推销自己？或者，易经中的“上九，潜龙勿用”，又该运用在生活中的什么地方？
吕丽委仍然将这个问题抛给时间，她坚信时间的沉淀，会让孩子们建立融会贯通的世界观。
对于快满14岁的刘晨来说，现实的问题显得更加紧迫一些。与他同龄的孩子就要升入高中，高考、大学、择业即将接踵而来，刘晨的母亲张丽，不能不比其他小孩的父母考虑得更多一些。“今后应该还是要读高中。”张丽说，“我现在既高兴，又担忧。孟母堂不能发学历怎么办，对以后重新回到学校有多少实际帮助，这些我都还没想明白。”
朱季的父亲要宽心得多，他希望朱季能在孟母堂养成良好的品德和生活习惯，“大了之后再进学校，希望学起来能省力一些。”
周应之拒绝用任何带“学校”、“机构”的词语称呼孟母堂，他坚称，“孟母堂就是家长们联合自发举办的家庭教育。”对于绍南文化传播公司对于“孟母堂”式教学的推广计划，他也避而不谈。对于家长们每月缴纳的2000余元费用，周应之解释说，这是必要支出的平摊，不能认为是收费。
刘晨的母亲张丽还没有交费。刘晨加入的时间正是“取缔风波”时期，周应之对张丽说，先进来读着，“费用最后再说。”
张丽对孟母堂的老师们感觉非常好。她第一天来孟母堂，吕丽委热情地亲自下厨做了晚饭。“这里的老师让我感觉到尊重。”张丽说，“以前学校的老师，说实话看不起成绩不好的孩子的家长，总是呼来喝去。我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到尊重我的老师那里去学习。”
对于孟母堂课程的设置，张丽并不完全认同，“毕竟我的孩子已经大了，需要学知识。以后还是需要去上高中的。” 但张丽并不愿对记者完全说明她的意见，“孟母堂总体对我儿子是有益的，其他问题可以慢慢协调。”
稍稍迟疑，张丽还是补充说，“我可以接受我的孩子不像其他孩子一样考高中考大学找好工作，但至少他要健康快乐地长大，今后有份谋生的职业就可以。”
看着陪同孩子而来的家长们，周应之少有地对孟母堂的发展前景流露出了乐观，“看这些家长，这么不离不弃，孟母堂就一定有发展空间。”
张丽则一语道出了“不离不弃”的原因，“至少现在，我的孩子，只有孟母堂可去。”
(应被采访者要求，文中学生及家长为化名) 来源：南方周末
8月初，上海教育部门对私塾“孟母堂”举起黄牌，再次引发了舆论对“国学”的关注。本报对孟母堂进行了采访，而这次采访，最终将我们的关注引向了孟母堂的那些孩子们。
由于不堪应试教育的重负，放弃普通全日制教育，进入以诵读国学与西学经典为主的“孟母堂”，某种意义上，他们的选择有些无奈。
如果彻底全面的改革又不可能短期达成，那么施教一方可有温和有效的改善之策？
本次特别报道同时关注广州离休老教师郑千一的故事。她以国学为手段，在尊重现有教育秩序的前提下，进行着人格教育的尝试，意图弥补学校教育的缺憾。
这两个故事都与国学有关，但我们无意借此进行价值层面的倡导。我们仅试图通过这两个事关国学的故事，从不同的角度，反观现时教育体制中有待提升之处。
本报记者 曹筠武
星期天的晚上，9岁的男孩朱季被父母送到了上海市郊的一幢别墅的院子门口。朱季第一个从车里钻出来，跳跃着进了门。别墅内正在晚餐，十多个和朱季年龄相仿的孩子围坐在两张长桌旁，纷纷起身跟朱季打着招呼。
别墅的主人，33岁的吕丽委坐在饭厅的门口，看着孩子们吃饭。13岁的男孩儿刘晨认真地舔掉碗里最后一粒米饭，双手把碗筷放进旁边桌上的大盆里，鞠躬后从吕丽委身边跑出饭厅，还不忘回头响亮地喊：大家请慢用。
吕丽委微笑着对刘晨投以赞许的目光，“孩子们很快就会学会我们的礼仪。”她说。
吕丽委今年33岁，曾经是厦门市一家模范中学的英语老师。而现在，她在这间别墅里指导十多个孩子诵读《论语》和莎士比亚，并在客厅中高高悬挂的孔子像下教授孩子们礼仪。
作为这个学习场所的发起人和负责人之一，吕丽委把这里命名为：孟母堂。
“找一个能轻松快乐的学校”
“一想到他还要这样上十多年的学，我就背上冒冷汗。”
在进入孟母堂之前，朱季是宁波一间重点小学的学生。朱季在那里读到二年级，他本来被期望和其他孩子拥有一样的学习和生活。
但父母很快发现，他们的孩子无法和其他孩子一样。朱季可能有一点多动症，喜欢跟人说话，爱把细细的胳膊挥来挥去，眨眼的频率比其他孩子稍微高一点。
在进入学校前，大家都善意地觉得，这个小孩儿，只是过于活泼好动了一些。但老师们不这么看。朱季的父母被频繁地召到学校，老师警告说，在学校，没有人管得住这个孩子。朱季会在课堂上说话，老师训斥他的时候，又觉得他在挤眉弄眼，没有虚心接受批评。
同学也瞧不起他“老是眨眼”，在学校，朱季没有什么朋友。回到家里，朱季的痛苦也没有结束。尽管才小学二年级，每天晚上朱季都要到9点10点才能做完作业。做作业的过程令父母看了心疼，8岁的孩子，被成语造句或者加减乘除折磨得焦躁不安，不停地挥着胳膊。
“一想到他还要这样上十多年的学，我就背上冒冷汗。”父亲朱宏回忆说。
朱宏找到老师，想跟老师“谈一谈素质教育”。朱宏觉得，小孩子不用特别精通四则运算，如果能够降低学习的激烈程度，再发展一下兴趣爱好，比如“琴棋书画”，孩子会健康一些。
老师很直白，也很无奈：“现在不是素质教育，现在比的就是做考题。”老师还很坦诚的告诉朱宏，作为一所著名重点小学的老师，他被分配的主要任务是抓好尖子生，而对于朱季这样的问题学生，“实在没有太多的时间管”，“只能看他的造化”。
“我感觉我的孩子被抛弃了。”如今说起来，朱宏仍然语调悲伤。
13岁的刘晨在学校也不快乐。这个高大而清秀的男孩曾就读于上海一所重点中学，“小学的时候他成绩很好的。” 刘晨的母亲张丽说，“但是到了中学，好的学生太多了。”刘晨开始变得孤僻，不愿意跟母亲说话，一提到成绩，他就脸色铁青。“我甚至觉得，儿子对我越来越没感情了，有时候很伤心。”张丽说。
上个期末，刘晨的名次有进步，张丽试图夸奖儿子，希望借此能跟儿子有些交流。但刘晨突然狂暴地撕碎了卷子，嘴里不停地大叫，“狗屁的成绩，狗屁的成绩！”
张丽泪流满面，她觉得自己的孩子不能在学校呆下去了，“我承认我的孩子可能不如其他孩子那么会考试，但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给那些孩子陪读，最后成为考试的牺牲品。”张丽决定给儿子“找一个能轻松快乐的学校”。
从“读经”到“孟母堂”
“我们需要有另外的更好的方法推广读经。”
在厦门做中学英语老师的时候，吕丽委就曾试图对教学方法做一些改进。她试图减少对语法的讲解，增加阅读量。但很快她又发现，这对考试成绩并没有太多好处，相反甚至还会降低学生的分数。
“我们学校是模范中学，成绩是最重要的。”吕丽委停止了她的尝试，“我明白，在既定的规范里，我个人的努力没有任何效果。”
她转而训练她的小侄子。她教5岁的侄子背诵唐诗宋词，甚至阅读《论语》。小家伙并不能全部记住那些音调多变的语句，但是一天在一个朋友家做客，5岁的孩子在被禁止触碰陶瓷茶具后，用叹气的语调吟出了王维的诗句：“独在异乡为异客。”
吕丽委惊喜万分，她认为自己的训练终于显出了成效，“我觉得大量朗读和背诵经典，就是他说出诗句的原因。”
与此同时，吕丽委的丈夫周应之，一个熟稔金融资本运作的商人，也在经商之余发现了新的“人生乐趣”。
朋友推荐周应之阅读了台湾南怀瑾所著的《论语别裁》，并介绍周应之进入了“读经运动”圈子。“我受了很大的影响，发现了读经的好处。并且渐渐从乐趣上升成了人生的指引。”
同时周应之还发现了商机。他成立了“绍南”文化传播公司。“致力于推广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
一开始，周应之希望在厦门的中学中推广“读经”。他先印刷上万本儒家经典简读本，分发到厦门一些重点中学，包括妻子吕丽委所在的学校。然后再请老师为中学生们讲解。
但效果并不明显，中学生们兴趣明显不高。一次经过学校的垃圾站，吕丽委发现，被揉烂的儒家读本在垃圾堆里四处散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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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有另外的更好的方法推广读经。”吕丽委说，“这个方法，不一定是在现行的教育体制内的。”
去年7月，周应之和吕丽委来到上海，连同自己5岁的女儿在内，加上朋友的孩子，最开始总共教授4个学生。吕丽委负责指导孩子们背诵《论语》、《大学》、《易经》和莎士比亚。那就是“孟母堂”的开始。
“没有预料到的收获”
“个人品性的提升是我本来没有预料到的收获。”
从朋友那里，宁波的朱宏听说了“孟母堂”，他的想法是，“姑且一试吧”。此时他的孩子朱季已经陷入了对学校不可抑止的焦躁之中，他对孟母堂本没有兴趣，但当听说那里
没有考试也没有作业，就不再表示反对。
在孟母堂，吕丽委拿给朱季一本《论语》读本，书里用汉语拼音标注了每一句话的发音。朱季胆怯又很好奇，周围的孩子都端坐在课桌旁大声朗读，在短暂的迟疑之后，朱季也开始照着读本朗读起来。
“在那个环境里面，小孩还是适应很快的。”朱宏说，“周围的小朋友怎么做，自己也会学着怎么做。”
按照孟母堂的课程设置，每天除早晨的跑步晨练和傍晚前的体育锻炼之外，上午和下午各两个小时读背是学习的主要内容。每个孩子有自己的读本，还有一台录音机用以播放标准朗读磁带。背诵的材料有《论语》、《大学》、《易经》、莎士比亚戏剧和包括马丁?路德?金著名演说在内的英文经典名篇。吕丽委规定，每篇课文，每天必须朗读80遍，并背诵一遍。但老师们很少解释这些深奥的语句。
“讲解并不是必要的。”吕丽委说，“重要的是在孩子记忆力最好的时候，把这些经典记住。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自然会理解。”
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在孟母堂的地位并不高，孟母堂延请了上海一位老教师给孩子们教授数学，但只是“一周上两节课”。这位老教师的教学方法也和孟母堂的文科学习一样带有大胆的想象色彩，他对小学适龄儿童们讲授从加减法到微分几何乃至拓扑学。
周应之对此有着比较个人色彩的解释，他认为孟母堂并非不重视自然科学，“我们学习《易经》，其实从易经里就可以发现包括所有自然科学的终极真理。”
当然，9岁的朱季并不能理解这种终极真理，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在这里他至少可以在提供的课本中自由选择他喜欢的内容进行阅读，而不用像在小学，“一定要学讨厌的成语造句。”朱季习惯了在孟母堂每天晚上9点就上床睡觉。时间一到，他就往楼上宿舍跑。“晚上我不学习。”8月19日，他站在楼梯口说，“因为天一黑我的思想就睡着了，第二天再醒过来。”
对于其他孩子来说，5岁的佳丽喜欢读《论语》，而10岁的小文居然喜欢“看上去很奇怪”的《易经》。13岁的刘晨比其他小朋友的英文程度更好一些。他更多地阅读了“英文名篇选读”。在包括了萧伯纳、丘吉尔、马丁?路德?金、肯尼迪等人的名篇中，他最喜欢柏拉图的《论正义》。他可以对照课本后附的汉语翻译弄懂这位先贤的思想。
孩子们同吃同住同学习，还一同欢天喜地地扫房间和庭院，尽管大多数时间需要勤杂阿姨重新打扫。老师要他们对每个同伴使用礼貌用语，对帮助自己的人鞠躬称谢，还要每天晚上开个小会，反思自己一天的不足，推举出今天表现最好的同伴。
身材高大的刘晨由此成为了孩子们尊敬的对象，因为他总是像个大哥一样在篮球场和游泳池照顾弟弟妹妹们。心情放松的刘晨，还开始主动和母亲沟通，周末回家前，他会先打个电话回家，询问家里有什么安排。“我第一次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高兴得快哭了。”张丽说，“他多久没主动跟我说话了！”在张丽眼里，刘晨越来越礼貌和富有责任感，“这在学校里不会教授也不会受重视。个人品性的提升是我本来没有预料到的收获。”
朱宏并不觉得自己年龄尚小的儿子在短时间内能学到多少东西，但他的确看到孩子脸上露出了越来越多的笑容。“我只能说，我的孩子的确不适应现行的教育体制。无论如何，在这里，他可以轻松一些、快乐一些。其他的以后再说。”
“我的孩子只能去孟母堂”
“至少现在，我的孩子，只有孟母堂可去。”
“我们认为，孟母堂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是不科学的，是不适宜儿童身心全面发展的。”在上海本地报纸于今年8 月报道孟母堂之后，孟母堂所在的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局一位工作人员对媒体公开表态说。
孟母堂的教学地点原本设在上海城区内桂林路一幢别墅内。在上海市食品监督局的检验员坚持要求进入孟母堂对学生伙食的卫生标准进行检测后，周应之把12个学生搬到了如今的城郊锦轩别墅区内。如今的别墅3楼，卧室内相当局促地摆放着七八张双层床。“我们这里都住不下了，只能让他们走读。”周应之说。
在开办初期，学生主要来源于周应之和吕丽委的朋友圈；在媒体报道之后，陆续有自寻上门者。按照吕丽委的说法， “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是满身伤痕地从学校来到这里。他们只能是一小部分优秀学生的牺牲品，最后就成了我们现行高淘汰率教育选拔机制的残次品。”
8月初，松江区教育局下发通告，把“孟母堂”定性为非法办学，并要求周应之和吕丽委停止孟母堂的授课。教育局有关负责人还向媒体表示，将在9月1日新学期开始之前，采取措施取缔孟母堂。
教育局的依据来源于义务教育法。一位工作人员向媒体表示，管理部门必须为每一个孩子接受合格与适合年龄阶段的教育负责，而有关部门经过调查，认为孟母堂并不能提供完整的科学的教育。例如，孟母堂几乎不讲授自然科学，所传授的社会科学知识，也与现代文明社会脱节。
但周应之认为，这种论断是“对传统文化无知的表现”。“我们中华民族依靠这些知识生存了几千年。”他说，“我们缺少的是从中吸取营养，而不是用所谓的现代文明来片面否定。”
然而，如何让孩子们在背诵“男女授受不亲”的同时，又理解“罗米欧与朱丽叶”？如何实践“君子讷于言而敏与行 ”，又学会向现代社会推销自己？或者，易经中的“上九，潜龙勿用”，又该运用在生活中的什么地方？
吕丽委仍然将这个问题抛给时间，她坚信时间的沉淀，会让孩子们建立融会贯通的世界观。
对于快满14岁的刘晨来说，现实的问题显得更加紧迫一些。与他同龄的孩子就要升入高中，高考、大学、择业即将接踵而来，刘晨的母亲张丽，不能不比其他小孩的父母考虑得更多一些。“今后应该还是要读高中。”张丽说，“我现在既高兴，又担忧。孟母堂不能发学历怎么办，对以后重新回到学校有多少实际帮助，这些我都还没想明白。”
朱季的父亲要宽心得多，他希望朱季能在孟母堂养成良好的品德和生活习惯，“大了之后再进学校，希望学起来能省力一些。”
周应之拒绝用任何带“学校”、“机构”的词语称呼孟母堂，他坚称，“孟母堂就是家长们联合自发举办的家庭教育。”对于绍南文化传播公司对于“孟母堂”式教学的推广计划，他也避而不谈。对于家长们每月缴纳的2000余元费用，周应之解释说，这是必要支出的平摊，不能认为是收费。
刘晨的母亲张丽还没有交费。刘晨加入的时间正是“取缔风波”时期，周应之对张丽说，先进来读着，“费用最后再说。”
张丽对孟母堂的老师们感觉非常好。她第一天来孟母堂，吕丽委热情地亲自下厨做了晚饭。“这里的老师让我感觉到尊重。”张丽说，“以前学校的老师，说实话看不起成绩不好的孩子的家长，总是呼来喝去。我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到尊重我的老师那里去学习。”
对于孟母堂课程的设置，张丽并不完全认同，“毕竟我的孩子已经大了，需要学知识。以后还是需要去上高中的。” 但张丽并不愿对记者完全说明她的意见，“孟母堂总体对我儿子是有益的，其他问题可以慢慢协调。”
稍稍迟疑，张丽还是补充说，“我可以接受我的孩子不像其他孩子一样考高中考大学找好工作，但至少他要健康快乐地长大，今后有份谋生的职业就可以。”
看着陪同孩子而来的家长们，周应之少有地对孟母堂的发展前景流露出了乐观，“看这些家长，这么不离不弃，孟母堂就一定有发展空间。”
张丽则一语道出了“不离不弃”的原因，“至少现在，我的孩子，只有孟母堂可去。”
(应被采访者要求，文中学生及家长为化名) 来源：南方周末
先看一下张有学教授在北京大学官方网站的个人简介
(http://sess.pku.edu.cn/persons/zhangyouxue.htm)
张有学（Youxue Zhang），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北京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获学士学位。1989年毕业于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1988年底至1991年7月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做博士后。从1991年8月起，到美国密西根（也译为密执安）大学（位于美国密西根州的安娜堡市，Ann Arbor, MI 48109）任教至今。1997年晋升为副教授并获得终生职位。2004年晋升为教授。2005年北大地空学院讲座教授（兼职）。2006年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兼职）。
其在密西根大学的主页地址是：http://www-personal.umich.edu/~youxue/
读其《一个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看北大-丘成桐风波》一文，给人的印象是他的个人收入是隐私，不是公开的。这一观点好像也得到了部分人士的认可，但是可惜的是，张教授在密西根大学的工资收入，完全是在网上公开的，任何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在密西根大学官方网站上得到该学校所有教职员工2003至2005年的收入。
http://errwpc.umdl.umich.edu/public/3/3/1/3314612.html
为方便大家，下面是张教授在2003，2004，2005年的收入摘要。
2003 Zhang,Youxue ASSOC PROFESSOR 72,543.00 (9-Month)
2004 Zhang,Youxue PROFESSOR 78,896.00 (9-Month)
2005 Zhang,Youxue PROFESSOR 83,996.00 (9-Month)
由此可见张教授收入增加还是很快的，2004年较2003年增长8.76%，2005年较2004年上涨6.46%。但我们需要深入研究一下张教授的工资水平，看看他的收入在他的小环境里究竟是怎样。
我们以2003，2004，2005年的数据为基准，只计算Professor，Association Professor以及Professor的收入水平。小秘，技术人员以及博士后等不计在内，毕竟长江学者聘用的是正规研究者。
TITLE 2003 2004 2005
Wilson,Jeffrey A ASST P 空缺 65,000.00 66,650.00
Hendy,Ingrid L ASST P 64,000.00 65,600.00 67,000.00
Poulsen,James ASST P 65,000.00 66,600.00 68,300.00
Ehlers,Todd A ASST P 64,000.00 66,000.00 69,100.00
Cruz,Maria C ASST P 60,781.00 65,997.00 70,317.00
Becker,Udo ASSO P 71,000.00 72,600.00 74,300.00
L,Carolina R ASSO P 67,393.00 74,384.00 76,484.00
Van Keken,Peter E ASSO P 69,852.00 72,416.00 77,620.00
Ruff,Larry John PROFESSOR 75,973.00 77,173.00 78,473.00
Ritsema,Jeroen ASSO P 空缺 空缺 79,000.00
