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何以拥护读经运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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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周枫
　　四
　　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界限上表现暧昧而中道，可是，在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界限上，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却异常清晰、明确以致固执。对社会主义的批判和与新左派的斗争不遗余力，这一点倒是表达了哈耶克保守主义的精髓。哈耶克对建构理性主义的否定完全是针对社会主义的，尽管这有挖自由主义自身墙角的危险。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误解了哈耶克，把对建构理性主义及其社会主义的批判转向投靠保守主义，坚持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联盟。
　　可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存在着一个危险地带，如果踏过去，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将面临颠覆的危险。当双方联盟时，保守主义者不愿过多地屈从于自由主义，而要将自由主义的核心??个人对善观念的自主??予以扼杀，而仅仅保留自由主义的外围??经济自由(康晓光是也)。可是，自由主义者却不干，他们既想引进保守主义对传统善观念的维护，又不愿放弃对个人自主权利的尊重，这使他们面临两难处境，弄不好有引火烧身的危险。中国今天的自由主义者就面临着这样一个处境：如果他们跟着保守主义走下去，他们就必须放弃对个人自主权的尊重，这意味着放弃自由主义；而如果他们坚持自由主义的立场，他们就得放弃对传统善观念的优先强调，这意味着放弃保守主义。自由主义者如果把善凌驾于权利之上，那么他们就会突破自由主义的底线，把强制性的灌输作为追求美德的手段。
　　自由主义者逃避两难处境的一种方式是经济上持自由主义立场，而文化上、甚至政治上持保守主义立场，他们不认为道德或政治宽容是自由主义的核心，而认为经济自由才是自由主义的核心。可是，当我们追问经济自由为什么是道德上合理的时，他们会给我们一个逃避道德追问的回答：自由主义不关乎道德而关乎历史演进，它是自生自发的，而不是任何道德合理性论证的产物。可是，自由主义怎么可能不合乎理性呢？一个不合乎理性的东西怎么可能历史地演进？排斥建构理性主义及其进步主义是荒谬的。建构并不一定是行为上的，不是像盖房子一样把自由主义建构出来，而是道德上的，是指无论自由主义如何历史地演进，它都必须合乎道德理性的评判。如果不能在理性的天平上来秤量，自由主义在与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等等竞争中拿什么去说服人？你不能仅仅诉诸它是历史的必然产物吧，历史不是无理性的，而是合乎理性的，相信进步是能够诉诸道德理性批判的前提。我们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恰恰缺乏的是建构理性主义??从道德上论证自由主义的合理性。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最终胜利靠的一定不是自发的历史演进，而是道德论证、道德评判和道德追求。自由主义者们之所以投靠保守主义，甚至不惜以权威主义来保驾经济自由主义，在政治自由主义和文化自由主义方面消极妥协、无所作为，与他们对建构理性主义的批判、对道德理想主义的诋毁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从90年代重新浮出水面起就患上了软骨病，以批判道德理想主义和建构理性主义来自欺欺人，以掩盖和说服自己的消极无为和软弱妥协，在现实主义的包装下犬儒主义地龟缩到保守主义的外壳里。
