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来，仰融在业界始终是一只突兀的资本大鳄，没有厚积，只有薄发，华晨也因此散漫成一座迷宫。
然而，当海南华银走到尽头时，仰融的故事终于接上了开头，而且，其结尾也就自然生成。
徐文通其人
1988年9月26日，华远集团与中国金融学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合资成立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为国有非银行股份制金融机构，注册地为海口市，注册资金1．5亿元人民币。
海南华银早期的一位管理者介绍，皇城根下的北京机构选中海南设址，主要是因为当时海南热钱如梭。
1989年1月12日，海南华银在海口剪彩开业。徐文通任董事长，牛忠光任副董事长，戴小明任常务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夏鼎钧、王启光任副总经理。其中牛忠光时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行长，戴小明时任华远集团总裁，徐文通时任中国金融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其深厚资历与业界威望使之成为董事长当然人选。
徐文通生于 1930年，江苏省启东人，军人出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银行教研室研究生，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国金融学院教学，历任清华大学核能研究所党领导小组副组长、核能发电站工程施工办公室主任、中国人民函授学院院长、中国金融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央行“五道口”博士生导师，桃李满天下。
有曾在海南华银担任过要职的人士指出，正是因为徐文通的出山，使得中国人民银行教育司、当时央行教育司下属的中国金融学院、海南华银、之后挂靠在中国人民银行教育司下的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等单位频频地出现在仰融的早期故事中。
她介绍说，仰融曾在中国金融学院工作，与徐文通有着师生之谊，忘年之交。徐执印海南华银之后，很快介入仰融初始的打拼，并成为仰融在海南华银搭建融资平台的关键人物。徐本人亦因此有荣誉加身，由于参与推动金杯客车（CBA，即华晨中国）在美国纽约上市成功，他个人曾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表扬。
这位人士还介绍，金杯客车在美上市未久，仰融随即戏剧性地受到来自“东西方”的两起调查。一起是国内针对其上市过程中可能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调查，一起是美国相关机构调查仰融与当时政要有无特殊关系。人民银行对两起调查相当配合。徐文通为此奔走于人民银行各部门。仰融无恙过关，当归功徐文通。
徐文通于1993年离开海南华银，随即出现在华晨图谱中的重镇“香港华博财务公司”（公开资料中，此为仰融在香港的私人公司），并但任董事长要职。
值得一提的是，华远集团当时的领导班底为北京市西城区“华远经济开发公司”开山人马：董事长陈元，戴小明任常务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由于仰融与海南华银日益密切的特殊关系，华远集团与海南华银渐渐疏远。1990年6月28日，华远决定，将海南华远实业公司、华远海南环岛汽车出租发展公司、华远广州联络处及总公司在海南华银信托投资公司所持股份、权益由华远南方（深圳）公司管理。
一年之后，戴小明调离总公司，任志强主持总公司行政工作。至此华远与海南华银仅剩投资关系。
早期华银尤如桃园
仰融曾说：“原始股本上，国家没有给我一分钱，基金会没有给我一分钱，任何部门也没有给我一分钱，什么时候有过一张国家给我一分钱的凭据？”对此能会心一笑的只有海南华银。
海南华银对仰融所做的事情，远远出离了资本的逐利本性，“早期华银犹如桃园”，海南华银的高管说。
有报道称，华晨集团（香港）控股有限公司最初由海南华银出资设立，海南华银为其惟一出资人，持有华晨集团有限公司100％的股份。
海南华银的内部资料显示，1990年12月18日，由海南华银出资4600万元人民币购得的金杯股份优先股46万股，面值为100元。
1992年6月10日，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将100万股优先股提前转为普通股，并将普通股面值由100元拆细为10元，海南华银出资4600万元购买的优先股变成了460万股原始股，面值为10元。
1992年7月沈阳金杯在上交所整体上市，海南华银所持有的460万股原始股变为4600万股，面值为1元。之后，这批原始股被陆续抛售，总收益为5亿余元人民币。
按仰融的说法，是华晨从“别人”手里借得4600万元，买下了金杯4600万股记账式股票。不论怎样，5亿余元的投资收益却一直为华晨占用，海南华银并无获利。
1991年7月22日，华银国际与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华博财务有限公司共同投资组建合资企业——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有资料显示，所投入的1200万美元现金均来自海南华银。
在美国上市的金杯客车的原始招股书上，华博和海南华银分别占了25％和15％的股份，而体现在招股书前面的结构图中，华博和华银却消失了。
通过和沈阳金杯汽车控股有限公司换股，华博和华银最后持有金杯客车这个项目51％的股权，而这部分股权在招股书的股权机构图上则体现为由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持有。
但是通过现在来自华晨的资料，对金杯客车51％股权的持有人仅为华晨，华银则无影无踪。