Mukasa,Samuel B PROFESSOR 78,643.00 81,293.00 83,993.00
张有学 PROFESSOR 72,543.00 78,896.00 83,996.00
Stixrude,Lars P PROFESSOR 80,172.00 81,772.00 84,472.40
Wilkinson,Bruce H PROFESSOR 81,643.00 83,243.00 84,943.00
Lange,Rebecca Ann PROFESSOR 76,793.00 83,001.00 85,701.00
Meyers,Philip A PROFESSOR 85,393.00 86,593.00 88,293.00
Baumiller,Tomasz K PROFESSOR 80,568.00 82,193.00 89,149.00
Lohmann,Kyger C PROFESSOR 87,843.00 89,043.00 93,143.00
Van Der Pluijm,Ben A PROFESSOR 92,307.00 94,307.00 96,575.00
Rea,David K PROFESSOR 93,500.00 95,100.00 96,800.00
Essene,Eric J PROFESSOR 97,543.00 98,743.00 100,443.00
Pollack,Henry N PROFESSOR 98,843.00 100,443.00 空缺
Kesler,Stephen E PROFESSOR 98,543.00 101,193.00 102,893.00
Walter,Lynn M PROFESSOR 99,493.00 103,593.00 105,293.00
Fisher,Daniel C PROFESSOR 114,094.00 116,094.00 117,694.00
Moore Jr,Theodore C PROFESSOR 115,443.00 空缺 空缺
Van Der Voo,Rob PROFESSOR 117,875.00 119,875.00 121,575.00
Owen,Robert M PROFESSOR 120,950.00 125,183.00 126,483.00
Gingerich,Philip D PROFESSOR 130,042.00 134,593.00 138,473.00
Blum,Joel D PROFESSOR 129,245.00 133,769.00 140,000.00
Ewing,Rodney C PROFESSOR 145,500.00 148,000.00 153,100.00
平均值 85,393.00 83,243.00 85,701.00
中位数 90,861.21 91,817.14 93,802.19
该表已经按照2005年收入排序，由此可见，张有学教授的收入既未达到平均值（相差近10000美元），也未达到收入中值。对于一个已经50余岁的科研人员来说，并没有处在一个很好的同年龄收入水平。而美国大学中并不存在明显的少数族裔的薪水天花板，这完全取决于你和系主任等人的讨价还价，你觉得自己值多少钱，就可以要求多少钱，如果觉得系里给的薪水太少，完全可以应聘到待遇更好的学校。目前张教授薪水上涨较快，一个重要原因是原始基数小。
在这里解释一下9个月工资的含义。美国大学基本上暑假都很长，3个月左右，在这段时间，教师是没有薪水的，但如果你有自己的项目，有充足的funding，可以在自己的科研经费里为自己开工资。如果没有，那对不起，或者自己不拿钱白干，或者去休漫长的假期。显然，作为地质系这样一个清水衙门，是较难找到为自己开3个月薪水的额外经费的。我猜测这应该是张有学教授应聘长江学者的一个较重要动机，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去捞点外快，名利双收。
我们来以小人心里列举一下张教授的应聘动机：
1，增加收入：“密西根大学认为我在北大的“工资”属于生活费，不属于额外收入或额外工资。”这笔长江学者的工资，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都不要缴税，真是不赖。
2，减少开支：每年免费回国旅游一次。张教授对零零总总的差旅费用还是较看重的，“即如果我以科研出差为由到北大，每个月从密西根大学（即自己的课题经费）不需要收据（但住房需要收据）拿回的报销费用要多于我从北大拿到的“工资””。让我们把小人心理发挥到极致，北大终不会让长江学者自己掏腰包付来回机票钱吧，而机票又已经在密西根的课题经费里出了。。。比较纳闷的是，既然租房会在密西根报销，张教授没必要住进北大的贫民窟吧？在北大附近2500元/月应该可以租一个较好的一居室，合美元不过$315。要知道，在美国开会订旅馆一般是$100左右每晚（优惠价），开个四天的会就$400了。既然这么替自己省密西根的科研经费，可见张教授还是很有吃苦精神的，经费也是较不充裕的。
3，搜罗学生：“在北大工作有助于吸引北大最优秀的本科生到密西根大学上研究生。”
让我们来看看长江学者到底能干什么， “如果没有这半句“特殊情况下不少于两个月”，我大概不会接受北京大学讲座教授的位置。”每年两个月，到底能干什么？你有什么理由拿比别人高的工资？
“要求的产出（如教课与论文数）与提供的经费(科研费＋“工资”)的比值远大于美国的该比值”。唉，谁都知道这个产出是什么:“The research of the authors is supported by NSF grant xxx, and part by 中国长江学者计划.”国家能得到的，就是这半句话。这半句话真的这么值钱？
“如果内斗烘烘，被人议论纷纷，也许我会激流勇退，提早结束在北大的工作。对我而言，除了浪费了一些时间之外，失去的并不多。”确实没什么好失去的，无论张教授，还是北大。
(http://sess.pku.edu.cn/persons/zhangyouxue.htm)
张有学（Youxue Zhang），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北京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获学士学位。1989年毕业于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1988年底至1991年7月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做博士后。从1991年8月起，到美国密西根（也译为密执安）大学（位于美国密西根州的安娜堡市，Ann Arbor, MI 48109）任教至今。1997年晋升为副教授并获得终生职位。2004年晋升为教授。2005年北大地空学院讲座教授（兼职）。2006年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兼职）。
其在密西根大学的主页地址是：http://www-personal.umich.edu/~youxue/
读其《一个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看北大-丘成桐风波》一文，给人的印象是他的个人收入是隐私，不是公开的。这一观点好像也得到了部分人士的认可，但是可惜的是，张教授在密西根大学的工资收入，完全是在网上公开的，任何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在密西根大学官方网站上得到该学校所有教职员工2003至2005年的收入。
http://errwpc.umdl.umich.edu/public/3/3/1/3314612.html
为方便大家，下面是张教授在2003，2004，2005年的收入摘要。
2003 Zhang,Youxue ASSOC PROFESSOR 72,543.00 (9-Month)
2004 Zhang,Youxue PROFESSOR 78,896.00 (9-Month)
2005 Zhang,Youxue PROFESSOR 83,996.00 (9-Month)
由此可见张教授收入增加还是很快的，2004年较2003年增长8.76%，2005年较2004年上涨6.46%。但我们需要深入研究一下张教授的工资水平，看看他的收入在他的小环境里究竟是怎样。
我们以2003，2004，2005年的数据为基准，只计算Professor，Association Professor以及Professor的收入水平。小秘，技术人员以及博士后等不计在内，毕竟长江学者聘用的是正规研究者。
TITLE 2003 2004 2005
Wilson,Jeffrey A ASST P 空缺 65,000.00 66,650.00
Hendy,Ingrid L ASST P 64,000.00 65,600.00 67,000.00
Poulsen,James ASST P 65,000.00 66,600.00 68,300.00
Ehlers,Todd A ASST P 64,000.00 66,000.00 69,100.00
Cruz,Maria C ASST P 60,781.00 65,997.00 70,317.00
Becker,Udo ASSO P 71,000.00 72,600.00 74,300.00
L,Carolina R ASSO P 67,393.00 74,384.00 76,484.00
Van Keken,Peter E ASSO P 69,852.00 72,416.00 77,620.00
Ruff,Larry John PROFESSOR 75,973.00 77,173.00 78,473.00
Ritsema,Jeroen ASSO P 空缺 空缺 79,000.00
Mukasa,Samuel B PROFESSOR 78,643.00 81,293.00 83,993.00
张有学 PROFESSOR 72,543.00 78,896.00 83,996.00
Stixrude,Lars P PROFESSOR 80,172.00 81,772.00 84,472.40
Wilkinson,Bruce H PROFESSOR 81,643.00 83,243.00 84,943.00
Lange,Rebecca Ann PROFESSOR 76,793.00 83,001.00 85,701.00
Meyers,Philip A PROFESSOR 85,393.00 86,593.00 88,293.00
Baumiller,Tomasz K PROFESSOR 80,568.00 82,193.00 89,149.00
Lohmann,Kyger C PROFESSOR 87,843.00 89,043.00 93,143.00
Van Der Pluijm,Ben A PROFESSOR 92,307.00 94,307.00 96,575.00
Rea,David K PROFESSOR 93,500.00 95,100.00 96,800.00
Essene,Eric J PROFESSOR 97,543.00 98,743.00 100,443.00
Pollack,Henry N PROFESSOR 98,843.00 100,443.00 空缺
Kesler,Stephen E PROFESSOR 98,543.00 101,193.00 102,893.00
Walter,Lynn M PROFESSOR 99,493.00 103,593.00 105,293.00
Fisher,Daniel C PROFESSOR 114,094.00 116,094.00 117,694.00
Moore Jr,Theodore C PROFESSOR 115,443.00 空缺 空缺
Van Der Voo,Rob PROFESSOR 117,875.00 119,875.00 121,575.00
Owen,Robert M PROFESSOR 120,950.00 125,183.00 126,483.00
Gingerich,Philip D PROFESSOR 130,042.00 134,593.00 138,473.00
Blum,Joel D PROFESSOR 129,245.00 133,769.00 140,000.00
Ewing,Rodney C PROFESSOR 145,500.00 148,000.00 153,100.00
平均值 85,393.00 83,243.00 85,701.00
中位数 90,861.21 91,817.14 93,802.19
该表已经按照2005年收入排序，由此可见，张有学教授的收入既未达到平均值（相差近10000美元），也未达到收入中值。对于一个已经50余岁的科研人员来说，并没有处在一个很好的同年龄收入水平。而美国大学中并不存在明显的少数族裔的薪水天花板，这完全取决于你和系主任等人的讨价还价，你觉得自己值多少钱，就可以要求多少钱，如果觉得系里给的薪水太少，完全可以应聘到待遇更好的学校。目前张教授薪水上涨较快，一个重要原因是原始基数小。
在这里解释一下9个月工资的含义。美国大学基本上暑假都很长，3个月左右，在这段时间，教师是没有薪水的，但如果你有自己的项目，有充足的funding，可以在自己的科研经费里为自己开工资。如果没有，那对不起，或者自己不拿钱白干，或者去休漫长的假期。显然，作为地质系这样一个清水衙门，是较难找到为自己开3个月薪水的额外经费的。我猜测这应该是张有学教授应聘长江学者的一个较重要动机，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去捞点外快，名利双收。
我们来以小人心里列举一下张教授的应聘动机：
1，增加收入：“密西根大学认为我在北大的“工资”属于生活费，不属于额外收入或额外工资。”这笔长江学者的工资，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都不要缴税，真是不赖。
2，减少开支：每年免费回国旅游一次。张教授对零零总总的差旅费用还是较看重的，“即如果我以科研出差为由到北大，每个月从密西根大学（即自己的课题经费）不需要收据（但住房需要收据）拿回的报销费用要多于我从北大拿到的“工资””。让我们把小人心理发挥到极致，北大终不会让长江学者自己掏腰包付来回机票钱吧，而机票又已经在密西根的课题经费里出了。。。比较纳闷的是，既然租房会在密西根报销，张教授没必要住进北大的贫民窟吧？在北大附近2500元/月应该可以租一个较好的一居室，合美元不过$315。要知道，在美国开会订旅馆一般是$100左右每晚（优惠价），开个四天的会就$400了。既然这么替自己省密西根的科研经费，可见张教授还是很有吃苦精神的，经费也是较不充裕的。
3，搜罗学生：“在北大工作有助于吸引北大最优秀的本科生到密西根大学上研究生。”
让我们来看看长江学者到底能干什么， “如果没有这半句“特殊情况下不少于两个月”，我大概不会接受北京大学讲座教授的位置。”每年两个月，到底能干什么？你有什么理由拿比别人高的工资？
“要求的产出（如教课与论文数）与提供的经费(科研费＋“工资”)的比值远大于美国的该比值”。唉，谁都知道这个产出是什么:“The research of the authors is supported by NSF grant xxx, and part by 中国长江学者计划.”国家能得到的，就是这半句话。这半句话真的这么值钱？
“如果内斗烘烘，被人议论纷纷，也许我会激流勇退，提早结束在北大的工作。对我而言，除了浪费了一些时间之外，失去的并不多。”确实没什么好失去的，无论张教授，还是北大。
1966年8月，青岛发生了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825”事件，说是重大，因为毛泽东、党中央都对事件作出批示，周恩来多次打电话下达指示。这一事件，是青岛文化大革命的转折点，全市从此进入了混乱时期。“十年动乱”的概念，具体到青岛市而言，应该以此事件为“动乱”的开始之日。事件也引起国际上的注意，同年10月22日，前苏联的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登载了“山东大学物理系赴青战斗小组”的《青岛“825”事件调查报告》。
“青岛825事件”是以8月25日发生的事情而命名的，但事件的前因后果却经历了近四个月的时间，即从1966年6月至10月。
1966年6月1日晚，新华社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写的大字报，2日中午，海洋学院少数学生贴出响应的大字报。到了6月20日，在“北京大学618事件”的影响下，海洋学院一些学生不顾院党委的劝阻，对地质系主任丘捷，水产系主任尹左芬等人批斗，拳打脚踢。28日山东省的工作组进校，29日院长曲相升，党委副书记高云昌，副院长许亮既开始作检查，并很快靠边站。青岛的动乱揭开了序幕。
当时青岛医学院有一部分学生在市立医院实习，6月25日青医的学生杨XX等人在市立医院贴出“揭开七病房的内幕”，“严重警告市立医院领导”等大字报。当晚青医学生在市立医院病室召集青岛卫校的学生开会，鼓动他们写大字报，医院的医生职工发现后同学生展开辩论。值班护士认为妨碍了病人治疗休息，向院党委作了汇报。院领导要求双方立即退出病房，经劝阻，学生们离开了医院。此既为市立医院压制革命学生的“625”事件，市立医院党委副书记张秀文主持工作，她做了一些说明解释工作，张成了“罪魁祸首”。
8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了百万红卫兵和学生，红卫兵从学校杀向了社会，青岛医学院的学生闻风而动。21日，就有学生到市立医院串连，要求揭发医院党委。但张秀文等领导为人正派，在医院的威信比较高，学生的鼓动不起作用，因此学生们准备亲自到医院来点“文化大革命之火”。这个时候，青岛的中学生们在社会上大破“四旧”，23日冲入天主教堂，砸毁全国最为珍贵，亚洲唯一的一架大型管风琴。中学生“破四旧”的行动，更加激发了大学生的造反热情。在这里说点题外的话，我打算写一篇8月23日“天主教堂蒙难记”的回忆文章，已采访到那时在场的两名关键人物（不仅仅是参与者，是组织者），有些事情他们已记不太准确了，不知网友中是否有知情人。
8月24日青医的一百多名学生带着两份大字报，“为纪念‘六.二五’革命风暴两个月”和“‘六.二五’革命风暴的真相”到市立医院，矛头对准了张秀文。在市立医院贴大字报时，学生们围斗了卫校的张淑梅，攻击她是“保皇派”。学生的言行引起医院职工的不满，双方发生了冲突。当晚19时，青医的部分人又来到市立医院，要参加声讨“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张秀文”的大会，市立医院根本没有召开，上级也没有布置召开这样的会议，所以医院拒绝了青医的人。青医的学生联合海洋学院和化工学院的部分学生，到市委请愿静坐，要求罢免张秀文。为了不使事态扩大，市委书记张敬涛马上召开常委紧急会议，23时作出决定，撤消张秀文的职务。学生们听了传达后，立即返回市立医院，准备连夜斗争张秀文，没有找到张，学生们抓住了认为是“保皇派”的张淑梅，于希恩等12名医院的干部职工，其中9名无辜的人被按头下跪戴高帽，满脸涂上墨汁，对不服的拳打脚踢，有名女的被撕破上衣。9人中，5名党员，3名团员。至此，青岛医学院，海洋学院和化工学院被简称为“三大院校”。
8月25日上午，青医的学生又来到市立医院，占领了党委办公室，砸破玻璃，进入广播室，向全院广播张秀文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下午市委到医院传达对张秀文的处理意见，青医的学生强行主持了会议，会上不仅斗争张秀文，还把多名医院的职工，作为“保皇派”揪到台上进行批斗，有意见的职工耿XX、项XX等多人当场被殴打。市委派出李克前来劝解，被学生轰了出来。此时学生们散发《坚决造青岛市委反》的传单。宣称当晚要召开万人大会，冲击市委。