　　保守自由主义者们为自己消极无为作辩解的一个理由是，自由主义是一个自生自发过程，不是理性论证和道德追求所能促成的。在他们看来，理性不能先验地认定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自由不是寓于理性自身中的一种价值，不是人的一种不可取消的道德特征。个人自由或个人权利之所以重要以至必须，在于它们是到目前为止所能发现和找到的促进社会进步和繁荣的最佳手段。也就是说，自由的价值必须在经验中证实，其意义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它的经验效果。由此，他们把自由主义的希望建立在制度和秩序的经验稳固性上，而不相信理性对自由主义有什么意义。在他们看来，自由主义不是证明的问题，而是实行(漫长摸索)的问题；不是论证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是否有道德上的根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步步去争取权利。
　　可是，没有道德合理性的证明，没有理性的根据，自由主义会是什么样的？它会是从最易获得机会和进展的经济领域开始。因为经济上获得的权利是最不可能威胁专制权力的，经济人唯一的善目标是利益，而国家完全可以不与民争利，它甚至希望人们单一化和物质化善目标，因为，对它来讲，威胁其权力的是人们多元化善目标的追求，是不满足于动物的自由而要求人的自由的追求。保守自由主义者们心领神会这一点，他们向权力所有者暗送秋波：只要你给我自由(经济自由)，我就给你合法性，我无意争取除经济自由之外的更多自由，起码暂时无意于此。他们为自己有失人格尊严而寻找到的安慰理由或借口是，一个市场秩序的形成是保证自由主义得以确立的基础，在基础未牢靠之前冒然政治改革会制造动荡，反过来殃及市场秩序的确立，失去经济上点滴积累起来的自由。在他们看来，即使需要政治改革，也仅仅是因为经济自由主义的需要，为了确立市场秩序，政治上才不得不也要相应变革。而他们对道德的或理性的自由主义证明的否定和拒斥，是这种保守的、犬儒主义的自由主义的理论依据。
　　如果自由主义只是自发形成的、无人设计的东西，那么，在我们中国就必须等待这种自由主义的缓慢成长，而不是争取自由主义的确立。其结果自然是只进行这种市场自由主义，而是否有人们的思想、言论、参政自由，就搁置不论了。保守自由主义者们把自由主义的演进限制于私人领域里的自发自生过程，这使他们拒绝民主，甚至认为不仅不应急于推进政治民主化，而且应警惕民主的危险，言外之意是，承认或默认威权政治比推动民主化改革更能保有自由，起码在目前情况下，专制威权比民主政治更促进自由。其立论根据是，自生自发的市场秩序不依赖于政治制度的状况，市场秩序与政治的关系只在于后者不干涉就行了，而不在于政治是怎样运作的，是否有我的参与。这样的自由主义会是什么？是一个怪物。没有人们对权力的制约，没有思想、言论自由对权力的监督，没有权力之间的制衡，总之，没有一套民主宪政的保障，权力所恩准的市场自由主义必是一个腐化的渊薮。这样的自由主义只被少数精英人物所呐喊和鼓吹，而不被大众所向往、热望和期盼，这毫不奇怪。
　　把自由主义等同于经济自由主义是保守自由主义者们的一种固执，但是，这恰恰不表明他们的坚定性，而是表明他们的软弱性。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写到：“经济自由也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9但是，手段毕竟只是手段，在一个只有经济自由而没有(或尚未实现)政治自由下的制度是否称得上是自由主义的？或者，是否自然会走向政治自由主义？显然，如果经济自由已然是自由主义，或者，会自然而然走向政治自由主义，那么就不会发生像韩国、台湾、智利等曾经有过的对专制主义的反抗、斗争和争取运动了。经济自由主义不等于就是自由主义，如果不去斗争和追求，专制主义完全可能永远与经济自由并行不悖，自由主义永远不可能成为现实。