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的正式露面也得益于海南华银的鼎力相助。当时仰融听从海外投行的建议，要将金杯客车挂在一国有单位名义之下。此次徐文通的能量再次展现，1992年5月临时成立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基金会的发起人为中国人民银行教育司、华晨、中国金融学院、华银信托，注册资金210万元，其中10万元为人行教育司拨款，200万元号称来自华晨。
有消息人士指出，这部分资金绝大部分亦出自海南华银。之后，通过换股，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成为金杯客车的第一大股东，此后，海南华银再没有露过面。
在海南华银与仰融的交道中，海南华银最大的获益就是担任了金杯客车在美国纽约证交所成功上市的承销商之一，开掘了我国国企直接向国际资本市场融资的先河。
但金杯客车在美国上市以后，仰融有意疏远海南华银。一方面，拥有了金杯客车与一汽金杯两家上市公司之后，海南华银的融资能力显得单薄了许多。另一方面，仰融声名雀起，在银行贷款已不是难事。仅1996年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就贷给一汽金杯49，361，825美元的短期贷款。而且，仰融的个人魅力也随之彰显，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副经理吴小安就归为门下，成为华晨汽车董事局主席。
海南华银成为仰融始终不愿直面的发家起点。在一汽金杯1992年和1993年两个财年的借款明细中，也仅以“其他金融机构”来暗指海南华银，1994年前后，仰融接纳徐文通，同时与海南华银分道。
海南华银的下坡路
由夏鼎均接任的海南华银至1997年底净资产已达10亿美元。但随着海南经济泡沫的破裂，海南华银陷入债务泥沼，同时面临中国信托清仓的窘境。
1997年之后，证监会首先对海南华银进行调查。1999年2月13日，证监会对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青岛证券交易营业部进行了处罚。
证监会称，1996年7月至12月，华银青证利用从中国光大银行青岛分行拆借资金累计4．05亿元，通过42个个人股票帐户申购新股，共获利120．24万元。证监会对华银青证处以警告，罚款50万元，没收违法所得120．24万元；对华银青证原任总经理吕方坤处以警告，并责令华银青证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15日内撤销申购新股所用的42个个人股票账户。
这成为海南华银下坡路的起点。
1997年12月17日，新大洲（SZ，000571）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华银信托偿付欠款本金人民币45，839，721．46元，利息人民币4，960，894．80元及逾期付款赔偿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98年1月12日立案。
新大洲于1998年5月20日收回其货币资金人民币950万元，依照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书，于1998年7月2日执行回其国债人民币32，178，744元（前一日收市市值），依照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收回其华银大厦第一层A区，第二层，第三层房产，协议作价人民币、17，286，467元。
1998年5月15日，海南华银将所持的武汉电缆（SH，600879）悉数出让，共计2451 ．90万股。其时，海南华银已是举步维艰。
有知情人士透露，对于海南华银所走的下坡路，仰融一直作壁上观，毕竟双方早已形同陌路。不过，直到海南华银途穷，所有的故事都需重新再讲一遍的时候，双方十年前的瓜葛终于轻松绊倒强人仰融。
仰融步华银后尘？
早在2001年年初，就有海南华银将被清算的传闻，海南华银业务清淡，除证券营业部外，几乎处于歇业状态。
2001年11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对海南华银实施停业整顿，停止该公司有关金融业务活动，其下属的独立法人实业公司照常经营。海南华银的证券交易营业部由广发证券代为管理。
据消息人士介绍，嗅觉灵敏的仰融开始急迫地为自己谋划。2001年5月，仰融向辽宁省政府有关领导提出，由管理层集资以28亿元人民币收购华晨资产，但此后华晨频频抽取资金向辽宁省外投资，仰融与辽宁省的矛盾变得难以调和。
2002年6月初，仰融和当时的华晨汽车副董事长吴小安在会见香港基金经理时称，华晨汽车股权并非国家所有，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只是暂时行使代管职能。但时隔一周后，吴小安改口称，基金会受人民银行监控，独立运作，仰融只是该会的发言人。
随后，仰融因“不能顾及股东利益”被免去华晨汽车董事局主席的职务，不久传出仰融出境的消息。
几乎同时，大连证券被突然关闭，其第一大股东正是海南华银。大连证券的前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石雪于2002年春节后离任，并因涉嫌参与违规经营已经被捕。而石雪同时亦是华银信托的主要负责人。
有关人士说，这仅仅是海南华银涉案的一小部分而已。海南华银与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关系盘根错节，清理必须从源头开始，华晨即是一条重要线索。
海南华银内部人士称，正是海南华银的清理使得有关方面对仰融有了相当警惕。海南华银的清算工作已经开始，再现海南华银早期的资本运作，将再现仰融的非常原始积累。
华晨的股权之争也许还将在相当长时期内陷在历史长河之中，但是仰融的故事将会因此有了开头而变得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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