面对混乱的局面，青岛市委认为是“十六条”的精神没有学习和贯彻好，市委作出决定，各单位组织队伍，连夜上街宣传“十六条”。因为有很多职工知道青岛医学院的学生，曾到市委静坐和殴打市立医院的职工，当晚到青医门前宣传“十六条”的队伍特别多。一来二去职工和学生展开了辩论，形成对立。职工多，学生少，学生认为遭到了围攻。此既闻名全国的“青岛825事件”。
8月26日，青岛市委作出四条指示：职工要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不准到学校去辩论；职工不参加学生的活动；大型宣传一律停止下来等。可是很多到市立医院慰问被殴打的医院职工的人，对青医少数红卫兵打人的行为，非常义愤。职工和学生的对立一时难以平息下去。
在26日之前，青岛化工学院和海洋学院的学生，分别接到在西安的同学来信，得知“西安交通大学事件”。26日凌晨，化工学院和海洋学院的学生到市委，要求到西安去支持西安交大的学生，市委有关人员答复：不知道西安交大事件，同学们要组织去，市委同意。学生们对市委答复不满意，不肯离开。这段时间是晨练和职工上班的高峰时期，聚集的市民和职工很快达到万人，职工中传开学生殴打市立医院职工和其他人的事情。群众在愤怒之下，将学生围住不放，双方的冲突进一步加剧。此事被定为“826”事件。同日，青岛三大院校的学生向全国发出最紧急呼吁：“中共青岛市委制造了大骗局，大阴谋，造成群众斗学生事件。” 很快北京清华大学、矿业学院、山东大学、西安工学院、浙江大学、华东工程学院、山东商校等众多大专院校云集青岛，有声援的，有调查的，好不热闹。
针对“青岛825事件”，周恩来26日在电话中指示谭启龙，到青岛处理发生的事情：不准冲击市委，打干部不对。
27日，谭启龙等省领导到达青岛，调查“青岛825事件”，然后向中央汇报。山东省委调查组也已抵达岛城，调查组仅在三大院校匆忙开了座谈会，听了学生的汇报，马上返回济南。28日省委听取了调查组长于明《关于青岛8月25日事件的调查报告》后，决定张敬涛先行向三大院校师生检讨，听取批评。省委给青医等院校发了电报。
8月29日上午，青医学生知道了省委的电报，在市委会议室批斗张敬涛，同时通知张晚上参加三大院校召开的“革命造反誓师大会”。20时，三大院校的红卫兵押着张坐车从市委前往会场时，被一群职工截住，职工不让张书记去参加会议。张跟他们说：“我如果不去，说明市委更有问题，回来也不好向党交待。” 大会约22时在第二体育场召开，北京清华大学的学生杨绍珩主持会议。会上宣读了山东省委《关于责令张敬涛作检查》的电文。在张敬涛作检查时，红卫兵们给张戴上高帽，挂上“反革命”的大牌子，跪在台上，进行体罚，还用大头针刺张。会议一直开到30日凌晨2时多。30日上午9时许，部分学生又在市委门前批斗张敬涛，让张跪在地上，一只手扶住头上的高帽，一只手拿着麦克风作检查，时间一长，张晕倒在地。
月底，周恩来再次电话指示谭启龙，到青岛时：要穿上军装，以济南军区第一政委的名义，出面做好职工和学生双方的工作。
1966年8月30日谭启龙第二次来到青岛，31日在全市大专院校学生代表会上宣布：省委已请示中央批准，决定撤消张敬涛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任命李元荣代理市委第一书记。但是此决定和29日批斗张的行为引起职工的强烈不满，当晚，一些群众也按照学生的做法，自发在市委门前静坐抗议，并成立了11人的大会“临时服务小组”，职工夏XX表现的很积极，日后夏成为青岛著名的“保皇派”。大会决定向中央发出“要求党中央、毛主席马上派人到青岛调查‘825事件’真相，作出正确决定”的急电。
9月1日凌晨，在市委门前播发了谭启龙的讲话，传达中央指示：“青岛市发生的问题，由全市工农兵学等各界群众代表会讨论决定”，“张敬涛的错误问题，由代表大会讨论决定”。群众大会也提出要撤消对张敬涛撤职的错误决定，恢复职务的“六项决议”。谭的讲话和“六项决议”经群众流传，很快变为中央已恢复张敬涛职务的传言。群众以及各单位从上午开始，到市委门前和在全市各处游行，声讨“右派”学生，参加的人数各资料说法不一，有说40万的，有说15万的。此即为“青岛91事件”。2日市委为了避谣，发出《告全市人民书》，宣布对张敬涛所犯错误的处理决定。同日中央办公厅也给青岛复电：“中央领导同志非常关心青岛的问题，待研究后一定给你们作答复。”但2、3两日，青岛仍在混乱当中。全国各地到青岛的40多个大专院校的学生展开调查，形成两派意见。有支持市委，谴责三大院校学生首先打人的一派；也有支持三大院校，谴责市委挑动群众斗学生的一派。国棉一厂、国棉六厂、铁路医院等单位印发传单，揭发批判本单位支持三大院校学生的个别职工蒋XX、孙XX等人的问题，一时众说纷纭。
9月4日，中央发出《关于青岛市委问题处理意见》的电报，共四条，中央决定由省委领导协商解决。按照中央的电报，谭启龙等人4、5两日连续开会、座谈，6日谭启龙发出《给青岛市广大工农兵、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的一封公开信》，约四千字。“公开信”谈了六方面的问题，可没有平息职工和学生的矛盾。
再谈王效禹，王到青岛后，虽说是副市长，具体安排到崂山四清工作团任副团长，总有些不如意。“825事件”发生后，位于崂山的青岛41中的李XX、孙XX等10人，于30日写出“呼吁书”，仿照聂元梓大字报的口气，批判上级党委，支持学生红卫兵，呼吁造反。31日41中教师派代表到青岛市区声援三大院校的学生。
王效禹看到机会来了，30日即在崂山工作团串连，给团长周化南写大字报，可没人理他。31日得知张敬涛被撤职，王约22时左右来到41中教师宿舍问：“你们是写‘呼吁书’的中学吗？”得到肯定答复后，王说：“你们行动晚了，为什么现在还不行动？我不要党籍了，冒着危险来搞革命，你们快串连吧。” 孙XX立即召集10人到崂山党校卫生室开会，会议中又有1人加入，王效禹在会上说：“我们要造反，化南（指周化南）已经跑了，他是保皇派，对红卫兵不支持，市委有问题，省委也有修正主义。58年斗了我七八个月，现在小将们都起来造反了，保证中国五十年不出修正主义”等等。在青岛可以说王效禹第一个把矛头对准了省委，认为“省委也有修正主义”，理由是“58年斗了我七八个月”。因为王是副市长和工作团副团长，第二天一早，参加会议的11个人分头传达会议精神以及王的讲话，准备给四清工作团党委写大字报，王效禹同这些人一起吃了早饭。谭启龙得知王的这个讲话后，很有意见。
9月1日上午，中央恢复张敬涛职务的传言也传到了崂山，王效禹听说后立刻紧张起来，自认为看错了形势，说话都有些颠三倒四，马上承认又犯了错误，并说自己是右派。王害怕被批斗，提出想找个静的地方休息一下。这时崂山工作团的人给王贴出大字报，还准备了一块“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王效禹”的大牌子。2日41中的11人也被打成“反革命集团”。鉴于此种情况，崂山工作团报上级后，在县人委安排了一间房子，2日0时左右让王住了进去，为防止意外，派了四名看护。2日以后，当王听说恢复张敬涛的职务是谣言时，他很快来了精神。3日王认为自己是被关了起来，质问工作团。但王当时还可以自由外出发电报。4日凌晨2时35分他向中央发了一封电报，谈了对形势的看法：运动主流是好的，成绩是大的；运动初期有缺点，需要接受教训等等。4日11时看护的四人撤走。
9月7日，毛泽东作出批示，全文如下：
林彪、恩来、康生、伯达、江青等同志:
此件请看一看，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
组织工农反学生，都是错误的，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拟宜中央发一
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
动。北京就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除人大调六百农民进城保郭影秋
之外，没有其他，以北京的经验告外地。
我看谭启龙和这位副市长的意见是正确的。
毛泽东
1966年9月7日
毛泽东批示中的“此件”是份什么文件，到现在我也没搞明白，“副市长”已知道是王效禹。“此件”是否包括谭启龙的一份报告和王效禹的那两份电报呢？毛泽东如何知道王的“意见”的，谁批准呈送给毛泽东的，这些就不知道了。
9月11日，中共中央以电报形式，将毛泽东9月7日的批示和王效禹的电报转发各省市、中央个部委、总政治部，同时作出四条决定，不准组织工农反学生。王效禹一下子红了起来。
毛泽东的批示下达后，形势急转直下，青岛市委和保市委的职工们很快败下阵来。9月9日、11日谭启龙先后发表讲话，20日在谭启龙、苏毅然、栗再温、段毅等人主持下，召开了有1174人参加的“青岛市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师生、革命干部代表协商会议”。21日会议形成《向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报告》，赞成的938人，反对的136人，军队代表100人未参加表决。该文件写道：“我们高兴地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报告：青岛市工人和学生之间的纠纷，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谭启龙同志的亲自领导与帮助下，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已经得到了解决。”
但是“青岛825事件”远没有划上句号，只是暂时告一段落而已。直到文革结束后，“825事件”又重新给予定性，在批判会上有时还提到此事件。
“青岛825事件”是以8月25日发生的事情而命名的，但事件的前因后果却经历了近四个月的时间，即从1966年6月至10月。
1966年6月1日晚，新华社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写的大字报，2日中午，海洋学院少数学生贴出响应的大字报。到了6月20日，在“北京大学618事件”的影响下，海洋学院一些学生不顾院党委的劝阻，对地质系主任丘捷，水产系主任尹左芬等人批斗，拳打脚踢。28日山东省的工作组进校，29日院长曲相升，党委副书记高云昌，副院长许亮既开始作检查，并很快靠边站。青岛的动乱揭开了序幕。
当时青岛医学院有一部分学生在市立医院实习，6月25日青医的学生杨XX等人在市立医院贴出“揭开七病房的内幕”，“严重警告市立医院领导”等大字报。当晚青医学生在市立医院病室召集青岛卫校的学生开会，鼓动他们写大字报，医院的医生职工发现后同学生展开辩论。值班护士认为妨碍了病人治疗休息，向院党委作了汇报。院领导要求双方立即退出病房，经劝阻，学生们离开了医院。此既为市立医院压制革命学生的“625”事件，市立医院党委副书记张秀文主持工作，她做了一些说明解释工作，张成了“罪魁祸首”。
8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了百万红卫兵和学生，红卫兵从学校杀向了社会，青岛医学院的学生闻风而动。21日，就有学生到市立医院串连，要求揭发医院党委。但张秀文等领导为人正派，在医院的威信比较高，学生的鼓动不起作用，因此学生们准备亲自到医院来点“文化大革命之火”。这个时候，青岛的中学生们在社会上大破“四旧”，23日冲入天主教堂，砸毁全国最为珍贵，亚洲唯一的一架大型管风琴。中学生“破四旧”的行动，更加激发了大学生的造反热情。在这里说点题外的话，我打算写一篇8月23日“天主教堂蒙难记”的回忆文章，已采访到那时在场的两名关键人物（不仅仅是参与者，是组织者），有些事情他们已记不太准确了，不知网友中是否有知情人。
8月24日青医的一百多名学生带着两份大字报，“为纪念‘六.二五’革命风暴两个月”和“‘六.二五’革命风暴的真相”到市立医院，矛头对准了张秀文。在市立医院贴大字报时，学生们围斗了卫校的张淑梅，攻击她是“保皇派”。学生的言行引起医院职工的不满，双方发生了冲突。当晚19时，青医的部分人又来到市立医院，要参加声讨“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张秀文”的大会，市立医院根本没有召开，上级也没有布置召开这样的会议，所以医院拒绝了青医的人。青医的学生联合海洋学院和化工学院的部分学生，到市委请愿静坐，要求罢免张秀文。为了不使事态扩大，市委书记张敬涛马上召开常委紧急会议，23时作出决定，撤消张秀文的职务。学生们听了传达后，立即返回市立医院，准备连夜斗争张秀文，没有找到张，学生们抓住了认为是“保皇派”的张淑梅，于希恩等12名医院的干部职工，其中9名无辜的人被按头下跪戴高帽，满脸涂上墨汁，对不服的拳打脚踢，有名女的被撕破上衣。9人中，5名党员，3名团员。至此，青岛医学院，海洋学院和化工学院被简称为“三大院校”。
8月25日上午，青医的学生又来到市立医院，占领了党委办公室，砸破玻璃，进入广播室，向全院广播张秀文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下午市委到医院传达对张秀文的处理意见，青医的学生强行主持了会议，会上不仅斗争张秀文，还把多名医院的职工，作为“保皇派”揪到台上进行批斗，有意见的职工耿XX、项XX等多人当场被殴打。市委派出李克前来劝解，被学生轰了出来。此时学生们散发《坚决造青岛市委反》的传单。宣称当晚要召开万人大会，冲击市委。
面对混乱的局面，青岛市委认为是“十六条”的精神没有学习和贯彻好，市委作出决定，各单位组织队伍，连夜上街宣传“十六条”。因为有很多职工知道青岛医学院的学生，曾到市委静坐和殴打市立医院的职工，当晚到青医门前宣传“十六条”的队伍特别多。一来二去职工和学生展开了辩论，形成对立。职工多，学生少，学生认为遭到了围攻。此既闻名全国的“青岛825事件”。
8月26日，青岛市委作出四条指示：职工要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不准到学校去辩论；职工不参加学生的活动；大型宣传一律停止下来等。可是很多到市立医院慰问被殴打的医院职工的人，对青医少数红卫兵打人的行为，非常义愤。职工和学生的对立一时难以平息下去。
在26日之前，青岛化工学院和海洋学院的学生，分别接到在西安的同学来信，得知“西安交通大学事件”。26日凌晨，化工学院和海洋学院的学生到市委，要求到西安去支持西安交大的学生，市委有关人员答复：不知道西安交大事件，同学们要组织去，市委同意。学生们对市委答复不满意，不肯离开。这段时间是晨练和职工上班的高峰时期，聚集的市民和职工很快达到万人，职工中传开学生殴打市立医院职工和其他人的事情。群众在愤怒之下，将学生围住不放，双方的冲突进一步加剧。此事被定为“826”事件。同日，青岛三大院校的学生向全国发出最紧急呼吁：“中共青岛市委制造了大骗局，大阴谋，造成群众斗学生事件。” 很快北京清华大学、矿业学院、山东大学、西安工学院、浙江大学、华东工程学院、山东商校等众多大专院校云集青岛，有声援的，有调查的，好不热闹。
针对“青岛825事件”，周恩来26日在电话中指示谭启龙，到青岛处理发生的事情：不准冲击市委，打干部不对。
27日，谭启龙等省领导到达青岛，调查“青岛825事件”，然后向中央汇报。山东省委调查组也已抵达岛城，调查组仅在三大院校匆忙开了座谈会，听了学生的汇报，马上返回济南。28日省委听取了调查组长于明《关于青岛8月25日事件的调查报告》后，决定张敬涛先行向三大院校师生检讨，听取批评。省委给青医等院校发了电报。
8月29日上午，青医学生知道了省委的电报，在市委会议室批斗张敬涛，同时通知张晚上参加三大院校召开的“革命造反誓师大会”。20时，三大院校的红卫兵押着张坐车从市委前往会场时，被一群职工截住，职工不让张书记去参加会议。张跟他们说：“我如果不去，说明市委更有问题，回来也不好向党交待。” 大会约22时在第二体育场召开，北京清华大学的学生杨绍珩主持会议。会上宣读了山东省委《关于责令张敬涛作检查》的电文。在张敬涛作检查时，红卫兵们给张戴上高帽，挂上“反革命”的大牌子，跪在台上，进行体罚，还用大头针刺张。会议一直开到30日凌晨2时多。30日上午9时许，部分学生又在市委门前批斗张敬涛，让张跪在地上，一只手扶住头上的高帽，一只手拿着麦克风作检查，时间一长，张晕倒在地。
月底，周恩来再次电话指示谭启龙，到青岛时：要穿上军装，以济南军区第一政委的名义，出面做好职工和学生双方的工作。
1966年8月30日谭启龙第二次来到青岛，31日在全市大专院校学生代表会上宣布：省委已请示中央批准，决定撤消张敬涛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任命李元荣代理市委第一书记。但是此决定和29日批斗张的行为引起职工的强烈不满，当晚，一些群众也按照学生的做法，自发在市委门前静坐抗议，并成立了11人的大会“临时服务小组”，职工夏XX表现的很积极，日后夏成为青岛著名的“保皇派”。大会决定向中央发出“要求党中央、毛主席马上派人到青岛调查‘825事件’真相，作出正确决定”的急电。
9月1日凌晨，在市委门前播发了谭启龙的讲话，传达中央指示：“青岛市发生的问题，由全市工农兵学等各界群众代表会讨论决定”，“张敬涛的错误问题，由代表大会讨论决定”。群众大会也提出要撤消对张敬涛撤职的错误决定，恢复职务的“六项决议”。谭的讲话和“六项决议”经群众流传，很快变为中央已恢复张敬涛职务的传言。群众以及各单位从上午开始，到市委门前和在全市各处游行，声讨“右派”学生，参加的人数各资料说法不一，有说40万的，有说15万的。此即为“青岛91事件”。2日市委为了避谣，发出《告全市人民书》，宣布对张敬涛所犯错误的处理决定。同日中央办公厅也给青岛复电：“中央领导同志非常关心青岛的问题，待研究后一定给你们作答复。”但2、3两日，青岛仍在混乱当中。全国各地到青岛的40多个大专院校的学生展开调查，形成两派意见。有支持市委，谴责三大院校学生首先打人的一派；也有支持三大院校，谴责市委挑动群众斗学生的一派。国棉一厂、国棉六厂、铁路医院等单位印发传单，揭发批判本单位支持三大院校学生的个别职工蒋XX、孙XX等人的问题，一时众说纷纭。
9月4日，中央发出《关于青岛市委问题处理意见》的电报，共四条，中央决定由省委领导协商解决。按照中央的电报，谭启龙等人4、5两日连续开会、座谈，6日谭启龙发出《给青岛市广大工农兵、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的一封公开信》，约四千字。“公开信”谈了六方面的问题，可没有平息职工和学生的矛盾。
再谈王效禹，王到青岛后，虽说是副市长，具体安排到崂山四清工作团任副团长，总有些不如意。“825事件”发生后，位于崂山的青岛41中的李XX、孙XX等10人，于30日写出“呼吁书”，仿照聂元梓大字报的口气，批判上级党委，支持学生红卫兵，呼吁造反。31日41中教师派代表到青岛市区声援三大院校的学生。
王效禹看到机会来了，30日即在崂山工作团串连，给团长周化南写大字报，可没人理他。31日得知张敬涛被撤职，王约22时左右来到41中教师宿舍问：“你们是写‘呼吁书’的中学吗？”得到肯定答复后，王说：“你们行动晚了，为什么现在还不行动？我不要党籍了，冒着危险来搞革命，你们快串连吧。” 孙XX立即召集10人到崂山党校卫生室开会，会议中又有1人加入，王效禹在会上说：“我们要造反，化南（指周化南）已经跑了，他是保皇派，对红卫兵不支持，市委有问题，省委也有修正主义。58年斗了我七八个月，现在小将们都起来造反了，保证中国五十年不出修正主义”等等。在青岛可以说王效禹第一个把矛头对准了省委，认为“省委也有修正主义”，理由是“58年斗了我七八个月”。因为王是副市长和工作团副团长，第二天一早，参加会议的11个人分头传达会议精神以及王的讲话，准备给四清工作团党委写大字报，王效禹同这些人一起吃了早饭。谭启龙得知王的这个讲话后，很有意见。