　　可见，作为自由主义本质的是政治自由主义。罗尔斯把政治自由主义作为自由主义最可能被所有合理的“主义”(包括保守主义、社会主义)所接受的内核，认为自由主义的包容性、多元主义和普遍性都仰赖于在这个内核基础上所达成的广泛共识。而经济自由却不能成为这个共识之点，如果把经济自由作为自由主义所坚守的内核，那么自由主义首先就将会对社会主义实施镇压，一旦如此，它的自由主义本质就将会完全丧失，因为如果它无法让社会主义在自由主义下宽容地存在，它就无法号称是自由主义。中国当今的自由主义者尊奉哈耶克自由主义为真理，而几乎无视美国当今关于自由主义的讨论已经远远超越了作为冷战产物的哈耶克自由主义这个事实，固执地把坚持私有制和经济自由作为自由主义的核心诉求。其结果是：一，把自己的敌人树立于经济领域而不是政治领域里，扩大了自由主义的斗争面；二，因此，他们放过了或犬儒主义地对待他们真正应该斗争、抗争的对象。也就是说，他们把社会主义而不是把专制主义作为真正的敌人，这就使自由主义者们失去了(如罗尔斯认为的)这个社会里的那些珍惜平等价值的人们的支持，而在两极分化愈益严重的今天，珍惜平等价值、坚持平等主义立场的人们之众，使自由主义者所树之敌大大增加。与80年代自由主义者一呼百应的状况形成鲜明反差，今天的自由主义者们几乎被大众所唾弃。原因即在于，80年代自由主义者的抗争发生于政治领域，而今天的自由主义者们却逃离了政治领域，犬儒主义地回避政治的专制主义现实。
　　哈耶克派自由主义者们之所以把社会主义树为真正的敌人，在于他们教条主义地认为社会主义是“通往奴役之路”。更可笑的是，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今天政治专制主义的根本症结所在，而无视对于当局而言今天的社会主义已经有名无实。罗尔斯已经指出，政治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没有必然的联系，政治自由主义的真正敌人是那些不合理的“主义”，而不是合理的一切“主义”。合理还是不合理的标准在于是否承认他者也有存在的权利，宽容就是合理，不宽容就是不合理。社会主义(坚持平等主义的立场)是否必然与政治自由主义不相容，因而必然“走向奴役之路”？平等是否就必然与自由不可调和而不能给予平衡？哈耶克所抨击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下的社会主义，可是连他晚期都承认某种平等主义的福利措施是应该的。我们看到，实行福利主义的国家，在文化上反而是最宽容的，在西方，左派更倾向于政治的自由主义精神，而右派反而倾向于政治的保守主义精神。这都说明，社会主义、平等、左派是可以在政治自由主义之下合理地与他者共处的，与专制主义并无必然的联系，正如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也并无必然的联系一样。自由和平等的冲突是合理的冲突，关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争论(只要不是你死我活的)会永远存在下去，不可能终结，但是，自由主义还是专制主义的冲突是可以终结的。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是可以终结历史的，而资本主义却不能终结历史。
　　要想拯救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声望，就必须把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拉开距离，公正处理自由与平等的关系问题。自由主义所反对的不应该是社会主义对平等的追求，而是反对它对个人权利??尤其对思想、言论权利??的压制，而这种压制并非它的本质，对平等的追求并不必然导致这种压制。自由主义认定自由的价值优于平等的价值，这并不等于捍卫自由就是抵制平等，优于并不等于排斥，它完全可以使自由与平等的冲突从自由主义之外转到自由主义之内来，使社会主义在承认自由主义内核的前提下追求平等。片面为资本主义辩护而拒斥社会主义，这会使自由主义失去其中立性目标，从而制造一个虽然人人有自由权利，却只有一部分人有自由的不公平的社会。
　　自由主义对中国的意义并不在于是否实行了自由市场制度，是否向资本主义敞开了大门，而在于是否从宪政上保证了人们有按自己的意愿来思想、来表达意见、来参与政治过程的基本权利。自由主义的根本保障不是经济领域里的市场机制，而是政治领域里的宪政制度，这种制度不存在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它只管人们的权利，不管权利的内容。你运用此权利鼓吹社会主义，并通过民主程序使国家执行某些社会主义政策，只要并无侵犯人们的基本权利，就不违反自由主义。关键是保护住人们的思想、言论权利，至于经济上是实行资本主义还是行社会主义，并无关自由主义的大局。不要因经济上限制了人们的一点自由，为平等而征用了人们的一点私有财产，就渲染为是“走向奴役之路”。经济不是自由主义的基础，政治才是自由主义的保障。可以有社会主义的专制，也可以有资本主义的专制，资本主义与自由之间正如社会主义与专制之间并无必然联系。