9月1日上午，中央恢复张敬涛职务的传言也传到了崂山，王效禹听说后立刻紧张起来，自认为看错了形势，说话都有些颠三倒四，马上承认又犯了错误，并说自己是右派。王害怕被批斗，提出想找个静的地方休息一下。这时崂山工作团的人给王贴出大字报，还准备了一块“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王效禹”的大牌子。2日41中的11人也被打成“反革命集团”。鉴于此种情况，崂山工作团报上级后，在县人委安排了一间房子，2日0时左右让王住了进去，为防止意外，派了四名看护。2日以后，当王听说恢复张敬涛的职务是谣言时，他很快来了精神。3日王认为自己是被关了起来，质问工作团。但王当时还可以自由外出发电报。4日凌晨2时35分他向中央发了一封电报，谈了对形势的看法：运动主流是好的，成绩是大的；运动初期有缺点，需要接受教训等等。4日11时看护的四人撤走。
9月7日，毛泽东作出批示，全文如下：
林彪、恩来、康生、伯达、江青等同志:
此件请看一看，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
组织工农反学生，都是错误的，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拟宜中央发一
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
动。北京就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除人大调六百农民进城保郭影秋
之外，没有其他，以北京的经验告外地。
我看谭启龙和这位副市长的意见是正确的。
毛泽东
1966年9月7日
毛泽东批示中的“此件”是份什么文件，到现在我也没搞明白，“副市长”已知道是王效禹。“此件”是否包括谭启龙的一份报告和王效禹的那两份电报呢？毛泽东如何知道王的“意见”的，谁批准呈送给毛泽东的，这些就不知道了。
9月11日，中共中央以电报形式，将毛泽东9月7日的批示和王效禹的电报转发各省市、中央个部委、总政治部，同时作出四条决定，不准组织工农反学生。王效禹一下子红了起来。
毛泽东的批示下达后，形势急转直下，青岛市委和保市委的职工们很快败下阵来。9月9日、11日谭启龙先后发表讲话，20日在谭启龙、苏毅然、栗再温、段毅等人主持下，召开了有1174人参加的“青岛市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师生、革命干部代表协商会议”。21日会议形成《向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报告》，赞成的938人，反对的136人，军队代表100人未参加表决。该文件写道：“我们高兴地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报告：青岛市工人和学生之间的纠纷，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谭启龙同志的亲自领导与帮助下，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已经得到了解决。”
但是“青岛825事件”远没有划上句号，只是暂时告一段落而已。直到文革结束后，“825事件”又重新给予定性，在批判会上有时还提到此事件。
青岛上了点岁数，有些文化的人，基本都知道王效禹。很多人还知道他是因为文革初期的“青岛825事件”而一夜成名，政治上突然发家，红极一时，以至有了“山东小太阳”之别名。但1969年“九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后，用形容词来说是“第二天”，却轰然倒台，成为文革中第一个下台的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本文简单叙述他上台下台的原因及过程。王效禹是从青岛起家的，也算《青岛旧闻》吧。不一定正确，敬请指正。
王效禹，山东青州人，1938年入党。1942年曾任山东军区下属的清河军区第三军分区的团政委，第三军分区也称清中军分区。解放战争时，康生在山东工作，王效禹任清河地委书记兼清河军分区政委，同康生也就熟悉了。1954年任山东检察院副检察长，反右时，王的手下有几个人被打成右派，王因为不同意而受牵连，成为右倾，1959年5月降职到德州国棉一厂任副厂长，1965年6月任青岛市的挂名副市长。
王出名主要是在文革时期。文革动乱后，青岛在1966年8月25日发生震动全国的“825”事件，国外有的媒体报道了此事。当时职工和红卫兵出现冲突，职工保青岛市委，红卫兵反青岛市委。在青岛的市级领导中，只有王效禹一人公开支持红卫兵，这是王接受了反右时的教训，变成左派人物。王在表态支持红卫兵后，经谭启龙同意，青岛市委对他采取了一些措施，王对谭记恨在心。9月7日毛泽东就“青岛825事件”发出指示，支持青岛红卫兵。毛泽东在指示中直接点明：那位副市长的意见是正确的。那位副市长就是王效禹。从此王成为“革命干部”，也成为造反派。10月9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后，破例通知王参加。应当是在此时，他初步联系上了中央文革小组。
当时康生的儿子张子石是青岛市教育局局长，王效禹造反时紧紧抓住张子石，同康生建立了直接关系。再加上王效禹以前就认识康，有了依靠，王在山东成为响当当的革命造反干部。1967年1月19日，康生、王力通过张子石向王效禹打招呼，让王在青岛市夺权，王于1月22日夺权后，得到中央承认。1月30日《人民日报》就青岛夺权发表社论《关键在于大联合》，这是全国第三个得到中央承认的夺权，也是全国唯一得到中央承认的市级夺权。康等人又授意王效禹到济南夺山东省的权，王带领由22人组成的青岛夺权代表团28日到达济南，受到省城一些造反组织的抵制，省城的造反派认为：青岛的人有什么资格到省城来领导夺权。但有中央的支持，王还带着康生的儿子张子石，2月3日在山东夺权成功。
文革初期青岛有两大驻军，北海舰队和67军，北海舰队是正兵团，比67军级别高。当时舰队的领导比较谨慎，第二政委从1952年起就任青岛市委常委，同地方负责人关系很好，市领导被造反派批斗时，海军想方设法保护过被斗的地方干部。王效禹夺权，海军不了解情况，没有马上给予支持。可67军在1月23日接到中央要支持左派的指示后，立即组织部队，武装上街游行，支持夺权。王向中央文革作了汇报，67军成为全国支左的模范标兵。王在青岛支持陆军，反对海军。支左标兵军沾沾自喜，有些飘飘然。北海舰队级别高还不服67军，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两军有了矛盾。后来北海舰队换了领导，仍旧受王的压制。1967年10月24日，北海舰队支左办公室被捣毁。可新任舰队领导是李作鹏线上的人，得罪了舰队新领导也就得罪了李作鹏。以后连带着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叶群、包括林彪，他们这一帮子，都对王没了好印象，这些人那时在军内和政界是位高权重。王效禹和他的继任者，青岛的一把手杨保华，自认为有中央文革作后台就可以胡作非为，没理海军这个茬，就此王在青岛埋下了倒台的第一步。
全国第一批夺权的省市共五个。夺权后上海市的一把手张春桥原来就是上海市委书记；山西的刘格平在党内是个老资格，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和宁夏政府主席，夺权前是山西副省长；黑龙江的潘复生曾任河南省委和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贵州的李再含是贵州省军区副政委；只有山东的王效禹是个副市级。以后建立的省级革委会配备的一把手，都是原来的省军级以上的领导。那个年代，反右派还是正确的，王不仅原来职务最低，还曾经是个右倾人物，这又是他的劣势。
1967年5月，上述五人在大军区都有了职务。张是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王是济南军区第一政委；刘和潘分别是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政委；李是昆明军区副政委。这五人中有四人在任职的大军区中发挥不出大作用。南京军区许世友是太上皇，张想管事可没人理他。刘、潘、李不是军区的军政一把手，说了不算。军区所属的野战军对这些人的话基本不听。就是王效禹所在的济南军区，杨得志算个老实人，在政治上没有太多的心计，又没有许司令那样的霸气，王是第一政委，还是山东省的一把手，他起的作用可就大了。
当时大军区的划分，在那个动乱年代暴露出一些问题。江苏的徐州、连云港一线行政上属江苏省，成立革委会应该江苏批准。军事上却是济南军区的防区，支左部队由济南军区的68军负责，连云港还有个独立守备19师。成立革委会，也需要由济南军区管辖的支左部队同意和具体组织实施。所以徐州、连云港等地市组建革委会，不仅报到了江苏省负责人许世友的案头，在当地支左的济南军区的部队，按管辖程序逐级上报到济南军区第一政委，也就是山东省负责人王效禹那里。再说铁路，当时徐州铁路分局属济南铁路局领导，干部都是由济南铁路局任命的。文革前铁路是半军事化的单位，铁道部直接领导管理，各地诸侯不能乱插手。但文革中打乱了这一切，各个铁路局都受到当地的干涉。安徽蚌埠的造反派就曾自行编组了一列特快列车，强行从蚌埠开往北京。特快驶出安徽，其他省市的铁路不太了解情况，这时的铁路运输秩序已经乱了套，又突然冒出这一列客车，把津浦线搅的更加混乱。王效禹自从掌了大权，对上他把济南铁路局暗地里划为山东省的下属单位，对下又认为徐州铁路分局既然是济南铁路局的下属，也就当然成为山东省的下属。另外，王力倒台之前，曾要求王效禹到江苏的徐海地区了解两派情况，做做工作。所以不知天高地厚的王效禹，自认为有了上方宝剑，初期通过济南军区驻江苏的部队和济南铁路局两条线，直接左右徐州等地的文革形势。因为王反复无常，搞的68军无所适从，干部战士很有意见，产生很大的抵触情绪。后期他干脆数次调动上万山东枣庄、临沂等地造反组织的武装人员，直接到江苏徐州去武斗，在徐州就出现了一些支持山东王效禹的武斗组织。这些组织在山东武装人员的支持下，曾一度打跑了支持许世友批准的革委会的组织，占领了徐州。徐海地区社会秩序极为混乱，把个许司令鼻子都气歪了。同毛泽东的红人许司令结了怨，王效禹还缺德不占理，在徐海地区他支一派打一派，成为武斗的幕后策划者，能有好结果吗？这是他倒台的两条主要原因之一。
1967年1月中旬后，全国各地的造反组织，争先恐后进入了乱中夺权的时期。由于权利分配不公，既得利益不均，私心杂念太多，加上观点不同，各地在夺权中就产生了两派或多派对立的组织。先是辩论，进而相互攻击，再发展成打架，跟着是有组织的武斗。全国省级以下各级党委政府已经基本垮台，公安法院瘫痪，军队不能大胆的进行干预和管理，各地的行政治安权利成为真空状态。那些各行其事的造反组织除了毛泽东，谁也不服气。没了法律，没了秩序，没了制约，造反派禁不住权利的诱惑，都想掌权，那就开打吧。开始用的是冷兵器，因为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学说，进一步用上了抢来的步枪手榴弹，最后是大规模的武斗。有些地区从兵工厂开出了坦克，拖来了大炮，将运货船只改装成“军舰”，抢了多个武器仓库，劫了向越南运送枪支弹药的专列。四川、广西、浙江、陕西、山西、贵州、云南等地更是打的血肉横飞，一塌糊涂。山西的一派武斗造反组织竟然活学活用，立竿见影，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武斗战略方针。当时全国无数的造反组织基本是自行成立的，独立行事，占山为王。都说听毛泽东、党中央的指挥，实际上谁也管不了。
面对全国乱轰轰的局面，毛泽东已经察觉。这时在全国唯一有组织，还能有效指挥的只剩军队了，只有依靠军队才能收拾如此残局。毛泽东当年就是组建了一支人民军队，利用军队来宣传和模范执行他的方针政策，得到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拥护和支持，打下了天下。现在如果军队再垮了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当1967年“武汉720事件”后，陈伯达、江青等人把矛头对准了军队，批准新华社于7月30日，播发了准备于8月1日出版的第12期《红旗》杂志社论，要“揪军内一小撮”时，加上8月22日“火烧英国代办处”等事件，有了可以抓住的把柄，经周恩来的提醒，为了保住军队，毛泽东采取断然措施，对第12期《红旗》杂志等文章作出批示，拿下了王关戚，杀鸡给猴看，警告了“大三”们。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再继续成立的革委会，毛泽东就不让这些素质不高的造反派当一、二把手了。除了少部分原来地方领导干部外，大部分起用军队的负责人，山东省也是如此。1968年9月18日，山东13个地市，112个县（市）全部建立了革委会。各级基层革委会负责人中的军队和原地方领导干部，大多数对造反派没有好感，造反派普遍有受压的感觉。靠造反起家的王效禹对此相当反感，认为对他是一种威胁。1968年11月24日，省革委召开第五次全委会，借贯彻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之机，王效禹在全省发起“反复旧”运动，鼓动造反派重新夺权。12月17日，济南“文攻武卫”占领馆驿街派出所，各地陆续开始强占公安部门。王效禹认为省革委生产指挥部有问题，12月5日派工宣队进驻，撤销了生产指挥部领导小组。全省约40%的县市革委会被推翻或改组。山东省重又陷入混乱之中。湖北、陕西、浙江等地的造反派从山东学会了“反复旧”的一套。1969年4月11日，湖北的造反派朱鸿霞、胡厚民等人就是打着“反复旧”的旗号，向张体学发难。5月7日冲击湖北省革委，要打倒张体学。张战争年代一直在部队，出生入死，是李先念的老部下，周恩来信任的人。在王效禹“反复旧”运动影响下，一些省市社会秩序出现反复，直接影响生产运输。例如国家重点企业山东923油田，受到严重干扰，根本完不成钻井和采油计划，欠产太多。石油是国家的命脉，原油产量大幅度下降，引起国务院的重视。在对待谭启龙的问题上，王拒绝解放谭，长期拖着不办。周恩来、李先念等人对王效禹极度不满。这是王效禹倒台的另一条主要原因。
1967年下半年开始到1968年，军队成为恢复各级领导机构和社会秩序、生产的唯一力量，军队的稳定成为恢复国家稳定的前提。这时候毛泽东明白，只有依靠军队才能制约各个无法无天的造反组织，任何人不能再搅乱军队了。而王效禹却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不仅不听杨得志和袁升平的，还时常给济南军区出个难题，对军区多名负责人进行批判。支左标兵67军的军长李水清，1968年1月调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后，察觉了王的问题，67军与王和造反派拉开了距离，王又倒过头来整67军。对有抵触情绪的68军，他发动当地造反组织进行冲击。潍坊、烟台等地支左的26军，被王效禹的“反复旧”搞的疲于应付，军长赵峰很有意见。济南军区绝大部分领导愤愤不平。在青岛，杨保华依仗着王效禹的势力，攻击北海舰队，武装攻打军事院校，殴打海军战士。1968年底，王在山东各地还操纵武斗。11月16日指挥上万人在临沂武斗，打死9人，伤15人，抓了200多人。1969年2至5月之间，在冠县又制造了多起大型武斗，死伤多人。王和杨等人造反造上了瘾，四处出击，到处树敌，是在自找难看，自掘坟墓。
王效禹倒霉的导火索是在“九大”上，已陷入四面楚歌的王主任没有一点自知之明，这时候还在那里自我感觉良好。在“九大”小组会上，许世友因为徐州问题质问王效禹。不自量力的王麻子不仅不认帐，还当着大家的面顶撞许司令，和老许辩论起来，强词夺理。本来就一肚子气的许大爷立时火冒三丈，他原本就瞧不起这个姓王的，这时当场揪住王的脖领子指鼻子就骂开了，并要揍他，吓的王麻子立刻闭了嘴，再也不敢吱声。面对许和王，毛泽东倾向谁那是一清二楚的。对于王效禹，林彪、周恩来都没有好话。原来支持王效禹的王力、关锋等人早已“请假检讨”去了，老奸巨滑的康生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煞有介事般的向他当年的老部下开了火。“九大”一结束，济南军区和济南、青岛的27个人没让返回，就地在北京办学习班，毛泽东作出指示，王效禹的政治丧钟敲响了。1969年5月20日，中央决定，增补袁升平、李水清、李耀文等人为省革委会副主任。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发[69]26号文件，开始揭发王效禹的问题。29日济南军区、山东革委会召开联席会议，王作了检查，对他进行批判。他虽然还挂着山东省的一把手，实际上已经被拿下，靠边站了，杨得志、袁升平主持山东的工作。1971年3月30日，中央正式批准撤销王效禹的职务。4月14日他被下放到辽宁盘锦农场监督劳动改造，文革后回到山东，1979年2月被开除党籍。1995年3月2日，在青州因病去世。
王效禹，山东青州人，1938年入党。1942年曾任山东军区下属的清河军区第三军分区的团政委，第三军分区也称清中军分区。解放战争时，康生在山东工作，王效禹任清河地委书记兼清河军分区政委，同康生也就熟悉了。1954年任山东检察院副检察长，反右时，王的手下有几个人被打成右派，王因为不同意而受牵连，成为右倾，1959年5月降职到德州国棉一厂任副厂长，1965年6月任青岛市的挂名副市长。
王出名主要是在文革时期。文革动乱后，青岛在1966年8月25日发生震动全国的“825”事件，国外有的媒体报道了此事。当时职工和红卫兵出现冲突，职工保青岛市委，红卫兵反青岛市委。在青岛的市级领导中，只有王效禹一人公开支持红卫兵，这是王接受了反右时的教训，变成左派人物。王在表态支持红卫兵后，经谭启龙同意，青岛市委对他采取了一些措施，王对谭记恨在心。9月7日毛泽东就“青岛825事件”发出指示，支持青岛红卫兵。毛泽东在指示中直接点明：那位副市长的意见是正确的。那位副市长就是王效禹。从此王成为“革命干部”，也成为造反派。10月9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后，破例通知王参加。应当是在此时，他初步联系上了中央文革小组。
当时康生的儿子张子石是青岛市教育局局长，王效禹造反时紧紧抓住张子石，同康生建立了直接关系。再加上王效禹以前就认识康，有了依靠，王在山东成为响当当的革命造反干部。1967年1月19日，康生、王力通过张子石向王效禹打招呼，让王在青岛市夺权，王于1月22日夺权后，得到中央承认。1月30日《人民日报》就青岛夺权发表社论《关键在于大联合》，这是全国第三个得到中央承认的夺权，也是全国唯一得到中央承认的市级夺权。康等人又授意王效禹到济南夺山东省的权，王带领由22人组成的青岛夺权代表团28日到达济南，受到省城一些造反组织的抵制，省城的造反派认为：青岛的人有什么资格到省城来领导夺权。但有中央的支持，王还带着康生的儿子张子石，2月3日在山东夺权成功。
文革初期青岛有两大驻军，北海舰队和67军，北海舰队是正兵团，比67军级别高。当时舰队的领导比较谨慎，第二政委从1952年起就任青岛市委常委，同地方负责人关系很好，市领导被造反派批斗时，海军想方设法保护过被斗的地方干部。王效禹夺权，海军不了解情况，没有马上给予支持。可67军在1月23日接到中央要支持左派的指示后，立即组织部队，武装上街游行，支持夺权。王向中央文革作了汇报，67军成为全国支左的模范标兵。王在青岛支持陆军，反对海军。支左标兵军沾沾自喜，有些飘飘然。北海舰队级别高还不服67军，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两军有了矛盾。后来北海舰队换了领导，仍旧受王的压制。1967年10月24日，北海舰队支左办公室被捣毁。可新任舰队领导是李作鹏线上的人，得罪了舰队新领导也就得罪了李作鹏。以后连带着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叶群、包括林彪，他们这一帮子，都对王没了好印象，这些人那时在军内和政界是位高权重。王效禹和他的继任者，青岛的一把手杨保华，自认为有中央文革作后台就可以胡作非为，没理海军这个茬，就此王在青岛埋下了倒台的第一步。
全国第一批夺权的省市共五个。夺权后上海市的一把手张春桥原来就是上海市委书记；山西的刘格平在党内是个老资格，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和宁夏政府主席，夺权前是山西副省长；黑龙江的潘复生曾任河南省委和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贵州的李再含是贵州省军区副政委；只有山东的王效禹是个副市级。以后建立的省级革委会配备的一把手，都是原来的省军级以上的领导。那个年代，反右派还是正确的，王不仅原来职务最低，还曾经是个右倾人物，这又是他的劣势。
1967年5月，上述五人在大军区都有了职务。张是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王是济南军区第一政委；刘和潘分别是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政委；李是昆明军区副政委。这五人中有四人在任职的大军区中发挥不出大作用。南京军区许世友是太上皇，张想管事可没人理他。刘、潘、李不是军区的军政一把手，说了不算。军区所属的野战军对这些人的话基本不听。就是王效禹所在的济南军区，杨得志算个老实人，在政治上没有太多的心计，又没有许司令那样的霸气，王是第一政委，还是山东省的一把手，他起的作用可就大了。
当时大军区的划分，在那个动乱年代暴露出一些问题。江苏的徐州、连云港一线行政上属江苏省，成立革委会应该江苏批准。军事上却是济南军区的防区，支左部队由济南军区的68军负责，连云港还有个独立守备19师。成立革委会，也需要由济南军区管辖的支左部队同意和具体组织实施。所以徐州、连云港等地市组建革委会，不仅报到了江苏省负责人许世友的案头，在当地支左的济南军区的部队，按管辖程序逐级上报到济南军区第一政委，也就是山东省负责人王效禹那里。再说铁路，当时徐州铁路分局属济南铁路局领导，干部都是由济南铁路局任命的。文革前铁路是半军事化的单位，铁道部直接领导管理，各地诸侯不能乱插手。但文革中打乱了这一切，各个铁路局都受到当地的干涉。安徽蚌埠的造反派就曾自行编组了一列特快列车，强行从蚌埠开往北京。特快驶出安徽，其他省市的铁路不太了解情况，这时的铁路运输秩序已经乱了套，又突然冒出这一列客车，把津浦线搅的更加混乱。王效禹自从掌了大权，对上他把济南铁路局暗地里划为山东省的下属单位，对下又认为徐州铁路分局既然是济南铁路局的下属，也就当然成为山东省的下属。另外，王力倒台之前，曾要求王效禹到江苏的徐海地区了解两派情况，做做工作。所以不知天高地厚的王效禹，自认为有了上方宝剑，初期通过济南军区驻江苏的部队和济南铁路局两条线，直接左右徐州等地的文革形势。因为王反复无常，搞的68军无所适从，干部战士很有意见，产生很大的抵触情绪。后期他干脆数次调动上万山东枣庄、临沂等地造反组织的武装人员，直接到江苏徐州去武斗，在徐州就出现了一些支持山东王效禹的武斗组织。这些组织在山东武装人员的支持下，曾一度打跑了支持许世友批准的革委会的组织，占领了徐州。徐海地区社会秩序极为混乱，把个许司令鼻子都气歪了。同毛泽东的红人许司令结了怨，王效禹还缺德不占理，在徐海地区他支一派打一派，成为武斗的幕后策划者，能有好结果吗？这是他倒台的两条主要原因之一。
1967年1月中旬后，全国各地的造反组织，争先恐后进入了乱中夺权的时期。由于权利分配不公，既得利益不均，私心杂念太多，加上观点不同，各地在夺权中就产生了两派或多派对立的组织。先是辩论，进而相互攻击，再发展成打架，跟着是有组织的武斗。全国省级以下各级党委政府已经基本垮台，公安法院瘫痪，军队不能大胆的进行干预和管理，各地的行政治安权利成为真空状态。那些各行其事的造反组织除了毛泽东，谁也不服气。没了法律，没了秩序，没了制约，造反派禁不住权利的诱惑，都想掌权，那就开打吧。开始用的是冷兵器，因为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学说，进一步用上了抢来的步枪手榴弹，最后是大规模的武斗。有些地区从兵工厂开出了坦克，拖来了大炮，将运货船只改装成“军舰”，抢了多个武器仓库，劫了向越南运送枪支弹药的专列。四川、广西、浙江、陕西、山西、贵州、云南等地更是打的血肉横飞，一塌糊涂。山西的一派武斗造反组织竟然活学活用，立竿见影，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武斗战略方针。当时全国无数的造反组织基本是自行成立的，独立行事，占山为王。都说听毛泽东、党中央的指挥，实际上谁也管不了。
面对全国乱轰轰的局面，毛泽东已经察觉。这时在全国唯一有组织，还能有效指挥的只剩军队了，只有依靠军队才能收拾如此残局。毛泽东当年就是组建了一支人民军队，利用军队来宣传和模范执行他的方针政策，得到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拥护和支持，打下了天下。现在如果军队再垮了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当1967年“武汉720事件”后，陈伯达、江青等人把矛头对准了军队，批准新华社于7月30日，播发了准备于8月1日出版的第12期《红旗》杂志社论，要“揪军内一小撮”时，加上8月22日“火烧英国代办处”等事件，有了可以抓住的把柄，经周恩来的提醒，为了保住军队，毛泽东采取断然措施，对第12期《红旗》杂志等文章作出批示，拿下了王关戚，杀鸡给猴看，警告了“大三”们。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再继续成立的革委会，毛泽东就不让这些素质不高的造反派当一、二把手了。除了少部分原来地方领导干部外，大部分起用军队的负责人，山东省也是如此。1968年9月18日，山东13个地市，112个县（市）全部建立了革委会。各级基层革委会负责人中的军队和原地方领导干部，大多数对造反派没有好感，造反派普遍有受压的感觉。靠造反起家的王效禹对此相当反感，认为对他是一种威胁。1968年11月24日，省革委召开第五次全委会，借贯彻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之机，王效禹在全省发起“反复旧”运动，鼓动造反派重新夺权。12月17日，济南“文攻武卫”占领馆驿街派出所，各地陆续开始强占公安部门。王效禹认为省革委生产指挥部有问题，12月5日派工宣队进驻，撤销了生产指挥部领导小组。全省约40%的县市革委会被推翻或改组。山东省重又陷入混乱之中。湖北、陕西、浙江等地的造反派从山东学会了“反复旧”的一套。1969年4月11日，湖北的造反派朱鸿霞、胡厚民等人就是打着“反复旧”的旗号，向张体学发难。5月7日冲击湖北省革委，要打倒张体学。张战争年代一直在部队，出生入死，是李先念的老部下，周恩来信任的人。在王效禹“反复旧”运动影响下，一些省市社会秩序出现反复，直接影响生产运输。例如国家重点企业山东923油田，受到严重干扰，根本完不成钻井和采油计划，欠产太多。石油是国家的命脉，原油产量大幅度下降，引起国务院的重视。在对待谭启龙的问题上，王拒绝解放谭，长期拖着不办。周恩来、李先念等人对王效禹极度不满。这是王效禹倒台的另一条主要原因。
1967年下半年开始到1968年，军队成为恢复各级领导机构和社会秩序、生产的唯一力量，军队的稳定成为恢复国家稳定的前提。这时候毛泽东明白，只有依靠军队才能制约各个无法无天的造反组织，任何人不能再搅乱军队了。而王效禹却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不仅不听杨得志和袁升平的，还时常给济南军区出个难题，对军区多名负责人进行批判。支左标兵67军的军长李水清，1968年1月调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后，察觉了王的问题，67军与王和造反派拉开了距离，王又倒过头来整67军。对有抵触情绪的68军，他发动当地造反组织进行冲击。潍坊、烟台等地支左的26军，被王效禹的“反复旧”搞的疲于应付，军长赵峰很有意见。济南军区绝大部分领导愤愤不平。在青岛，杨保华依仗着王效禹的势力，攻击北海舰队，武装攻打军事院校，殴打海军战士。1968年底，王在山东各地还操纵武斗。11月16日指挥上万人在临沂武斗，打死9人，伤15人，抓了200多人。1969年2至5月之间，在冠县又制造了多起大型武斗，死伤多人。王和杨等人造反造上了瘾，四处出击，到处树敌，是在自找难看，自掘坟墓。
王效禹倒霉的导火索是在“九大”上，已陷入四面楚歌的王主任没有一点自知之明，这时候还在那里自我感觉良好。在“九大”小组会上，许世友因为徐州问题质问王效禹。不自量力的王麻子不仅不认帐，还当着大家的面顶撞许司令，和老许辩论起来，强词夺理。本来就一肚子气的许大爷立时火冒三丈，他原本就瞧不起这个姓王的，这时当场揪住王的脖领子指鼻子就骂开了，并要揍他，吓的王麻子立刻闭了嘴，再也不敢吱声。面对许和王，毛泽东倾向谁那是一清二楚的。对于王效禹，林彪、周恩来都没有好话。原来支持王效禹的王力、关锋等人早已“请假检讨”去了，老奸巨滑的康生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煞有介事般的向他当年的老部下开了火。“九大”一结束，济南军区和济南、青岛的27个人没让返回，就地在北京办学习班，毛泽东作出指示，王效禹的政治丧钟敲响了。1969年5月20日，中央决定，增补袁升平、李水清、李耀文等人为省革委会副主任。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发[69]26号文件，开始揭发王效禹的问题。29日济南军区、山东革委会召开联席会议，王作了检查，对他进行批判。他虽然还挂着山东省的一把手，实际上已经被拿下，靠边站了，杨得志、袁升平主持山东的工作。1971年3月30日，中央正式批准撤销王效禹的职务。4月14日他被下放到辽宁盘锦农场监督劳动改造，文革后回到山东，1979年2月被开除党籍。1995年3月2日，在青州因病去世。
文革中第一个下台的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是山东的王效禹.本文试图分析他下台的原因,也谈谈文革中的其他问题.
王效禹,山东青州人,1938年入党.1942年曾任山东军区下属的清河军区第三军分区的团政委,第三军分区也称清中军分区.解放战争中,康生在山东工作,王效禹任清河地委书记兼清河军分区政委,同康生也就熟悉了.1954年王任山东检察院副检察长,在反右时,王的手下有几人被打成右派,王因为不同意而受牵连,成为右倾,降职到德州国棉一厂任副厂长,1965年到青岛市任挂名副市长.
王出名主要是在文革时期.文革动乱后,青岛在1966年8月25日发生"825"事件,职工和红卫兵发生冲突,职工保青岛市委,红卫兵反青岛市委.在青岛的市级领导中,只有王效禹一人公开支持红卫兵,这是王接受了反右时的教训,变成左派人物.王在表态支持红卫兵后,经谭启龙同意,青岛市委对他采取了一些措施,王对谭记恨在心.9月7日毛泽东就"青岛825事件"发出指示,支持青岛红卫兵,毛泽东在指示中直接点明:那位副市长的意见是正确的,那位副市长就是王效禹.从此王成为"革命干部",也成为造反派.
当时康生的儿子张子石是青岛教育局局长,王效禹在造反时紧紧抓住张子石,同康生建立了关系,再加上王效禹以前就认识康,毛泽东又于9月7日表扬了王,王在山东成为响当当的革命造反干部.1967年1月19日,康生,王力,关锋通过张子石向王效禹打招呼,让王夺青岛市的权,王于1月22日在青岛夺权,得到中央承认.1月30日<人民日报>就青岛夺权发表社论<关键在于大联合>,这是全国第三个得到中央承认的夺权,又是全国唯一得到中央承认的市级夺权.康等人又授意王效禹到济南夺山东省的权,王带领青岛的一些造反派到济南后,受到省城一些造反派的抵制,省城的造反派认为:青岛的人有什么理由到省城来领导夺权.但有中央的支持,王还带着康生的儿子张子石,2月3日在山东夺权成功.
文革初期青岛有两大驻军,北海舰队和67军,北海舰队是正兵团,比67军级别高.当时舰队的领导比较谨慎,同青岛市的负责人关系很好,市领导被造反派批斗时,海军想法保护过被斗的领导,在王效禹夺权时,海军不了解情况,没有马上给予支持.但67军在1月23日接到中央要支持左派的指示后,立即组织部队,武装上街游行,支持夺权,王向中央文革作了汇报,67军成为全国支左的模范标兵.王在青岛支持陆军,反对海军.支左标兵军沾沾自喜,有些飘飘然,北海舰队级别高还不服67军,两军有了矛盾.后来北海舰队领导换了人,仍旧受王的压制,可新任舰队领导是林彪,李作鹏线上的人,得罪了舰队新领导也就得罪了李作鹏,以后连带着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包括林彪,都对王没了好印象,这些人那时在军内和政界是位高权重.王效禹和他的继任者,青岛的一把手杨葆华自认为有后台,就没理海军这个茬,就此王埋下了倒台的第一步.
全国第一批夺权的省市共五个,夺权后上海市的一把手张春桥原任上海市委书记;山西的刘格平在党内是个老资格,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和宁夏政府主席,夺权前是山西副省长;黑龙江的潘复生曾任河南省委和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贵州的李再含是贵州省军区副政委;只有山东的王是个副市级.以后建立的省级革委会配备的一把手都是原来的省军级以上的领导.在那个年代,反右派还是正确的,王不仅原来职务最低,还曾经是个右倾人物,这又是他的劣势.
1967年5月,上述五人在大军区都有了职务,张是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王是济南军区第一政委,刘和潘分别是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政委,李是昆明军区副政委.这五人中有四人在所在的大军区发挥不出大作用,南京军区许世友是太上皇,张想管事可没人理他.刘,潘,李不是军区的军政一把手,说了不算.军区所属的野战军对这些人的话基本不听.就是王所在的济南军区,杨得志算个老实人,在政治上没有太多的心计,又没有许司令那样的霸气,王是第一政委,还是山东省的一把手,他起的作用可就大了.
当时大军区的划分,在那个动乱年代暴露出一些问题.江苏的徐州,连云港一线行政上属江苏省,成立革委会应该江苏批准.在军事上却是济南军区的防区,支左部队由济南军区的68军负责,革委会也需要由济南军区管辖的支左部队同意和具体组织实施.所以徐州,连云港等地市成立革委会,不仅报到了当时江苏省负责人许世友的案头,在当地支左的济南军区的部队按管辖程序逐级上报到济南军区第一政委,也就是山东省负责人王效禹那里.还有铁路,当时徐州铁路分局属济南铁路局领导,干部都是由济南铁路局任命的.文革前铁路是半军事化的单位,铁道部直接领导管理,各地诸侯不能乱插手.但文革中打乱了这一切,各个铁路局都受到当地的干涉.王效禹对上认为济南铁路局是山东省的下属单位,对下他又认为徐州铁路分局既然是济南铁路局的下属,也就当然成为山东省的下属.所以不知天高地厚的王效禹初期通过济南军区驻江苏的部队和济南铁路局两条线,直接左右徐州等地的文革形势.因为王反复无常,搞的68军无所适从,干部战士很有意见,对王产生很大的抵触情绪.后期王效禹干脆调动上万山东枣庄,临沂等地方造反组织的武装人员,到江苏徐州去武斗,在徐州就出现了一些支持山东王效禹的武斗组织.这些组织在山东武装人员的支持下,曾一度打跑了支持许世友的组织,占领了徐州,把个许司令鼻子都气歪了.同毛泽东的红人许司令结了怨,王效禹还缺德不占理,能有好结果吗?这是他倒台的两条主要原因之一.
毛泽东1967年1月11日批准发出支持上海夺权的贺电以后,全国各地的各个造反组织,争先恐后进入了乱中夺权的时期.由于权利分配不公,既得利益不均,私心杂念太多,加上观点不同,各地在夺权中就产生了两派或多派对立的组织.先是辩论,进而相互攻击,再发展成打架,跟着是有组织的武斗.全国省级以下各级党委政府已经基本垮台,公安法院瘫痪,军队不能大胆的进行干预和管理,各地的行政治安权利成为真空状态.各个独立的造反组织除了毛泽东,谁也不服气.没了法律,没了秩序,没了制约,造反派禁不住权利的诱惑力,都想掌权,那就开打吧.开始用的是冷兵器,因为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学说,进一步用上了抢来的步枪手榴弹,最后是大规模的武斗.有些地区从兵工厂开出了坦克,拖来了大炮,将运货船只改装成军舰,抢了多个武器仓库,劫了向越南运送枪支弹药的专列.四川,广西,浙江,陕西,山西,贵州,云南等地更是打的血肉横飞,一塌糊涂.山西的一派武斗造反组织活学活用,立竿见影,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武斗战略方针.当时全国无数的造反组织基本是自行成立的,独立行事,占山为王,都说听毛泽东,党中央的指挥,实际上谁也管不了.
面对全国乱轰轰的局面,毛泽东已经察觉.这时在全国唯一有组织,他还能有效指挥的只剩军队了,只有依靠军队才能收拾如此局面.毛泽东当年就是组建了一支军队,利用军队来宣传他的方针政策,得到老百姓的认可支持,打下了天下.现在如果军队再垮了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当"武汉720事件"后,江青等人把矛头对准了军队,于1967年8月1日在<红旗>杂志发表"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加上"火烧英国代办处"等事件,有了可以抓住的把柄,经周恩来的提醒,为了保住军队,毛泽东采取断然措施,拿下了王关戚,杀鸡给猴看,警告了"大三"们.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再继续成立的革委会,毛泽东就不让这些素质不高的造反派当一,二把手了,除了少部分原来地方领导干部外,大部分起用军队的负责人,山东省也是如此.山东各级基层革委会负责人中的原军队和地方领导干部,大多数对造反派没有好感,造反派普遍有受压的感觉.靠造反起家的王效禹对此相当反感,认为对他是一种威胁.1968年他在山东发起"反复旧"运动,鼓动造反派重新夺权,山东又陷入混乱之中.湖北,陕西,浙江等地的造反派从山东学会了"反复旧"的一套,在不少省市中引起了连锁反应.1969年5月7日,湖北的造反派胡厚民,朱鸿霞等人就是打着"反复旧"的旗号,冲击湖北省革委,要打倒张体学.一些省市社会秩序出现反复,直接影响生产运输.在对待谭启龙的问题上,王拒绝解放谭,长期拖着不办.周恩来,李先念等人对王效禹极度不满.这是王效禹倒台的另一条主要原因.
在济南王效禹自以为是,根本不听杨得志和袁升平的.支左标兵67军军长李水清1968年1月调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后,察觉了王的问题,67军与王和造反派拉开了距离,王又整67军,对有抵制情绪的68军他竟发动当地造反组织进行冲击,济南军区大部分领导愤愤不平.
王效禹倒霉的导火索是在"九大"上.在"九大"小组会上,许世友因为徐州问题质问王效禹,不自量力的王麻子不仅不认帐,还当着大家的面顶撞许司令,本来就一肚子气的老许当时就火冒三丈,揪住王的脖领子指鼻子就骂开了,并要揍他,王麻子吓的再也不敢吱声.面对许和王,毛泽东倾向谁那是一清二楚的,对于王效禹,林彪,周恩来都没有好话."九大"一结束,山东和济南的27个人没让返回,就地在北京办学习班.1969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发[69]26号文件,开始揭发王效禹的问题.王虽然还挂着山东省革委会主任的职务,实际上已经被拿下,靠边站了.杨得志,袁升平主持山东的工作.1969年11月,山东正式公开批判王效禹.
王效禹,山东青州人,1938年入党.1942年曾任山东军区下属的清河军区第三军分区的团政委,第三军分区也称清中军分区.解放战争中,康生在山东工作,王效禹任清河地委书记兼清河军分区政委,同康生也就熟悉了.1954年王任山东检察院副检察长,在反右时,王的手下有几人被打成右派,王因为不同意而受牵连,成为右倾,降职到德州国棉一厂任副厂长,1965年到青岛市任挂名副市长.
王出名主要是在文革时期.文革动乱后,青岛在1966年8月25日发生"825"事件,职工和红卫兵发生冲突,职工保青岛市委,红卫兵反青岛市委.在青岛的市级领导中,只有王效禹一人公开支持红卫兵,这是王接受了反右时的教训,变成左派人物.王在表态支持红卫兵后,经谭启龙同意,青岛市委对他采取了一些措施,王对谭记恨在心.9月7日毛泽东就"青岛825事件"发出指示,支持青岛红卫兵,毛泽东在指示中直接点明:那位副市长的意见是正确的,那位副市长就是王效禹.从此王成为"革命干部",也成为造反派.
当时康生的儿子张子石是青岛教育局局长,王效禹在造反时紧紧抓住张子石,同康生建立了关系,再加上王效禹以前就认识康,毛泽东又于9月7日表扬了王,王在山东成为响当当的革命造反干部.1967年1月19日,康生,王力,关锋通过张子石向王效禹打招呼,让王夺青岛市的权,王于1月22日在青岛夺权,得到中央承认.1月30日<人民日报>就青岛夺权发表社论<关键在于大联合>,这是全国第三个得到中央承认的夺权,又是全国唯一得到中央承认的市级夺权.康等人又授意王效禹到济南夺山东省的权,王带领青岛的一些造反派到济南后,受到省城一些造反派的抵制,省城的造反派认为:青岛的人有什么理由到省城来领导夺权.但有中央的支持,王还带着康生的儿子张子石,2月3日在山东夺权成功.
文革初期青岛有两大驻军,北海舰队和67军,北海舰队是正兵团,比67军级别高.当时舰队的领导比较谨慎,同青岛市的负责人关系很好,市领导被造反派批斗时,海军想法保护过被斗的领导,在王效禹夺权时,海军不了解情况,没有马上给予支持.但67军在1月23日接到中央要支持左派的指示后,立即组织部队,武装上街游行,支持夺权,王向中央文革作了汇报,67军成为全国支左的模范标兵.王在青岛支持陆军,反对海军.支左标兵军沾沾自喜,有些飘飘然,北海舰队级别高还不服67军,两军有了矛盾.后来北海舰队领导换了人,仍旧受王的压制,可新任舰队领导是林彪,李作鹏线上的人,得罪了舰队新领导也就得罪了李作鹏,以后连带着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包括林彪,都对王没了好印象,这些人那时在军内和政界是位高权重.王效禹和他的继任者,青岛的一把手杨葆华自认为有后台,就没理海军这个茬,就此王埋下了倒台的第一步.
全国第一批夺权的省市共五个,夺权后上海市的一把手张春桥原任上海市委书记;山西的刘格平在党内是个老资格,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和宁夏政府主席,夺权前是山西副省长;黑龙江的潘复生曾任河南省委和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贵州的李再含是贵州省军区副政委;只有山东的王是个副市级.以后建立的省级革委会配备的一把手都是原来的省军级以上的领导.在那个年代,反右派还是正确的,王不仅原来职务最低,还曾经是个右倾人物,这又是他的劣势.
1967年5月,上述五人在大军区都有了职务,张是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王是济南军区第一政委,刘和潘分别是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政委,李是昆明军区副政委.这五人中有四人在所在的大军区发挥不出大作用,南京军区许世友是太上皇,张想管事可没人理他.刘,潘,李不是军区的军政一把手,说了不算.军区所属的野战军对这些人的话基本不听.就是王所在的济南军区,杨得志算个老实人,在政治上没有太多的心计,又没有许司令那样的霸气,王是第一政委,还是山东省的一把手,他起的作用可就大了.
当时大军区的划分,在那个动乱年代暴露出一些问题.江苏的徐州,连云港一线行政上属江苏省,成立革委会应该江苏批准.在军事上却是济南军区的防区,支左部队由济南军区的68军负责,革委会也需要由济南军区管辖的支左部队同意和具体组织实施.所以徐州,连云港等地市成立革委会,不仅报到了当时江苏省负责人许世友的案头,在当地支左的济南军区的部队按管辖程序逐级上报到济南军区第一政委,也就是山东省负责人王效禹那里.还有铁路,当时徐州铁路分局属济南铁路局领导,干部都是由济南铁路局任命的.文革前铁路是半军事化的单位,铁道部直接领导管理,各地诸侯不能乱插手.但文革中打乱了这一切,各个铁路局都受到当地的干涉.王效禹对上认为济南铁路局是山东省的下属单位,对下他又认为徐州铁路分局既然是济南铁路局的下属,也就当然成为山东省的下属.所以不知天高地厚的王效禹初期通过济南军区驻江苏的部队和济南铁路局两条线,直接左右徐州等地的文革形势.因为王反复无常,搞的68军无所适从,干部战士很有意见,对王产生很大的抵触情绪.后期王效禹干脆调动上万山东枣庄,临沂等地方造反组织的武装人员,到江苏徐州去武斗,在徐州就出现了一些支持山东王效禹的武斗组织.这些组织在山东武装人员的支持下,曾一度打跑了支持许世友的组织,占领了徐州,把个许司令鼻子都气歪了.同毛泽东的红人许司令结了怨,王效禹还缺德不占理,能有好结果吗?这是他倒台的两条主要原因之一.
毛泽东1967年1月11日批准发出支持上海夺权的贺电以后,全国各地的各个造反组织,争先恐后进入了乱中夺权的时期.由于权利分配不公,既得利益不均,私心杂念太多,加上观点不同,各地在夺权中就产生了两派或多派对立的组织.先是辩论,进而相互攻击,再发展成打架,跟着是有组织的武斗.全国省级以下各级党委政府已经基本垮台,公安法院瘫痪,军队不能大胆的进行干预和管理,各地的行政治安权利成为真空状态.各个独立的造反组织除了毛泽东,谁也不服气.没了法律,没了秩序,没了制约,造反派禁不住权利的诱惑力,都想掌权,那就开打吧.开始用的是冷兵器,因为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学说,进一步用上了抢来的步枪手榴弹,最后是大规模的武斗.有些地区从兵工厂开出了坦克,拖来了大炮,将运货船只改装成军舰,抢了多个武器仓库,劫了向越南运送枪支弹药的专列.四川,广西,浙江,陕西,山西,贵州,云南等地更是打的血肉横飞,一塌糊涂.山西的一派武斗造反组织活学活用,立竿见影,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武斗战略方针.当时全国无数的造反组织基本是自行成立的,独立行事,占山为王,都说听毛泽东,党中央的指挥,实际上谁也管不了.
面对全国乱轰轰的局面,毛泽东已经察觉.这时在全国唯一有组织,他还能有效指挥的只剩军队了,只有依靠军队才能收拾如此局面.毛泽东当年就是组建了一支军队,利用军队来宣传他的方针政策,得到老百姓的认可支持,打下了天下.现在如果军队再垮了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当"武汉720事件"后,江青等人把矛头对准了军队,于1967年8月1日在<红旗>杂志发表"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加上"火烧英国代办处"等事件,有了可以抓住的把柄,经周恩来的提醒,为了保住军队,毛泽东采取断然措施,拿下了王关戚,杀鸡给猴看,警告了"大三"们.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再继续成立的革委会,毛泽东就不让这些素质不高的造反派当一,二把手了,除了少部分原来地方领导干部外,大部分起用军队的负责人,山东省也是如此.山东各级基层革委会负责人中的原军队和地方领导干部,大多数对造反派没有好感,造反派普遍有受压的感觉.靠造反起家的王效禹对此相当反感,认为对他是一种威胁.1968年他在山东发起"反复旧"运动,鼓动造反派重新夺权,山东又陷入混乱之中.湖北,陕西,浙江等地的造反派从山东学会了"反复旧"的一套,在不少省市中引起了连锁反应.1969年5月7日,湖北的造反派胡厚民,朱鸿霞等人就是打着"反复旧"的旗号,冲击湖北省革委,要打倒张体学.一些省市社会秩序出现反复,直接影响生产运输.在对待谭启龙的问题上,王拒绝解放谭,长期拖着不办.周恩来,李先念等人对王效禹极度不满.这是王效禹倒台的另一条主要原因.
在济南王效禹自以为是,根本不听杨得志和袁升平的.支左标兵67军军长李水清1968年1月调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后,察觉了王的问题,67军与王和造反派拉开了距离,王又整67军,对有抵制情绪的68军他竟发动当地造反组织进行冲击,济南军区大部分领导愤愤不平.
王效禹倒霉的导火索是在"九大"上.在"九大"小组会上,许世友因为徐州问题质问王效禹,不自量力的王麻子不仅不认帐,还当着大家的面顶撞许司令,本来就一肚子气的老许当时就火冒三丈,揪住王的脖领子指鼻子就骂开了,并要揍他,王麻子吓的再也不敢吱声.面对许和王,毛泽东倾向谁那是一清二楚的,对于王效禹,林彪,周恩来都没有好话."九大"一结束,山东和济南的27个人没让返回,就地在北京办学习班.1969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发[69]26号文件,开始揭发王效禹的问题.王虽然还挂着山东省革委会主任的职务,实际上已经被拿下,靠边站了.杨得志,袁升平主持山东的工作.1969年11月,山东正式公开批判王效禹.
随着人民解放军正规化建设的全面展开和国防任务的需要，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军区领导机构编制体制进行了重新调整和完善。为有利于我国实行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国防武装力量的建立，1955年，国务院决定，取消按一、二、三级的等级划分军区的做法，统一改称为军区、省军区。从此，全军由原来的3级军区体制，改为军区（大军区）、省军区体制。
1、13个大军区的组建
1955年2月11日，国务院和国防部根据中共中央局、中央分局的设置情况，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全国战略区的重新划分，决定将全国的6个大军区，即东北军区、华北军区、西北军区、华东军区、中南军区和西南军区，改划为12个大军区。这12个大军区大部分是以所在区的大城市命名的，计有沈阳军区、北京军区、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广州军区、武汉军区、成都军区、昆明军区、兰州军区、新疆军区、内蒙古军区、西藏军区。各军区于5月1日前按新的区划正式办公。1956年又增设福州军区。这样，全国共13个大军区。大军区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领导、指挥、管理本战区内的野战军、省军区及地方武装，并与海军、空军领率机关共同领导本战区内的海、空军部队。各大军区的成立情况是：
沈阳军区：1955年3月22日成立，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周桓，副政治委员杜平、甘渭汉，参谋长吴信泉，政治部主任杜平（兼）；指挥所属陆、海、空军部队，下辖：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今分属河北、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省军区和防空军、公安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及陆军军等部队。军区机关驻沈阳市。7～8月，军区炮兵部、装甲兵部、工程兵部、防空部队部、公安部队部分别改为兵种司令部。11月，热河省军区随热河省同时撤销。1957年5月，撤销军区防空军司令部，所辖部队划归沈阳军区空军建制。6月，撤销军区防空军司令部，所辖部队划归沈阳军区空军建制。6月，撤销军区公安军司令部，所辖边防部队分别拨归所在省军区领导。1959年9月，第3兵团改为旅大警备区。1960年12月，组建外长山要塞区。1968年3月，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8年9月撤销）。1974年2月，组建军区军政干部学校（今为大连陆军学院）。1981年11月，组建赤峰、白城守备区。1982年12月，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机关分别缩编为军区司令部炮兵部、装甲兵部、工程兵部。1985年7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沈阳军区所属部队进行调整，裁减了员额。调整后，辖辽宁、吉林、黑龙江省军区和旅大警备区、赤峰守备区、大连陆军学院及建制内的陆军集团军、特种兵等部队。先后任司令员的有：陈锡联、李德生，先后任政治委员的有：赖传珠、宋任穷（兼）、曾绍山、潘复生（兼）、毛远新、王辉球、甘渭汉、廖汉生、刘振华。
北京军区：1955年4月14日成立，由华北军区改编，并兼中国人民解放军京津卫戍区，杨成武任司令员，朱良才任政治委员，王近山、陈正湘任副司令员，韩伟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袁升平。辖：陆军军以及河北、山西省军区，军区空军、防空军、炮兵、装甲兵司令部和军区工程兵部。军区机关驻北京市。 1959年，北京军区免兼京津卫戍区、改设北京卫戍区、天津警备区，归北京军区建制。1962年，石家庄步兵学校划归北京军区建制，称北京军区步兵学校（1967年撤销）。1966年，组建华北农垦兵团（1969年分别移交有关部队和山西省）。1967年5月，内蒙古军区由大军区改为省级军区，归北京军区建制。1969年，组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1975年撤销）。1974年，组建北京军区军政干校，1977年调归总参谋部。同年，另建北京军区步兵学校，1986年改称石家庄陆军学院。1979年后，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进行精简整编。1983年将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机关分别缩编为军区司令部炮兵部、装甲兵部、工程兵部。1985年，陆军军改编为陆军集团军。杨勇、郑维山、李德生、陈锡联、秦基伟先后任司令员，赖传珠、廖汉生、李雪峰、谢富治、刘格平、陈先瑞、解学恭、纪登奎、吴德（兼）、秦基伟、刘子厚、袁升平、傅崇碧、杨白冰先后任政治委员或兼第一政治委员。
济南军区：于1955年5月1日成立，司令员杨得志，1957年到职，第一政治委员谭启龙，第二政治委员王新亭，司令员由王新亭代职。下辖：辖区内的陆军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和守备部队。担负山东省以及江苏省徐州至连云港地区的防务。军区机关驻济南市。9月，军区炮兵部、装甲兵部、工程兵部分别改编为军区炮兵司令部、装甲兵司令部、工程兵司令部（1960年4月，又分别改为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山东军区公安总队改编为军区公安军（1957年6 月撤销）。1960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海军长山要塞区（1961年3月改称内长山要塞区）和洛阳步兵学校（1962年8月改称济南军区步兵学校）划归济南军区建制。1961年10月，以军区司令部动员部组建山东省军区。1967年6月，中央军委决定组建济南军区空军，受军委空军和济南军区双重领导。 1969年2月，撤销军区步兵学校。1970年2月，组建青岛警备区（军级）。4月，组建山东生产建设兵团（1974年11月撤销）。1974年2月，组建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后改为军区步兵学校、济南陆军学校）。1967年6月，军区工程兵机关缩编为军区司令部工程兵部。1978年2月，组建烟威警备区（军级）。5月15日中央军委决定，将徐州至连云港方向的防务划归南京军区。1982年12月，军区炮兵、装甲兵机关缩编为军区司令部炮兵部、装甲兵部。 1985年6月，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合并整编大军区的命令，武汉军区分别与济南军区、广州军区合并，河南省军区和驻河南境内的部队、学校划归济南军区。曾思玉、饶守坤先后任司令员，舒同（兼）、梁必业、曾希圣（兼）、袁升平、谭启龙（兼）、王效禹、徐立清、任思忠、白如冰、萧望东、陈仁洪、迟浩田先后任政治委员。
南京军区：1955年4月1日成立，由华东军区改编，许世友任司令员，唐亮任政治委员，叶飞、郭化若任副司令员，张才千任参谋长。下辖：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军区和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防空军、公安军及辖区内的陆军军等部队。军区机关驻南京市。随后相继将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部扩编为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司令部。10月，组建上海警备区。1956年7月，福州军区成立，归中央军委直接领导。福建、江西军区和驻该两省的陆军军、特种兵等部队划归福州军区建制。1957年8月，撤销军区公安军，所属部队陆续移交地方公安机关或改编为守备部队。9月，撤销军区防空军，所属部队并入南京军区空军建制。1958年2月，组建舟嵊要塞区。1969年9月～1970年3月，先后组建江苏、安徽、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5年6月撤销）。1974年12月，组建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后扩建为南京高级步兵学校，直属中央军委领导）。1975年12月，军区装甲兵、工程兵机关分别缩编为军区司令部装甲兵部、工程兵部。1977年10月，组建军区步兵学校（后改为南京陆军学校）。1978年9月，军区司令部装甲兵部、工程兵部分别扩编为军区装甲兵、工程兵。1982年11月，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机关分别缩编为军区司令部炮兵部、装甲兵部、工程兵部。 1985年6月，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合并整编大军区的命令，南京军区与福州军区合并。丁盛、聂凤智、向守志先后任司令员，萧望东、杜平、廖汉生、郭林祥、傅奎清先后任政治委员，柯庆施、江渭清、江华、李葆华、张春桥、彭冲先后兼任第一政治委员或任政治委员。
广州军区：1955年4月15日成立，司令员李天佑（代），政治委员陶铸，副司令员文年生、梁兴初、詹才芳，副政治委员刘兴元。下辖：湖南、广东、广西军区，海南军区，军区防空军、公安军，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司令部和陆军军、院校及地方部队。军区机关仍驻广州市。原中南军区所属河南湖北军区划归武汉军区建制；江西军区划归南京军区建制。1957年4月，撤销军区公安军，其所属部队划归所在省军区、海南军区领导。5月，撤销军区防空军，其领导机关及所属部队并入军区空军建制。1962年3月，长沙政治学校划归广州军区领导。8月，桂林步兵学校改称广州军区步兵学校（1968年8月撤销）。1969年3 月，以海南岛和湛江地区的国营农场改建为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8月撤销长沙政治学校。12月，军区装甲兵机关缩编为军区司令部装甲兵部。1974年1 月，组建广州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后改称广州军区步兵学校、桂林陆军学校、桂林陆军学院）。6月，撤销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恢复国营农场，移交广东省农垦总局。1975年12月，军区炮兵、工程兵机关分别缩编为军区司令部炮兵部和工程兵部，1978年10月又恢复军区炮兵、工程兵机关。1981年1月，万山要塞区归广东省军区建制。1982年9月，军区炮兵、工程兵机关分别缩编为军区司令部炮兵部、工程兵部。1985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合并整编大军区的命令，武汉军区分别与济南、广州军区合并，湖北省军区及驻湖北省境内的部队划归广州军区建制。黄永胜、丁盛、许世友、吴克华、尤太忠先后任司令员，刘兴元、韦国清、赵紫阳、孔石泉、韦祖珍、任思忠、华国锋、张平化、向仲华、习仲勋、王猛、张仲先先后任政治委员或兼任第一政治委员。
武汉军区：1955年3月7日成立（兼湖北军区），陈再道任司令员，王任重兼政治委员，李迎希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谭甫仁、张广才任副政治委员，叶明任政治部主任。负责统一领导指挥河南、湖北两省军区和驻该两省境内的陆军、空军、防空军、公安军。军区机关驻武汉市。7月，组建武汉军区公安军司令部，撤销湖北、河南两省和武汉市的公安总队番号。1956年4月29日，总参谋部命令将武汉军区公安军司令部扩编后兼湖北省军区。同年8月1日起，武汉军区免兼湖北省军区。1957年2月，撤销武汉军区公安军司令部番号，其所属湖北、河南两省的公安内卫团进行缩编。1960年4月，汉口高级步兵学校、信阳步兵学校划归武汉军区建制。1961年3月，军区司令部炮兵处扩编为军区炮兵司令部。1963年1月，成立武汉军区卫生学校。1966年6月，以河南省军区8个独立营为基础扩编为河南省军区独立师。9月，将湖北、河南两省公安内卫部队分别整编为河南省军区独立师、河南省军区独立第2师。1967年7月，军区司令部工程兵部扩编为军区工程兵。1968年7月和1969年8月，先后撤销信阳步兵学校、汉口高级步兵学校。1974年2月，成立武汉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后改称武汉军区步兵学校，信阳陆军学院）。3月，成立武汉军区军医学校。1976年4月，军区工程兵缩编为军区司令部工程兵部。1978年10月，军区司令部装甲兵部扩编为军区装甲兵。1982年12月，军区炮兵、装甲兵分别缩编为军区司令部炮兵部、装甲兵部。1985年6月，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合并整编大军区的命令，撤销武汉军区，分别与济南军区、广州军区合并。河南省军区和驻河南省的部队划归济南军区；湖北省军区和驻湖北省的部队划归广州军区。曾思玉、杨得志、王必成、张才千、周世忠先后任司令员，谭甫仁、钟汉华、刘丰、王六生、萧思明、吴烈、王平、李成芳、严政、刘建勋、赵辛初、陈丕显先后任政治委员或兼第一政治委员。
昆明军区：1955年4月1日成立，以云南军区为基础组建，并兼云南军区，谢富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秦基伟任副司令员，于一川任第一副政治委员，金如柏任第二副政治委员，鲁瑞林任参谋长，胡荣贵任政治部主任。下辖：贵州军区、云南省各军分区和驻两省的陆军军、公安部队等。军区机关驻昆明市。7月，云南军区公安部队改编为昆明军区公安军。1957年8月，以军区公安司令部为基础成立云南省军区，撤销公安军司令部番号。1960年10月，军区炮兵司令部扩编为军区炮兵（后撤销）。1963年3月，昆明步兵学校改称昆明军区步兵学校，1964年6～9 月，先后组建民族第1、第2支队（1969年4月撤销）。1965年8月，云南、贵州两省公安部队整编为军区部队。10月，成立外国语文专科学校（1969年9月撤销）。1969年10月，组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1974年6月撤销）。1974年3月，组建军政干部学校，1978年2月改称军区步兵学校，1981年3月改称昆明陆军学校。1985年8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合并整编大军区的命令，昆明军区与成都军区合并为成都军区，昆明军区番号撤销。秦基伟、王必成、杨得志、张?秀先后任司令员，阎红彦、金如柏、李成芳、谭甫仁、周兴、刘志坚、贾启允、安平生、谢振华先后任政治委员或兼第一政治委员。
成都军区：1955年4月14日成立，以四川军区为基础组成。贺炳炎任司令员，李井泉任政治委员，李文清、何正文任副司令员，阎红彦、郭林祥任副政治委员，余述生任政治部主任。下辖西康（旧省名，今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区各一部）军区和四川省各军分区及公安部队等，军区机关驻成都市。 7月，部分公安部队改编为人民警察，归地方政府公安机关建制。9月，西康军区随西康省撤销。1956年2月，沈阳、北京、南京军区组建的5个预备役训练师调入成都军区。6月，成立军区炮兵司令部（1957年7月撤销）。1957年6月，西藏军区干部学校改为成都军区干部学校，归成都军区建制（1958年6 月集体转业，移交四川省政府）。1958年后，相继调入陆军军，组建了炮兵、工兵等特种兵部队和军区干部学校。5个预备役训练师一部调出参加农垦，一部撤销。1962年9月，军区干部学校改称军区步兵学校。1968年12月，西藏军区由大军区降格为省级军区，归成都军区建制。1969年10月，成立四川省军区，归成都军区建制。11月，撤销军区步兵学校。1974年4月，组建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和军医学校。1975年11月，总后勤部驻重庆办事处归成都军区建制，1976年1月撤销。1978年1月，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改称军区步兵学校，1981年1月改称成都陆军学校。1985年9月1日，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合并整编大军区的命令，成都军区与昆明军区合并。黄新廷、梁兴初、秦基伟、刘兴元、吴克华、尤太忠、王诚汉先后任司令员，郭林祥、廖志高、甘渭汉、张国华、陈仁麒、谢家祥、严政、刘兴元、李大章、陈先瑞、孔石泉、钟汉华、徐立清、万海峰先后任政治委员，赵紫阳、谭启龙先后兼任第一政治委员。
兰州军区：于1955年5月1日成立，司令员张达志，政治委员冼恒汉，副司令员韩练成、杨嘉瑞、徐国珍，参谋长李书茂，政治部主任王庆生。下辖：陕西、青海军区，甘肃、宁夏两省（区）的各军分区和步兵、炮兵、骑兵、公安部队，以及步兵、炮兵等学校。军区机关驻兰州市。8月1日，公安部队改编为人民武装警察，调归地方政府公安机关建制。1958年5月，以银川军分区机关为基础组建宁夏军区。1961年5月，重建甘肃省军区。1962年6月，中央军委直属的天水步兵学校改为兰州军区步兵学校（1969年3月撤销）。1969年1月22日，组建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1973年10月撤销）。12月5日，兰州军区司令部炮兵部扩编为军区炮兵领导机关（1982年10月又缩编为司令部炮兵部）。1974年10月，组建兰州军区军医学校（后改为卫生学校）。 1975年7月15日，成立兰州军区军政干部学校（1978年2月改为兰州军区步兵学校，1981年1月改称西安陆军学院）。1985年8月6日，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合并整编大军区的命令，乌鲁木齐军区与兰州军区合并为兰州军区。皮定均、韩先楚、杜义德、郑维山、赵先顺先后任司令员，刘澜涛、李瑞山、萧华、宋平、谭友林、李宣华先后任政治委员或兼第一政治委员。
新疆军区：1955年5月1日成立，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恩茂，副司令员陶峙岳、赛福鼎?艾则孜、郭鹏、张希钦，副政治委员曾涤。下辖：南疆军区、伊犁军区以及陆军部队。1958年11月，组建新疆军区干部学校（1962年11月改称新疆军区步兵学校）。1969年12月，伊犁军区改称北疆军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划归新疆军区建制（1975年其领导机构撤销）。1975年3月，新疆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成立（1978年1月改称新疆军区步兵学校）。1976年7 月，组建新疆军区军医学校。1979年1月，成立南疆军区。1979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新疆军区改称乌鲁木齐军区。吴克华任司令员，郭林祥任第二政治委员。12月，新疆军区步兵学校改称乌鲁木齐陆军学校。1982年，新疆军区将担负内卫执勤任务的部队移交公安部门，改编为人民武装警察部队。1985年 6月，乌鲁木齐军区与兰州军区合并为兰州军区，同时成立新疆军区（兵团级），归兰州军区领导。龙书金、杨勇、刘震、萧全夫先后任乌鲁木齐军区司令部员；萧思明、谭友林、谭善和先后任政治委员。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第一书记王恩茂、赛福鼎?艾则孜、汪锋先后兼任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司马义?艾买提、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书记谷景生先后兼任政治委员。
西藏军区：1955年5月1日成立，由省军区升为二级军区，直属中央军委领导，司令员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副司令员阿沛?阿旺晋美、朵噶?彭措绕杰、陈明义、李觉，副政治委员范明、王其梅，参谋长陈明义（兼），政治部主任刘振国。下辖西藏地区的陆军师和骑兵、工兵、炮兵、公安部队以及驻四川办事处。军区机关驻拉萨市。1959～1960年间相继成立拉萨、塔工（今林芝）、江孜（今属日喀则）、那曲、山南、日喀则、昌都等军分区以及军区生产部、公路部和干部学校。1964年4月，军区机关各业务处改称部（局）。1958年11月，张经武兼任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8年7月，曾雍雅任军区司令员，任荣任政治委员。12月，西藏军区缩编为省级军区，划归成都军区建制。
内蒙古军区：1955年于4月20日成立，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乌兰夫，副司令员刘华香、刘彬，副政治委员苏谦益，参谋长孔飞，政治部主任廷懋。下辖：呼伦贝尔、哲里木、昭乌达、锡林郭勒、察哈尔、平地泉、乌兰察市，伊克昭、河奎等军分区和1个骑兵师。1960年4月，滕海清任代司令员，吴涛任政治委员。 1967年5月，该军区降格为省级军区，归北京军区领导。
福州军区：1956年7月1日成立，由福建军区改成，并兼福建军区。叶飞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皮定均、刘永生任副司令员，刘培善任副政治委员，黎有章任参谋长，廖海光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福建军区、江西军区和军区炮兵、工程兵、公安军及驻两省的陆军军、特种兵等部队，军区机关驻福州市。1957年5月，福州军区免兼福建省军区，以军区公安军机关组成福建军区机关，公安部队改编为守备部队。1969年8月，军区工程兵机关缩编为军区司令部工程兵部。12月，组建福建、江西生产建设兵团（1974年撤销）。1974年2月，组建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后改为南昌陆军学校）。1982年7月，军区炮兵机关与军区司令部装甲兵部合并为军区司令部特种兵部。1985年6月，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合并整编大军区的命令，福州军区与南京军区合并，整编为新的南京军区。福建、江西两省军区和辖区内的野战军、地方部队及院校等，划归南京军区建制。韩先楚、皮定均、陈再道、杨成武、江拥辉先后任司令员，刘培善、杨尚奎、周赤萍、李志民、江渭清、廖志高、傅奎清先后任政治委员或兼任政治委员。
大军区机关的设立，由于各军区所处的地理位置、担负的任务和领导部队的数量不同，其领导机构的设置和编制人数也不一样。各军区领导机关都设有司令部、政治部、干部部、后方勤务部、财务部、军械部和军训处、防化学处、军事法院。有的军区领导机关还根据所辖特种兵部队的多少，分别设有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防空部队、公安部队等领导机构或业务部门。这样，军区领导机关在体制编制上基本实现了诸军兵种的合成，初步成为合成军队的战役指挥机构。
2、省军区
50年代中期，随着国内作战和剿匪任务的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家政权机构的建立与完善，特别是省级机构的正式建立和省域的调整划定，国务院决定取消原来的二、三级军区的称号，改称为省军区。对二、三级军区的领导机关进行了调整合并。决定在全国各省（自治区），均建立省军区。从50年代中期至60 年代，在全国先后共成立了27个省军区（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中央直辖市分别设立卫戍区或警备区；北京设立卫戍区，天津、上海、重庆分别设立了警备区（旅大警备区也属于军级单位）。省军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的省（自治区）设立的军队一级组织。省军区隶属大军区建制，同时是中国共产党省（自治区）委员会的军事工作部门和省（自治区）政府的兵役工作机构，受军区和省（自治区）常委、政府的双重领导，设有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等领导机关，领导若干个军分区和一定数量的部队。负责所在省（自治区）的军事工作，主要是领导预备役、民兵、兵役和动员工作，有的还担负边防、海防守备任务。省军区下辖军分区。军分区，是省下行政区划的地区（省辖市、自治州、盟）所设立的军队一级组织。军分区为师级。军分区受省军区和中共地区（省辖省、自治州、盟）委员会、行政公署的双重领导。军分区设有领导机关（司、政、后），有的还辖有一定数量的部队、分队。其主要负责所在地的军事工作，主要是民兵、兵役和动员工作，有的还担负边防海防守备任务。军分区下辖县（旗）级设立了人民武装部。人民武装部属团级，实行地方和军队双重领导。人民武装部既是中国共产党县级地方委员会的军事工作部门，又是军队的民兵、兵役、动员工作部门。1969年11月15日，中共军委决定：各省、自治区机关所在城市和重庆、鞍山、青岛、湛江等重要城市均可根据需要设立警备区机构。据此，各省、自治区机关所在城市和一些重要城市，均组建了警备区。
1985年5月，中国政府决定裁减军队员额100万，并确定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为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适应这一新的情况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同时，鉴于现行军区体制存在战役纵深浅、独立作战能力弱、机关庞大、机构重叠、后方部署重复、浪费人力物力等弊端，中央军委于1985年7月决定将11个大军区调整为7个大军区。即：
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政治委员杨白冰，辖北京卫戍区、天津警备区、河北省军区、山西省军区、内蒙古军区；后来，周衣冰、王成斌、李来柱、李新良、朱启先后任司令员，刘振华、张工、谷善庆、杜铁环先后任政治委员。
沈阳军区：司令员刘精松，政治委员刘振华，辖辽宁省军区、吉林省军区、黑龙江省军区，王克、梁光烈、钱国梁先后任司令员，宋克达、姜福堂先后任政治委员。
兰州军区：司令员赵先顺，政治委员李宣化，辖甘肃省军区、陕西省军区、宁夏军区、青海省军区、新疆军区，傅全有、王克、刘精松、郭伯雄、李乾之先后任司令员，曹生、温宗仁、刘冬冬、刘永治先后任政治委员。
济南军区：司令员李九龙，政治委员迟浩田，辖山东省军区、河南省军区；张万年，张太恒、钱国梁、陈炳德先后任司令员，宋清渭、徐才厚、张文台、刘冬冬先后任政治委员。
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政治委员傅奎清，辖江苏省军区、安徽省军区、浙江省军区、江西省军区、福建省军区、上海警备军区；固辉、陈炳德、梁光烈、朱文泉先后任司令员，史玉孝、刘安元、方祖岐、雷鸣球先后任政治委员。
广州军区：司令员尤太忠，政治委员张仲先，辖广东省军区、湖南省军区、湖北省军区、海南省军区、广西军区，张万年、朱敦法、李希林、陶伯钧、刘镇武先后任司令员，史玉孝、刘书田先后任政治委员。
成都军区：司令员傅全有，政治委员万海峰，辖四川省军区、云南省军区、贵州省军区、西藏军区，张太恒、李九龙、陶福临、廖锡龙、王建民先后任司令员，谷善庆、张工、张志坚、杨德清先后任政治委员。随着军区体制的调整，军区机关的组织编制也进行了精简，使体制编制更趋科学合理。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区领导机关，是根据战略方针、作战任务、军队的现代化程度和国家行政区划等因素设置的。中央军委根据形势和任务的需要，曾经多次对总部、大军区、省军区等领导机关的组织编制进行调整，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军队特点的、比较完善的科学的领导管理体制和指挥系统，建设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解放军、人民武警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
1、13个大军区的组建
1955年2月11日，国务院和国防部根据中共中央局、中央分局的设置情况，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全国战略区的重新划分，决定将全国的6个大军区，即东北军区、华北军区、西北军区、华东军区、中南军区和西南军区，改划为12个大军区。这12个大军区大部分是以所在区的大城市命名的，计有沈阳军区、北京军区、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广州军区、武汉军区、成都军区、昆明军区、兰州军区、新疆军区、内蒙古军区、西藏军区。各军区于5月1日前按新的区划正式办公。1956年又增设福州军区。这样，全国共13个大军区。大军区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领导、指挥、管理本战区内的野战军、省军区及地方武装，并与海军、空军领率机关共同领导本战区内的海、空军部队。各大军区的成立情况是：
沈阳军区：1955年3月22日成立，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周桓，副政治委员杜平、甘渭汉，参谋长吴信泉，政治部主任杜平（兼）；指挥所属陆、海、空军部队，下辖：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今分属河北、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省军区和防空军、公安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及陆军军等部队。军区机关驻沈阳市。7～8月，军区炮兵部、装甲兵部、工程兵部、防空部队部、公安部队部分别改为兵种司令部。11月，热河省军区随热河省同时撤销。1957年5月，撤销军区防空军司令部，所辖部队划归沈阳军区空军建制。6月，撤销军区防空军司令部，所辖部队划归沈阳军区空军建制。6月，撤销军区公安军司令部，所辖边防部队分别拨归所在省军区领导。1959年9月，第3兵团改为旅大警备区。1960年12月，组建外长山要塞区。1968年3月，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8年9月撤销）。1974年2月，组建军区军政干部学校（今为大连陆军学院）。1981年11月，组建赤峰、白城守备区。1982年12月，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机关分别缩编为军区司令部炮兵部、装甲兵部、工程兵部。1985年7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沈阳军区所属部队进行调整，裁减了员额。调整后，辖辽宁、吉林、黑龙江省军区和旅大警备区、赤峰守备区、大连陆军学院及建制内的陆军集团军、特种兵等部队。先后任司令员的有：陈锡联、李德生，先后任政治委员的有：赖传珠、宋任穷（兼）、曾绍山、潘复生（兼）、毛远新、王辉球、甘渭汉、廖汉生、刘振华。
北京军区：1955年4月14日成立，由华北军区改编，并兼中国人民解放军京津卫戍区，杨成武任司令员，朱良才任政治委员，王近山、陈正湘任副司令员，韩伟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袁升平。辖：陆军军以及河北、山西省军区，军区空军、防空军、炮兵、装甲兵司令部和军区工程兵部。军区机关驻北京市。 1959年，北京军区免兼京津卫戍区、改设北京卫戍区、天津警备区，归北京军区建制。1962年，石家庄步兵学校划归北京军区建制，称北京军区步兵学校（1967年撤销）。1966年，组建华北农垦兵团（1969年分别移交有关部队和山西省）。1967年5月，内蒙古军区由大军区改为省级军区，归北京军区建制。1969年，组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1975年撤销）。1974年，组建北京军区军政干校，1977年调归总参谋部。同年，另建北京军区步兵学校，1986年改称石家庄陆军学院。1979年后，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进行精简整编。1983年将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机关分别缩编为军区司令部炮兵部、装甲兵部、工程兵部。1985年，陆军军改编为陆军集团军。杨勇、郑维山、李德生、陈锡联、秦基伟先后任司令员，赖传珠、廖汉生、李雪峰、谢富治、刘格平、陈先瑞、解学恭、纪登奎、吴德（兼）、秦基伟、刘子厚、袁升平、傅崇碧、杨白冰先后任政治委员或兼第一政治委员。
济南军区：于1955年5月1日成立，司令员杨得志，1957年到职，第一政治委员谭启龙，第二政治委员王新亭，司令员由王新亭代职。下辖：辖区内的陆军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和守备部队。担负山东省以及江苏省徐州至连云港地区的防务。军区机关驻济南市。9月，军区炮兵部、装甲兵部、工程兵部分别改编为军区炮兵司令部、装甲兵司令部、工程兵司令部（1960年4月，又分别改为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山东军区公安总队改编为军区公安军（1957年6 月撤销）。1960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海军长山要塞区（1961年3月改称内长山要塞区）和洛阳步兵学校（1962年8月改称济南军区步兵学校）划归济南军区建制。1961年10月，以军区司令部动员部组建山东省军区。1967年6月，中央军委决定组建济南军区空军，受军委空军和济南军区双重领导。 1969年2月，撤销军区步兵学校。1970年2月，组建青岛警备区（军级）。4月，组建山东生产建设兵团（1974年11月撤销）。1974年2月，组建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后改为军区步兵学校、济南陆军学校）。1967年6月，军区工程兵机关缩编为军区司令部工程兵部。1978年2月，组建烟威警备区（军级）。5月15日中央军委决定，将徐州至连云港方向的防务划归南京军区。1982年12月，军区炮兵、装甲兵机关缩编为军区司令部炮兵部、装甲兵部。 1985年6月，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合并整编大军区的命令，武汉军区分别与济南军区、广州军区合并，河南省军区和驻河南境内的部队、学校划归济南军区。曾思玉、饶守坤先后任司令员，舒同（兼）、梁必业、曾希圣（兼）、袁升平、谭启龙（兼）、王效禹、徐立清、任思忠、白如冰、萧望东、陈仁洪、迟浩田先后任政治委员。
南京军区：1955年4月1日成立，由华东军区改编，许世友任司令员，唐亮任政治委员，叶飞、郭化若任副司令员，张才千任参谋长。下辖：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军区和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防空军、公安军及辖区内的陆军军等部队。军区机关驻南京市。随后相继将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部扩编为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司令部。10月，组建上海警备区。1956年7月，福州军区成立，归中央军委直接领导。福建、江西军区和驻该两省的陆军军、特种兵等部队划归福州军区建制。1957年8月，撤销军区公安军，所属部队陆续移交地方公安机关或改编为守备部队。9月，撤销军区防空军，所属部队并入南京军区空军建制。1958年2月，组建舟嵊要塞区。1969年9月～1970年3月，先后组建江苏、安徽、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5年6月撤销）。1974年12月，组建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后扩建为南京高级步兵学校，直属中央军委领导）。1975年12月，军区装甲兵、工程兵机关分别缩编为军区司令部装甲兵部、工程兵部。1977年10月，组建军区步兵学校（后改为南京陆军学校）。1978年9月，军区司令部装甲兵部、工程兵部分别扩编为军区装甲兵、工程兵。1982年11月，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机关分别缩编为军区司令部炮兵部、装甲兵部、工程兵部。 1985年6月，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合并整编大军区的命令，南京军区与福州军区合并。丁盛、聂凤智、向守志先后任司令员，萧望东、杜平、廖汉生、郭林祥、傅奎清先后任政治委员，柯庆施、江渭清、江华、李葆华、张春桥、彭冲先后兼任第一政治委员或任政治委员。
广州军区：1955年4月15日成立，司令员李天佑（代），政治委员陶铸，副司令员文年生、梁兴初、詹才芳，副政治委员刘兴元。下辖：湖南、广东、广西军区，海南军区，军区防空军、公安军，军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司令部和陆军军、院校及地方部队。军区机关仍驻广州市。原中南军区所属河南湖北军区划归武汉军区建制；江西军区划归南京军区建制。1957年4月，撤销军区公安军，其所属部队划归所在省军区、海南军区领导。5月，撤销军区防空军，其领导机关及所属部队并入军区空军建制。1962年3月，长沙政治学校划归广州军区领导。8月，桂林步兵学校改称广州军区步兵学校（1968年8月撤销）。1969年3 月，以海南岛和湛江地区的国营农场改建为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8月撤销长沙政治学校。12月，军区装甲兵机关缩编为军区司令部装甲兵部。1974年1 月，组建广州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后改称广州军区步兵学校、桂林陆军学校、桂林陆军学院）。6月，撤销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恢复国营农场，移交广东省农垦总局。1975年12月，军区炮兵、工程兵机关分别缩编为军区司令部炮兵部和工程兵部，1978年10月又恢复军区炮兵、工程兵机关。1981年1月，万山要塞区归广东省军区建制。1982年9月，军区炮兵、工程兵机关分别缩编为军区司令部炮兵部、工程兵部。1985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合并整编大军区的命令，武汉军区分别与济南、广州军区合并，湖北省军区及驻湖北省境内的部队划归广州军区建制。黄永胜、丁盛、许世友、吴克华、尤太忠先后任司令员，刘兴元、韦国清、赵紫阳、孔石泉、韦祖珍、任思忠、华国锋、张平化、向仲华、习仲勋、王猛、张仲先先后任政治委员或兼任第一政治委员。
武汉军区：1955年3月7日成立（兼湖北军区），陈再道任司令员，王任重兼政治委员，李迎希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谭甫仁、张广才任副政治委员，叶明任政治部主任。负责统一领导指挥河南、湖北两省军区和驻该两省境内的陆军、空军、防空军、公安军。军区机关驻武汉市。7月，组建武汉军区公安军司令部，撤销湖北、河南两省和武汉市的公安总队番号。1956年4月29日，总参谋部命令将武汉军区公安军司令部扩编后兼湖北省军区。同年8月1日起，武汉军区免兼湖北省军区。1957年2月，撤销武汉军区公安军司令部番号，其所属湖北、河南两省的公安内卫团进行缩编。1960年4月，汉口高级步兵学校、信阳步兵学校划归武汉军区建制。1961年3月，军区司令部炮兵处扩编为军区炮兵司令部。1963年1月，成立武汉军区卫生学校。1966年6月，以河南省军区8个独立营为基础扩编为河南省军区独立师。9月，将湖北、河南两省公安内卫部队分别整编为河南省军区独立师、河南省军区独立第2师。1967年7月，军区司令部工程兵部扩编为军区工程兵。1968年7月和1969年8月，先后撤销信阳步兵学校、汉口高级步兵学校。1974年2月，成立武汉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后改称武汉军区步兵学校，信阳陆军学院）。3月，成立武汉军区军医学校。1976年4月，军区工程兵缩编为军区司令部工程兵部。1978年10月，军区司令部装甲兵部扩编为军区装甲兵。1982年12月，军区炮兵、装甲兵分别缩编为军区司令部炮兵部、装甲兵部。1985年6月，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合并整编大军区的命令，撤销武汉军区，分别与济南军区、广州军区合并。河南省军区和驻河南省的部队划归济南军区；湖北省军区和驻湖北省的部队划归广州军区。曾思玉、杨得志、王必成、张才千、周世忠先后任司令员，谭甫仁、钟汉华、刘丰、王六生、萧思明、吴烈、王平、李成芳、严政、刘建勋、赵辛初、陈丕显先后任政治委员或兼第一政治委员。
昆明军区：1955年4月1日成立，以云南军区为基础组建，并兼云南军区，谢富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秦基伟任副司令员，于一川任第一副政治委员，金如柏任第二副政治委员，鲁瑞林任参谋长，胡荣贵任政治部主任。下辖：贵州军区、云南省各军分区和驻两省的陆军军、公安部队等。军区机关驻昆明市。7月，云南军区公安部队改编为昆明军区公安军。1957年8月，以军区公安司令部为基础成立云南省军区，撤销公安军司令部番号。1960年10月，军区炮兵司令部扩编为军区炮兵（后撤销）。1963年3月，昆明步兵学校改称昆明军区步兵学校，1964年6～9 月，先后组建民族第1、第2支队（1969年4月撤销）。1965年8月，云南、贵州两省公安部队整编为军区部队。10月，成立外国语文专科学校（1969年9月撤销）。1969年10月，组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1974年6月撤销）。1974年3月，组建军政干部学校，1978年2月改称军区步兵学校，1981年3月改称昆明陆军学校。1985年8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合并整编大军区的命令，昆明军区与成都军区合并为成都军区，昆明军区番号撤销。秦基伟、王必成、杨得志、张?秀先后任司令员，阎红彦、金如柏、李成芳、谭甫仁、周兴、刘志坚、贾启允、安平生、谢振华先后任政治委员或兼第一政治委员。
成都军区：1955年4月14日成立，以四川军区为基础组成。贺炳炎任司令员，李井泉任政治委员，李文清、何正文任副司令员，阎红彦、郭林祥任副政治委员，余述生任政治部主任。下辖西康（旧省名，今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区各一部）军区和四川省各军分区及公安部队等，军区机关驻成都市。 7月，部分公安部队改编为人民警察，归地方政府公安机关建制。9月，西康军区随西康省撤销。1956年2月，沈阳、北京、南京军区组建的5个预备役训练师调入成都军区。6月，成立军区炮兵司令部（1957年7月撤销）。1957年6月，西藏军区干部学校改为成都军区干部学校，归成都军区建制（1958年6 月集体转业，移交四川省政府）。1958年后，相继调入陆军军，组建了炮兵、工兵等特种兵部队和军区干部学校。5个预备役训练师一部调出参加农垦，一部撤销。1962年9月，军区干部学校改称军区步兵学校。1968年12月，西藏军区由大军区降格为省级军区，归成都军区建制。1969年10月，成立四川省军区，归成都军区建制。11月，撤销军区步兵学校。1974年4月，组建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和军医学校。1975年11月，总后勤部驻重庆办事处归成都军区建制，1976年1月撤销。1978年1月，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改称军区步兵学校，1981年1月改称成都陆军学校。1985年9月1日，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合并整编大军区的命令，成都军区与昆明军区合并。黄新廷、梁兴初、秦基伟、刘兴元、吴克华、尤太忠、王诚汉先后任司令员，郭林祥、廖志高、甘渭汉、张国华、陈仁麒、谢家祥、严政、刘兴元、李大章、陈先瑞、孔石泉、钟汉华、徐立清、万海峰先后任政治委员，赵紫阳、谭启龙先后兼任第一政治委员。
兰州军区：于1955年5月1日成立，司令员张达志，政治委员冼恒汉，副司令员韩练成、杨嘉瑞、徐国珍，参谋长李书茂，政治部主任王庆生。下辖：陕西、青海军区，甘肃、宁夏两省（区）的各军分区和步兵、炮兵、骑兵、公安部队，以及步兵、炮兵等学校。军区机关驻兰州市。8月1日，公安部队改编为人民武装警察，调归地方政府公安机关建制。1958年5月，以银川军分区机关为基础组建宁夏军区。1961年5月，重建甘肃省军区。1962年6月，中央军委直属的天水步兵学校改为兰州军区步兵学校（1969年3月撤销）。1969年1月22日，组建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1973年10月撤销）。12月5日，兰州军区司令部炮兵部扩编为军区炮兵领导机关（1982年10月又缩编为司令部炮兵部）。1974年10月，组建兰州军区军医学校（后改为卫生学校）。 1975年7月15日，成立兰州军区军政干部学校（1978年2月改为兰州军区步兵学校，1981年1月改称西安陆军学院）。1985年8月6日，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合并整编大军区的命令，乌鲁木齐军区与兰州军区合并为兰州军区。皮定均、韩先楚、杜义德、郑维山、赵先顺先后任司令员，刘澜涛、李瑞山、萧华、宋平、谭友林、李宣华先后任政治委员或兼第一政治委员。
新疆军区：1955年5月1日成立，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恩茂，副司令员陶峙岳、赛福鼎?艾则孜、郭鹏、张希钦，副政治委员曾涤。下辖：南疆军区、伊犁军区以及陆军部队。1958年11月，组建新疆军区干部学校（1962年11月改称新疆军区步兵学校）。1969年12月，伊犁军区改称北疆军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划归新疆军区建制（1975年其领导机构撤销）。1975年3月，新疆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成立（1978年1月改称新疆军区步兵学校）。1976年7 月，组建新疆军区军医学校。1979年1月，成立南疆军区。1979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新疆军区改称乌鲁木齐军区。吴克华任司令员，郭林祥任第二政治委员。12月，新疆军区步兵学校改称乌鲁木齐陆军学校。1982年，新疆军区将担负内卫执勤任务的部队移交公安部门，改编为人民武装警察部队。1985年 6月，乌鲁木齐军区与兰州军区合并为兰州军区，同时成立新疆军区（兵团级），归兰州军区领导。龙书金、杨勇、刘震、萧全夫先后任乌鲁木齐军区司令部员；萧思明、谭友林、谭善和先后任政治委员。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第一书记王恩茂、赛福鼎?艾则孜、汪锋先后兼任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司马义?艾买提、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书记谷景生先后兼任政治委员。
西藏军区：1955年5月1日成立，由省军区升为二级军区，直属中央军委领导，司令员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副司令员阿沛?阿旺晋美、朵噶?彭措绕杰、陈明义、李觉，副政治委员范明、王其梅，参谋长陈明义（兼），政治部主任刘振国。下辖西藏地区的陆军师和骑兵、工兵、炮兵、公安部队以及驻四川办事处。军区机关驻拉萨市。1959～1960年间相继成立拉萨、塔工（今林芝）、江孜（今属日喀则）、那曲、山南、日喀则、昌都等军分区以及军区生产部、公路部和干部学校。1964年4月，军区机关各业务处改称部（局）。1958年11月，张经武兼任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8年7月，曾雍雅任军区司令员，任荣任政治委员。12月，西藏军区缩编为省级军区，划归成都军区建制。
内蒙古军区：1955年于4月20日成立，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乌兰夫，副司令员刘华香、刘彬，副政治委员苏谦益，参谋长孔飞，政治部主任廷懋。下辖：呼伦贝尔、哲里木、昭乌达、锡林郭勒、察哈尔、平地泉、乌兰察市，伊克昭、河奎等军分区和1个骑兵师。1960年4月，滕海清任代司令员，吴涛任政治委员。 1967年5月，该军区降格为省级军区，归北京军区领导。
福州军区：1956年7月1日成立，由福建军区改成，并兼福建军区。叶飞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皮定均、刘永生任副司令员，刘培善任副政治委员，黎有章任参谋长，廖海光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福建军区、江西军区和军区炮兵、工程兵、公安军及驻两省的陆军军、特种兵等部队，军区机关驻福州市。1957年5月，福州军区免兼福建省军区，以军区公安军机关组成福建军区机关，公安部队改编为守备部队。1969年8月，军区工程兵机关缩编为军区司令部工程兵部。12月，组建福建、江西生产建设兵团（1974年撤销）。1974年2月，组建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后改为南昌陆军学校）。1982年7月，军区炮兵机关与军区司令部装甲兵部合并为军区司令部特种兵部。1985年6月，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合并整编大军区的命令，福州军区与南京军区合并，整编为新的南京军区。福建、江西两省军区和辖区内的野战军、地方部队及院校等，划归南京军区建制。韩先楚、皮定均、陈再道、杨成武、江拥辉先后任司令员，刘培善、杨尚奎、周赤萍、李志民、江渭清、廖志高、傅奎清先后任政治委员或兼任政治委员。
大军区机关的设立，由于各军区所处的地理位置、担负的任务和领导部队的数量不同，其领导机构的设置和编制人数也不一样。各军区领导机关都设有司令部、政治部、干部部、后方勤务部、财务部、军械部和军训处、防化学处、军事法院。有的军区领导机关还根据所辖特种兵部队的多少，分别设有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防空部队、公安部队等领导机构或业务部门。这样，军区领导机关在体制编制上基本实现了诸军兵种的合成，初步成为合成军队的战役指挥机构。
2、省军区
50年代中期，随着国内作战和剿匪任务的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家政权机构的建立与完善，特别是省级机构的正式建立和省域的调整划定，国务院决定取消原来的二、三级军区的称号，改称为省军区。对二、三级军区的领导机关进行了调整合并。决定在全国各省（自治区），均建立省军区。从50年代中期至60 年代，在全国先后共成立了27个省军区（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中央直辖市分别设立卫戍区或警备区；北京设立卫戍区，天津、上海、重庆分别设立了警备区（旅大警备区也属于军级单位）。省军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的省（自治区）设立的军队一级组织。省军区隶属大军区建制，同时是中国共产党省（自治区）委员会的军事工作部门和省（自治区）政府的兵役工作机构，受军区和省（自治区）常委、政府的双重领导，设有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等领导机关，领导若干个军分区和一定数量的部队。负责所在省（自治区）的军事工作，主要是领导预备役、民兵、兵役和动员工作，有的还担负边防、海防守备任务。省军区下辖军分区。军分区，是省下行政区划的地区（省辖市、自治州、盟）所设立的军队一级组织。军分区为师级。军分区受省军区和中共地区（省辖省、自治州、盟）委员会、行政公署的双重领导。军分区设有领导机关（司、政、后），有的还辖有一定数量的部队、分队。其主要负责所在地的军事工作，主要是民兵、兵役和动员工作，有的还担负边防海防守备任务。军分区下辖县（旗）级设立了人民武装部。人民武装部属团级，实行地方和军队双重领导。人民武装部既是中国共产党县级地方委员会的军事工作部门，又是军队的民兵、兵役、动员工作部门。1969年11月15日，中共军委决定：各省、自治区机关所在城市和重庆、鞍山、青岛、湛江等重要城市均可根据需要设立警备区机构。据此，各省、自治区机关所在城市和一些重要城市，均组建了警备区。
1985年5月，中国政府决定裁减军队员额100万，并确定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为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适应这一新的情况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同时，鉴于现行军区体制存在战役纵深浅、独立作战能力弱、机关庞大、机构重叠、后方部署重复、浪费人力物力等弊端，中央军委于1985年7月决定将11个大军区调整为7个大军区。即：
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政治委员杨白冰，辖北京卫戍区、天津警备区、河北省军区、山西省军区、内蒙古军区；后来，周衣冰、王成斌、李来柱、李新良、朱启先后任司令员，刘振华、张工、谷善庆、杜铁环先后任政治委员。
沈阳军区：司令员刘精松，政治委员刘振华，辖辽宁省军区、吉林省军区、黑龙江省军区，王克、梁光烈、钱国梁先后任司令员，宋克达、姜福堂先后任政治委员。
兰州军区：司令员赵先顺，政治委员李宣化，辖甘肃省军区、陕西省军区、宁夏军区、青海省军区、新疆军区，傅全有、王克、刘精松、郭伯雄、李乾之先后任司令员，曹生、温宗仁、刘冬冬、刘永治先后任政治委员。
济南军区：司令员李九龙，政治委员迟浩田，辖山东省军区、河南省军区；张万年，张太恒、钱国梁、陈炳德先后任司令员，宋清渭、徐才厚、张文台、刘冬冬先后任政治委员。
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政治委员傅奎清，辖江苏省军区、安徽省军区、浙江省军区、江西省军区、福建省军区、上海警备军区；固辉、陈炳德、梁光烈、朱文泉先后任司令员，史玉孝、刘安元、方祖岐、雷鸣球先后任政治委员。
广州军区：司令员尤太忠，政治委员张仲先，辖广东省军区、湖南省军区、湖北省军区、海南省军区、广西军区，张万年、朱敦法、李希林、陶伯钧、刘镇武先后任司令员，史玉孝、刘书田先后任政治委员。
成都军区：司令员傅全有，政治委员万海峰，辖四川省军区、云南省军区、贵州省军区、西藏军区，张太恒、李九龙、陶福临、廖锡龙、王建民先后任司令员，谷善庆、张工、张志坚、杨德清先后任政治委员。随着军区体制的调整，军区机关的组织编制也进行了精简，使体制编制更趋科学合理。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区领导机关，是根据战略方针、作战任务、军队的现代化程度和国家行政区划等因素设置的。中央军委根据形势和任务的需要，曾经多次对总部、大军区、省军区等领导机关的组织编制进行调整，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军队特点的、比较完善的科学的领导管理体制和指挥系统，建设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解放军、人民武警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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